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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初在西北地区通过设定不同的盐米比价，引导商人支盐于解池而运粮至边地。至永乐时，解盐开中成为明廷获取盐利的主要方式。明代中叶，河东解盐逐步实现了从尽数开中到半数开中、半数折银，再到尽数折银的转变，并形成固定税额，所获盐利主要用以抵补山西财政原本的支出项目。隆庆四年水灾之后，盐产骤降，资本有限的解商纷纷因“预纳”“包赔”或破产，或他徙，税源萎缩，河东盐官被迫招徕细商小贾充塞其中。晚明灾害频仍，盐产屡有不足，实力不济的解商们难以完纳税银，明廷被迫将部分盐税按户口摊派，这使得行销区内民户的税负较别处更重。

关键词：明代；河东；盐税；解盐；山西财政；开中法

至明代中叶，九边军需日益倚重盐利：“各边初皆取给屯粮，后以屯田渐弛，屯军亦多掣[撤]回守城，边储始为民运是赖矣。而其派运之数又多逋负，故岁用往往不敷，乃以银盐济之。”【30】当时北方的山西、河南、陕西三省有供应边镇的任务，但税粮屡有逋欠，民运每有不济，山西尤甚。成化三年（1467年），山西巡抚李侃坦言：“山西所属拖欠税粮，自天顺元年起至八年止，不下数十余万。”【31】山西民运不继的情况一时难以改善。与此同时，随着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边饷已由原来的交纳米粮逐步向交纳银两过渡”【32】，而边地开中过程中占中卖窝日益盛行，以致商人中纳者日渐减少，边储益乏。在此背景下，原有的不定时的开中已经不能满足边地的需要，边地各军镇急需获得稳定的军费供应，于是临近边地的河东解盐被重视起来。

成化四年（1468年）二月，户部尚书马昂建议改革河东运司的盐利获取方式，不再执行开中政策，直接将河东运司每年额办盐课30.4万引全部卖出，“可卖银一（十）七八万，尽可以供边储”。但执行过程中，由于河东运司疏于管理，解盐多被“偷捞”，以致“私盐盛行，官盐价贱，客商不肯中纳”【33】，被窃之盐四处流溢，甚至“越河南至襄阳，径往下江”【34】。

鉴于河东运司腐朽不堪和严重的私盐问题，明廷曾尝试以河东分巡道“兼巡视河东盐池”【35】、缉捕私贩，终因该道员“词讼繁浩，无暇巡视”而作罢【36】。至成化九年（1473年），河东运司官盐因久不畅销，“积聚八年以上盐课未经放支”【37】，合计达250万引，明廷被迫增差御史巡盐河东，加以禁治。首任河东巡盐御史是王臣，王臣到任后殚心经画，整肃吏治，修筑池垣，加强缉私，官盐由是畅销【38】。次年，王臣发现“各边开中河东盐每引价银伍分，而所定粮草价亦略等，今河东支出官盐每引就本城发卖，价亦几至二钱，视开中之价不啻三倍”【39】，于是建议河东运司就地卖引，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运司差委掌印官，将积聚盐课变卖银两，仍每一月官卖（按，即卖盐与运司的购盐商人），一月商卖（按，即支盐与开中商人）。候各年中纳客商后[依]次关支原中到引盐尽绝，河东运司额办盐课但遇开中，不必召商中纳，止令官卖价银……河东运司相去各边不远，每年预期该部行令山西布政司差委的当官员，将运司变卖、收贮盐价银两赍解榆林城等边运粮草郎中、主事等官交割【40】。

《天一阁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

自此之后，河东盐税征收模式开始发生变化：其一，改变了以米粮等实物为主的盐利形式，盐利收益逐渐统一为白银。其二，较之以往开中制度下盐利由府卫州县收取不同，“官卖价银”使得盐利征收开始改由运司负责。其三，“官卖价银”使得商人获取食盐更为便利，促进了解盐的兴旺，“巨商细贾竞聚池下，盐大售于时”【41】。大量盐银流入边镇，也促进了边境商业的发展。不久，王臣任满将去，“商人匍匐入都，愿借一年”，由是得以留任一年，后因过度劳累而卒于任上【42】。

