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参Panacis Quinquefolii Radix是一种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临床应用广泛。目前，中国已成为继美国和加拿大后的第3大西洋参生产国[1-3]。西洋参性凉，味甘、微苦，具有养阴补气、清热生津等功效[3]。其药用历史可追溯数百年，现代研究亦证实其具有抗氧化、抗疲劳和增强免疫力等生物活性[4]。西洋参于2023年11月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纳入药食同源目录，逐渐在治未病领域及临床中得到广泛应用。
深入开展西洋参本草考证，不仅有助于厘清其植物来源与传统用途的演变脉络，也为其在现代药用开发中的规范化使用奠定了理论基础。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西洋参具有抗氧化、抗炎和免疫调节等生物活性[5-6]，总结并探索西洋参在心血管保护、抗糖尿病等疾病方面的治疗潜力，为西洋参的临床应用提供科学依据，使其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中的应用前景更加广阔。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皂苷、多糖类成分的药理活性及炮制工艺对皂苷类成分含量的影响等。本文基于本草古籍，结合近现代文献典籍，对西洋参的国内外名称、基原、产地、炮制、功效用法、药理作用和临床应用等进行系统考证，在此基础上整理并阐述了西洋参植物来源学名的演变，为现代医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文献依据。
1 西洋参的本草考证
1.1 名称考证
西洋参为五加科人参属植物西洋参Panax quinquefolium L.的干燥根，又称西洋人参、洋参、美国人参、花旗参和广东参等[7]。西洋参约在18世纪初传入中国；此前中国传统本草著作仅记载人参、党参等本土参类[8]。1694年清代儒医汪昂著《补图本草备要》首次记载了西洋参[9]，描述其“出大西洋弗兰西。”此后，1757年清代吴仪洛《本草从新》将西洋参以“西洋人参”之名收录其内[10]，补充道：“形似辽东糙人参，煎之不香，其气甚薄。”并记载“西洋参，苦寒微甘，味厚气薄。”明确区分西洋参与传统人参（吉林参、高丽参）的差异，即西洋参苦寒、传统人参甘温，奠定了西洋参“滋阴清热”的药效定位，突破此前参类唯补气论的局限。
西洋参的国外译名主要包括“American ginseng”“North American ginseng”“Canadian ginseng”“sang”“Panacis Quinquefolii Radix”及其植物学学名Panax quinquefolius等。“American ginseng”是最为通用名称，得名于其原产地北美。为与亚洲人参（Asian ginseng，Panax ginseng）相区分，在“ginseng”前冠以“American”，成为国际市场上普遍采用的标准译名。Panax quinquefolius一名最早由18世纪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确立。其中，“Panax”源自希腊语“panacea”，意为“万能药”；“quinquefolius”意为“五叶”，形象地描述了该植物典型的五小叶复叶结构。较早的文献中亦有“Panacis Quinquefolii Radix”一说，用以表述其药用根部[11]。
1716年，Joseph-François Lafitau首次发现并确认西洋参可作为人参替代性药用植物。在17—18世纪的早期贸易和植物学记录中，西洋参因其主产区位于加拿大和美国，也曾被称为“Canadian ginseng”或“North American ginseng”，这些名称反映了其地理分布和历史背景[12]。
18世纪初Michel Sarrazin等首次正式命名西洋参为Panax quinquefolius L.，确认该种隶属五加科（Araliaceae）人参属Panax L.，与亚洲人参P. ginseng C. A. Mey.及三七P. notoginseng (Burk.) F. H. Chen同属不同种[11]。根据生长方式的不同，西洋参可分为野生型和栽培型2类。野生西洋参主要分布于北美森林中，根部细小，但皂苷含量较高，栽培西洋参则多产自美国威斯康星州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生长周期较可控，产量较高。
综上，西洋参在名称沿革、植物分类、地理来源及药用特性方面均展现出独特性。其以“American ginseng”之名活跃于国际市场，在传统中医药体系中亦占据重要地位。
1.2 基原考证
西洋参作为人参的近缘种。在植物形态上，西洋参肉质根多呈纺锤形，偶见圆柱状或圆锥状，表皮浅黄褐色，质坚实，断面黄白色。茎为直立圆柱形，表面光滑，无分枝，一年生高约7 cm，5年生可达25～60 cm。叶3～4枚轮生，为掌状复叶，具5～7片小叶，边缘具锯齿，叶脉上散生细毛。花为顶生伞形花序，花小而密，绿色或绿白色，花瓣5枚，雄蕊5枚与花瓣互生，雌蕊2裂；果实为核果状浆果，成熟时鲜红色，内含扁平肾形种子[13]。