需要说明的是，自王臣奏改税制以后，事态的发展并未像他生前预想的那样：开中逐步停止，河东解盐尽数出售，所得白银运解边镇。实际上，明廷并未立即停止开中解盐，解盐售引与开中同时存在了很长时间。成化、弘治、正德年间，为了应对蒙古达延汗的崛起，边镇屡有增兵，军饷持续紧张，明廷不得不依旧开中解盐，不仅次数视宣宗、英宗之时未见减少，而且每次开中的数量更多，动辄数十万引。如弘治十六年（1503年）至十八年的三年中，河东食盐计划开中之数竟达到155.4万引【43】，平均每年要开中51.8万引。除了开中之外，河东盐银还被随时调拨，或运至沿边军镇，或周济灾民，或供王府禄米，或存山西藩库，或解送太仓，不一而足【44】。由于河东的变卖盐引和支盐给开中商人是隔月进行的，运司售卖之盐本已不少，再加上频繁且大量的开中，导致开支的解盐远超产出的定额。

为解决这一问题，明廷逐步提高了河东运司每年办盐的数额。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增河东岁办盐课一十一万六千引，共为四十二万引”【45】。河东盐额虽增加至42万引，但仍不敷所需，至正德十三年（1518年），“各商新旧开报未补之数”已经达到266万引【46】，盐商守支动辄数年。由于额课不敷所需，明廷曾多次下令河东运司于定额之外临时增加捞办，使得实际捞采的食盐时常远超定额，这种情形在弘治年间就开始了。弘治六年（1493年），山西巡抚杨澄因营建王府住宅和墓地的经费缺乏，请求朝廷令河东运司于额课之外捞办余盐十万引，“委官贸易价银，转输布政司”【47】。弘治七年（1494年），山西巡抚张敷华请求河东每年“除额办外，仍以三十万引充粮饷”，户部担心此举会造成盐价大幅降低而仅同意暂行一年【48】。正德八年（1513年），盐花盛生，户部复准河东运司于额办之外另捞20万引，“召商于偏头等处开中，以补王府禄粮之缺”【49】。正德十六年（1521年），山西巡抚张禬又请求在正额42万引之外，“捞采足二十万引之数以补给禄粮、军饷”【50】。不久世宗改元，裁革增课。嘉靖二十年（1541年），经山西抚按奏请，朝廷同意河东运司“每年捞办余盐二十万引，解补禄粮、边饷”【51】，再次令河东每年增办盐20万引。至此，河东盐额由成化二十二年的42万引增加至62万引。如果细审上引几则史料，不难发现，推动河东运司不断增加捞办数额的主要群体就是山西官员，特别是山西巡抚，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应与山西的财政状况有关。

明代山西财政在保障当地官府运转之外的主要负担，有三大项：其一，供应边储。其二，“借拨”给宣府镇。借拨山西民粮始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是年土木之变猝然发生，明廷紧急“借拨山西民粮二十七万三千六百石运赴宣府”【52】，此后年年“借拨”，山西财政难以承受，为此山西官员不断上疏。弘治十一年（1498年），户部议准山西供应宣府镇的粮草减半解运。由于各边每石粮食均折银1两上下，山西减半解运后的缺额便是13万两。起初是以京运5万两及河东盐银5万两抵补10万两，但剩下的3万两差额一直没有着落。正德八年，明廷令河东运司以后每年解送宣府的盐银由原5万两增加到8万两，才使这一缺额得以解决。此后虽屡有调整，但大致稳定【53】。其三，供应宗藩俸禄。山西境内“宗室独繁于他省”，宗藩俸禄开支巨大，致使山西财政一直都比较拮据，加之“频年被灾，军民疲敝已极”【54】。如何就近获得更多的河东盐利，是山西官员念兹在兹的目标。山西官员不断上奏，要求提高河东课额，并频繁索取盐银，进而引发山西官员与河东盐官的争执。

成化年间，解盐每引初定税银0.32两。至正德年间，因延绥镇兵饷不足，每引增税至0.5两，引发盐商们的不满。至嘉靖九年（1530年），河东巡盐御史杨东先是奏请每引盐税减作0.42两【55】，接着又在次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盐税分配方案：河东运司不再开中，每年将所产之盐尽数变卖，所得盐银“以八万两为宣府年例，以八万九千三百五十两为王府禄粮，余则归之户部”。户部同意了这个提议【56】。当时河东额盐42万引，税银当为17.64万两，其中8万两为宣府年例，8.935万两为王府禄粮，上缴户部的约为0.7万两。杨东的方案可以视为先前王臣方案的改进，不再开中，所有解盐都售给盐商，河东盐商从运司购入盐引之后，直接赴解池支盐，经过掣盐便可运往销区发卖。继任巡盐御史方涯又“题请”将每引盐税“减作三钱二分”，并要求解盐“每年卖足四十二万引之数，除解宣府八万两外，余随多寡解布政司支用”【57】。即将每年所得盐银13.44万两，解宣府镇8万两，余下的5.44万两进入山西藩库。此举降低了河东盐区的负担，但造成山西得利的减少。

嘉靖二十年，山西“逋王府禄粮共一百二十一万余两，又逋宣大、三关粮银一百二万余两，无从措补”，朝廷命河东每年增办20万引以补其不足【58】，额盐总数达到了62万引。由于山西财政供养的宗藩众多，且繁衍日众，俨然已成“无底洞”，即便增加解池的盐额也不能长期维持。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向来依赖山西财政支援的大同镇又“欠王府禄粮银几三十万”两，户部被迫调拨河东运司盐银5万两，“再借”藩司官银5万两补给，并要求大同、山西巡抚商议解决问题的长久办法【59】。与之同时，御史陈炌巡盐河东，其坐主徐阶（时任吏部侍郎）去信告诉他，朝廷准备于河东增加额课：“闻池盐近日颇多，似有加课之议。此等事恐增加则易，减免则难。”【60】不难猜测，朝廷此次加课的动议应起于大同、山西巡抚商议的结果，他们试图让河东运司再次提高盐额以解决财政缺口。陈炌在获知消息后随即上疏，称解池“盐引消折”，“商利益微而引盐日滞”，试图减少盐课。于是出现了“在藩司则请增，在运司则请减，相持不下”的局面【61】。争执持续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六月，户部拟定了新的河东盐税分配方案：

本部复准：四十二万引系是正额，折以今价三钱二分，得银一十三万四千四百两，内除解宣府八万两年例外，仍剩银五万四千四百两，当解布政司抵补民粮。其余二十万引之数，亦难议减，但以时价每引三钱二分计之，可得银六万四千两……合将六万四千两并正额剩银五万四千四百两，共一十万八千四百两，内将四万三千一百一十六两八钱，径解大同府补王府欠禄，其余七万五千二百八十三两，俱解布政司抵补民粮及王府禄粮【62】。

《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

按照新方案，河东盐额不增不减，仍然是62万引，包括正盐42万引、余盐20万引。无论正盐、余盐，引价均为0.32两，正盐折银13.44万两，余盐折银6.4万两，盐银合计19.84万两。正盐折银除了运解宣府的8万两之外，剩下的连同余盐折银分作两部分：王府岁俸约43 116两，存入山西藩库75 283两。宣府镇银、抵补民粮银和王府禄粮银三者的比例大体是4∶4∶2。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部分官吏的食俸盐、王府食盐等需要从解盐调拨，河东实际可售之盐是略少于62万引的，加之盐税的细微调整，同时又有杂项税收存在，故而《万历会计录》中所载万历初年的数字虽与嘉靖二十七年核准之数相近，但略有出入，并且有整有零，总数为198 546.46两，其中包括上交太仓的4395.9两的票税银【63】。票税银为隆庆二年（1568年）以后，河东运司于太原、汾州等产土盐之处，“查核州县户口食盐之数，计口定盐，给票收税”【64】所产生的税款，此项收入解运京师。

总的来说，成化至嘉靖年间，河东盐税征收大致发生了三种变化：盐税的征收形式由开中纳粟变为就司征银，盐利收入由边地的军卫收取变为运司直接收取，盐利的使用由多个去向逐渐向补充山西财政集中。解盐盐税逐渐补充了原由山西财政主要负担的边镇军饷、抵补民粮、藩王俸禄三大项，使得山西的财政状况大为好转。职是之故，河东盐税之于山西财政更显重要，正如时人桂萼所言，山西“一切供输，自岁赋之外，皆仰给河东之盐课”【65】。实行运司纳银制度之后，河东运司的税款均由盐商缴纳，而盐商的盈利情况自然就与运司能否完成课额相挂钩。如前所述，河东解池盐产受天气影响极大，一旦持续减产，商人将无盐可支，无利可图，自然不肯购引，运司售引得银的模式便难以为继，这便成为河东运司在新税制下的巨大隐患。

河东盐商转运食盐与他处不同，“他处率多水运，晋省必由陆运，山路崎岖，骡头车辆脚费数倍”【66】。因无水运之利，运输成本偏高，解商的利润较之他处并不算丰厚，即便经年日久，所积累的资本一般也不是太多，远逊于两淮等处，明时便有“淮商富，解商贫”【67】之说。因而一些山西商人，为了获取更多利润，并不就近业盐于解池，反而选择客居扬州等地。资本有限，就意味着需要有更快的资本周转速度才能产生足够的利润，解商才能足额缴纳盐税，盐务官员才能顺利完成考成任务。河东盐官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未在支盐、掣盐环节过分刁难，解商在支盐、掣盐过程中大体上较为顺畅，并未出现如两淮、两浙等盐区累世候支、经年候掣等怪诞情形。然而，隆庆四年（1570年）河东的特大水灾，使得解盐的产销和税收模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隆庆四年五月，“暴雨，河水涨，蒲堤溃渠决，水入盐池，则盐花不生”【68】，此后“节年水患频仍，盐池受害”【69】。解池频繁遭灾，盐花不生，盐产持续不足，而山西财政和宣府军需等早已严重依赖河东盐利，于是户部便不肯减少额课，“军饷、年例毫不可缺”。由于“盐花不生，捞采为艰”，河东盐官为了完成额课，“设法浇晒以求足数……晒盐味苦，不可以口，市不得鬻，有司者或别项征银抵价，或抑勒铺里承买，而民间实用反取之私贩，而民病矣”【70】。如果说盐质下降、强迫承买、私盐盛行是因灾害而产生的暂时性问题的话，那么对河东盐税征收产生重大打击的则是盐商的大规模破产和他徙。

由于盐花不生而额课又丝毫不减，河东盐官为了足额缴纳盐税以完成考成，便组织原来的商人预先交纳盐银于运司，承诺等到盐花复盛时进行补给。然而解池盐产持续多年都没有恢复，解商每年所获得的补给之盐有限，他们资本原本就不多，没几年便不愿跟进投资了。河东盐官又强迫解商按原来所购引数继续购买，实行“包赔”。至万历十一年（1583年），河东盐商“预纳、包赔积至九十余万”【71】，几近河东五年盐税之和，实在无力再进行预纳了。在盐商“杖毙、自尽者已十余”【72】人之后，河东盐官被迫放弃了追缴。为了完成税额，河东盐官不仅降低了贩盐门槛，而且为了吸引新的商人加入，又创设“超支”之法。对此，御史刘士忠有清晰的记述：

旧时，商人中盐必先以千万金上纳运司，然后挨次领盐，转发各省鬻卖。乃永春创为超支之法，令民间但上银一二两、十数两者，准与先支。于是三省积贩神奸蚁屯运城图厚利，而宿商巨贾素日为国家出财力用者，反坐守十数年不得关领，自此盐法大坏，商人不至【73】。

刘士忠：《三巡奏议》

河东运司把每年所获之盐售给新纳银的小商人之后，便无力顾及此前预纳的商人，于“旧商压欠数十万者，置之不问”【74】，旧商因此纷纷破产。临近运司的平阳府百姓贩卖解盐者最多，破产者也最多，出生于蒲州盐商家庭的阁臣张四维曾向河东巡盐御史邢侗言：“隆庆间池盐不生……乃创为预责商办，待池盐盛生补给之说。迄今为河东大害，环中条数百里间，富家无故破产者十室九矣。”【75】

由于河东盐商大量破产，盐税征收无以为继。在一波三折的博弈后，万历十七年（1589年），原属解盐行销区的开封府、归德府改食芦盐和鲁盐，得益于河东盐官极力争取到了阁臣的支持，河东解盐的税负得以大幅降低【76】。开封、归德二府在解盐行销区时，每年食盐仅12万引【77】，但割出二府之后，解盐每年的盐额却减少了20万引，“不论盐花盛生、靳生，酌定税额四十二万”【78】，“山东、长芦盐二运司分认河东盐课银四万八千两，河东每年止该正课银十万二千四百两”【79】。对比前引《万历会计录》，不难发现：万历初河东盐场每年办盐62万引，纳银198 546两余，每引折银约0.32两，至万历十七年，河东办盐降至42万引，纳课102400两，此时河东盐额减少了约1/3，盐税却减少了48%，每引的税银降至0.24两左右，即每引税额约减少了1/4。可以说，河东运司食盐的总税额和税率都出现了大幅降低。至万历末，陕西凤翔府“改食花马小池，仍在河东纳课领引”【80】，河东运司每引食盐的税款进一步减少。

河东运司的税负虽然在万历年间是不断降低的，但盐商的境况并未改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由于解池发水之后，解盐生产开始采用“治畦浇晒”技术，虽稳定了产量，但其较之以往的捞采法需要更多的投入【81】，食盐成本提高了，商人获利相应降低。其二，先期预纳造成盐商压垫了巨额资本，他们已无力再“报中”纳银，而盐官为了完成考成，予以新加入的小商人“超支”之权，使得河东盐务陷入一个循环怪圈：“（盐）商不报中穷于压垫之多且久，小客超支穷于旧商之不报中。”【82】由于晚明灾害多发，解池不少年份的产量不足以完成税额，新加入的小商人即便执行“超支”也不能保证尽数支盐，复使一部分小商人也开始“穷于压垫”，并加入候支行列，盐法因此大坏。万历晚期之后，河东盐官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奏革超支，重整支盐秩序。令众商“挨支以封银时日为序，毫不容搀越”【83】，但商人缴税依旧早于支盐数年。另一方面，设法提高食盐产量。例如，河东运司允许商人募民捞采，特别是在天气好的年份尽量捞采，然而多数年份“盐不生花，惟以畦种为事，竭力浇晒，不能充额”【84】，个别丰收年景所增产量也不足以填补逋欠。又如，万历四十年（1612年），“因向年压待，诸商万无补掣之望”而于女池开荒浇晒；天启六年（1626年），又于金井南北池等处开荒浇晒【85】。但诸小池池面最大不过亩余，产盐无几，铢两之获不足以扭转局面。其三，由于大量新商人，特别是那些资本不多的小商人涌入市场，在增加河东运司管理成本的同时，势必会造成解盐行销区内诸商竞争的加剧。细商小贾竞逐贩运，所获无几；大商无利，自然他徙，其中迁往长芦者最多。这种情况早在万历初期就已经出现了，如前举张四维在为其姻戚王海峰所作荣归序中提到，王海峰在长芦和山东盐区经营盐业多年，至万历初年，大量的同乡开始去投奔他，“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86】。张四维在给沧州盐商展玉泉的送序中又说道，近岁长芦盐商“视昔时不啻十倍众矣”【87】。两序结合，可以推知当时确实有很多河东盐商离开家乡，转赴长芦等地业盐，解盐的税源日渐萎缩。

盐税既然降低，河东盐利的分配势必也要重新调整。明末，河东岁征盐银124 932.1两，“内以二万八千七百七十八两五钱六分解宣镇，以四万三千一百一十六两八钱解大同，以五万三千三十六两七钱四分解山西”。根据最初的设计，解送山西的盐银中，有1万两“听代、晋、沈三府宗禄不敷之用”，但这仅有的1万两也常被改作他用【88】。这一分配方案，是在保证山西藩库收入没有大幅减少的前提下，由宣府、大同二镇和山西瓜分了原分配给诸藩王的俸禄款项，户部不再参与分成。也正因此，明末山西诸藩俸禄的拖欠变得更为严重，甚至陷入绝境【89】。

天启以降，外患、内乱纷至，中央财政捉襟见肘，河东解盐屡有增课。天启六年，明廷令“每引量加盐课以助大工”，河东增课8400两，即每引加银二分。但是完工之后，该税仍“照旧加征，以济军饷”【90】。崇祯五年（1632年）初，又令河东运司“增引一万两千五百，以充兵饷”【91】。每引按旧价0.32两征收，是为4000两。然而，是年解池又遭水灾，“雨经三旬，决池，无盐，商大困”【92】。至九月盐税解运之时，河东巡盐御史罗元宾被迫上疏请求缓征盐税。

内称……今春池水不涸，盐花不生，所望者夏秋之际耳。不意天雨连绵，洪波汪洋……河东诸商苦无雄资，又皆先纳课而后支盐，盐生不时，崇祯元年纳课者尚未支掣，今又一年无盐，又增一年预报矣……臣以国课所关……除每年边饷一十二万三千有奇，务必依期征解外，有近年加增助饷银八千四百两……又加课银四千两，恳祈皇上于中量行缓征一年，少[稍]苏其困……

奉圣旨：盐课，军饷急需，岂容延缓？还着依限解部，其考成仍照旧例行。钦此【93】。

毕自严：《度支奏议》山东司卷七

细审上引史料，可见罗元宾于奏疏中及时汇报了河东的灾情，如实陈述了河东盐商的困境，在保证能够完成额课的同时，希望加课部分能够“缓解一年”，舒缓商困。但被思宗直接拒绝。然而加课于大灾之年，催征于惶惶各商，盐官苦于考成，诸商每被杖责，“苦无雄资”的河东盐商已被逼入绝境，于是“商贾散亡”【94】，主要盐商从原来的五百余家“消乏至百余家，而额课渐次不敷”【95】。继任巡盐御史杨绳武虽“日以招商为事”【96】，但未能扭转局面。

崇祯九年（1636年），河东巡盐御史姜思睿鉴于运司缺盐、商人逃散、行盐地方相继动乱的情形，上疏奏请除票盐和花马池盐代征的小部分盐税之外，河东运司实行“商人浇晒之法及分派户口之议”，即由河东盐商与行销区内部分州县共同缴纳盐课，具体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河东运司允许盐商出资在解池内治畦晒盐，于运司“纳课领引”后“支盐出场”，食盐“听三省小贩接买，发卖行盐州县”【97】，百余盐商共认课78 768.3两。另一方面，在治安尚好的晋南、豫北行销区内按照人丁多寡分摊盐课，其中平阳、潞安、泽州、怀庆所属41县共认课银39 235.52两【98】，而黄河以西和以南的陕西、河南多数州县因“寇盗纵横，私盐充斥，官商裹足不前”基本不参与分摊【99】，所在地区民众食盐由小贩售卖。姜思睿的办法虽然解决了解商不能全额纳课的问题，但迭次引发了以下四个后果：其一，明代中叶之后，户口“黄册只取应虚文，非其实矣”【100】，官府并不能掌握各地确切的人口情况，照户籍摊派，势必造成各地食盐税负不均。另外，由于“行盐地方途生路迂”，商人根本无法做到“逐户散给”【101】。其二，灾害频仍造成的盐产不敷所需是河东盐区盐税问题的根源，单纯规定食盐分派户口，造成很多民众虽缴纳银钱，但不一定有盐可领。在摊派盐税之后，河东盐官只重视向民户征税，而不关心他们是否能获得食盐，也不关心解盐生产能否达到定额，产盐不多的盐池因而日渐荒废，如万历末年开辟的女池等“尽行荒废，积水汪洋而已”【102】，造成食盐产量进一步下滑。其三，在盐税派及户口之后不久，河东运城迭遭战事，解商逃散，“仅存寥寥三五十人，皮毛俱尽，课额征解不前”【103】，各地承销的小贩也裹足不前。产盐无人销售，盐课亦无人承办，于是明廷将盐税摊派至各州县，“令各属照人丁之多寡纳价领运，移不封课之商盐俵给人户，追户口之盐价，用抵商逋”【104】。“州县始则按人丁而受盐，继则计盐斤而缴引，按季比销，年终考成”【105】，销盐多寡成为地方官员的考核指标。其四，既然销引征课成为地方官员的任务，而各地承销食盐的店牙土商也多因战乱破产、逃亡殆尽，不少地方官员为了完成考成，就将盐银并入地丁田粮中一并征收。如山西翼城县，便是将盐银“于通县丁粮派征”【106】。如前所述，解盐所行销的晋、陕、豫三省有输边任务，民众负担本已十分沉重，启、祯之时年年灾荒，还有“三饷”相继加派，又复摊入盐课，使得民众税负极为沉重，彻底陷入绝境，以致相继变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三省之地成为晚明农民战争的渊薮。

明初河东盐税的征收是在前朝旧制的基础上改进而来，明廷通过开中法用解盐换取粮食、布匹等物资。成化十年（1474年），解盐半数于运司折银售卖，半数于各地开中。随着盐课折银的普遍推行，至嘉靖十年（1531年），解盐被全数折银，不再参与开中；嘉靖二十年，解盐的盐额和盐税都实现了定额化。盐利的最终形式由粮食变为白银，收取盐税的主体也变为盐司，这一进程与各盐区大抵是同步的。16世纪下半叶，河东的盐额基本稳定在62万引左右，盐税保持在19万两以上，就盐税总量而言，河东是当时仅次于两淮的第二大盐区【107】。万历十七年，解盐的盐额随着部分行销区的割出出现了大幅下调，但盐税下降得更多，每引税额也因此降低了不少。天启之后，盐税屡增，每引税额有了较大提高，民众盐税负担加重。兹据前文考证所得的岁办引盐与岁解盐银数额，制作折线图2。

 图2 明代河东解盐岁办引盐和岁解盐银数额图

嘉靖朝之前，河东的盐利分配并不固定，嘉靖中叶盐课尽数折银之后，河东盐税并未像其他运司那样将盐银运解北京，而是将其中的绝大部分抵补原山西财政的支出项目，如是分配，则与山西财政困难和山西官员的极力争取有关。这一分配方式固然免去了盐银解运的烦琐，但减少了户部财政可支配的数额。另外，食盐尽数折银之后，盐商成为盐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盈利情况与盐税的完纳与否相挂钩。万历初期，商人或破产或他徙，新招徕的小商人人数虽多，但获利有限，抗风险能力差，难以承受明末的税负和灾害，最终迫使明廷将盐税转嫁给民户。其实，无论盐法怎么变革，增加的盐税最终都会以盐价上涨的形式落到每个人身上。在晚明北方各省灾害频仍、兵戈迭起、新税屡增的背景下，明廷又不断增加百姓的盐税负担，无疑使得百姓陷入绝境，进而加剧了地方的动荡。

清军入关之初，军需旁午，清廷除了下令将河东盐银尽解户部外，还要求解池盐税“仍旧例催征”【108】，即按照晚明的定额进行征收，并未像其宣称的那样免除晚明的苛捐杂税。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廷又因“兵饷不敷”而于河东增加盐课3.2万两【109】，使得民众负担进一步加重。是时，解盐所行销的秦、晋、豫三省久经战乱，户口凋敝，商民无几，官吏惮于考成，百姓苦于摊销，以致三省官民交困，萧索万分。直到康熙中叶，随着全国的大抵安定，清廷才下调了河东的盐税。与此同时，北方人口逐渐恢复，官员考成也略有放松，加之盐商相继招徕，认引办课，社会的人均税负水平逐渐降低，民生方苏，北方地区才从明末大乱后的虚脱状态中逐渐恢复过来，这也预示着盛清时代的即将到来。然而，由于成本、转运等方面的劣势，清代河东盐商与明代一样，因无法积累起丰厚的财富，依旧多是商小利微的状态，河东盐商虽有纲商之名，但其实力远逊于两淮盐区，“或一家而有数十锭，或一家而止有数锭，甚且有一商名而数人朋充者”【110】。资本不足，导致河东盐商抵御风险的能力依旧较差。至清中叶，盐政渐坏，河东盐商每有不支，清廷不得不反复调整河东盐法，或推行纲商包运，或将盐课摊入地亩，或又招商转运，或改行留商行票之法，还有捐免充商之议【111】，终清一代，未得长策。盐商困绌，盐法屡更，盐税不充，盐官渐裁，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数千年的河东解盐也因之日渐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