西洋参原产于北美洲东部大西洋沿岸的针阔混交林地，主要分布于美国东北部（如纽约州、密苏里州）和加拿大东南部（如蒙特利尔、魁北克）等地[11]。该区域普遍处于北纬30°～47°、西经67～125°的山地丘陵，适宜西洋参的自然生长。汪昂《补图本草备要》中首次收载了西洋参，称其“出大西洋法兰西。”赵学敏于《本草纲目拾遗》补充记载，并沿用其“西洋”之名。由于其早期为进口药材，清代文献多对其来源有所混淆，但现代植物分类学已明确其基原植物为P. quinquefolius L.，与人参虽同属，但基因型和化学成分均存在差异[7]。
1.3 功效与用法考证
中药的性味归经与功效主治，是中医药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国药典》2025年版将西洋参列为甘、微苦之品，具有补气养阴、清热生津的功效，主治气虚阴亏、内热消渴、口燥咽干等症。其性味与功效最早可追溯至清代汪昂《补图本草备要》，书中记载：“西洋参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首次明确其“性寒滋阴”特点[7]。《本草从新》指出其“苦寒微甘，味厚气薄”，强调其清肺火、生津止渴的功效[10]，适用人群为“虚火者”，体现了早期对西洋参清补特性的谨慎认知。《本草纲目拾遗》在此基础上明确其“滋阴降火”之功，可用于肺阴虚咳血、虚热烦渴等证。尽管仍属热证专用之品，但已显示出对阴虚证候广泛适应的倾向[14]。
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医家逐渐突破其“清火专药”定位：《药性考》提出：“洋参，唯性寒，宜糯米饭上蒸用，补阴退热。姜制益元，扶正气。”首次提出通过蒸、姜制等炮制法调和其寒性，该认识拓宽了适应证范围；《医学衷中参西录》则进一步指出：“西洋参能补助气分，兼能补益血分。”提出西洋参“气分血分同补”的理论[15]，并将其确立为性凉而兼补气养阴之品。在配伍应用方面，《得配本草》强调西洋参与麦冬等药物联用可滋阴降火、治疗虚热烦渴；在炮制方法方面，清代文献除记载常规“蒸制”法外，《修事指南》还载有“米炒”法以增强健脾作用；部分地方医家亦用“童便制”法治疗阴虚火亢型咯血，取其“引火下行”之效[16]。现代《全国中药炮制规范》继承并规范炮制步骤：去芦、润透、切片、干燥等，强调去除芦头之苦寒，保留其主药性。
综上，西洋参从清代初期“清火滋阴”的专药定位，逐渐发展为兼具补气养阴、性凉而不滞的广谱中药。其功效认识、配伍理论、炮制方法与地域用法的持续演进，体现了传统中医药文化中以临床实用性为导向的动态吸收机制。
2 西洋参的主要化学成分
西洋参化学成分复杂，近年来已报道的化学成分主要有皂苷类、多糖类、氨基酸类、脂肪酸类、黄酮类、挥发油及微量元素等。其中以人参皂苷和多糖成分为关键活性成分。
2.1 皂苷类
西洋参的药用价值主要归因于人参皂苷类成分，其广泛分布在根、茎、叶、花蕾及果实中。该成分结构由甾体骨架连接糖基构成，依糖基类型及连接位点差异可分为达玛烷型、齐墩果酸型、原人参二醇型（protopanaxadiol，PPD）、原人参三醇型（protopanaxatriol，PPT）、奥科蒂尔型[17]。达玛烷型皂苷在人参皂苷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代表性成分[2,18]如人参皂苷（Rb1、Rg1、Re）等在认知功能改善、抗氧化、抗炎等方面表现出良好的生物活性。此外，拟人参皂苷F11为西洋参特有成分，而人参皂苷Rf仅见于亚洲人参[19]。目前，研究从不同采收期西洋参的不同部位中共分离鉴定出100余种皂苷[20-22]，如新型达玛烷三萜皂苷[23-25]、拟人参皂苷F8/RC1、西洋参皂苷Lc[26]及奥科蒂尔型皂苷和齐墩果烷型皂苷等[27-28]。炮制后原人参皂苷（Rg1、Re等）含量下降，低极性皂苷（如人参皂苷Rg3、人参皂苷Rg5）升高并形成异构体（如人参皂苷Rk1/人参皂苷Rg5、人参皂苷Rk3/人参皂苷Rh4）[29-30]。
上述研究系统揭示了西洋参皂苷的结构多样性、部位特异性分布及炮制转化规律，为活性机制与质量标准研究奠定基础。
2.2 多糖类
多糖作为西洋参重要活性成分之一，在结构表征方面，研究表明西洋参多糖主要由葡萄糖、半乳糖、阿拉伯糖及甘露糖等单糖构成[31-33]，这些单糖通过不同的糖苷键连接形成复杂结构。糖苷键是多糖的关键结构特征，其主链结构常由α-L–鼠李糖、β-D–半乳糖醛酸和β-D–半乳糖构成，侧链的构成则包含多种单糖的连接模式[34]。依据其化学结构是否含有酸性或碱性基团，将西洋参多糖分为酸性、碱性和中性多糖。西洋参酸性多糖[35-36]（acidic polysaccharides from P. quiquefolius，APQP）是西洋参的关键成分，主要由半乳糖醛酸构成，能激活免疫细胞，增强免疫和抗肿瘤活性，提取方法如柱色谱法可以提升其应用价值。未来研究将优化提取技术以提升生物活性。
碱性多糖[37]富含氨基糖，主要由葡萄糖和甘露糖组成，其在酸性环境中氨基糖的氨基质子化（带正电），可增强分子间静电斥力，减少氢键形成，从而抑制分子聚集，提高溶解度进而提高生物利用率和治疗效果，具有抗肿瘤和免疫调节作用。提取技术如深共沸溶剂和超声波辅助提取提高了其纯化效率。西洋参中性多糖（neutral polysaccharide of P. quinquefolius，NPQP）[38]主要由葡萄糖和半乳糖构成，具有较低的分支度和广泛的相对分子质量范围，影响免疫调节和抗肿瘤效果。西洋参多糖的三维结构和形态特征同样是影响其生物活性的关键因素[39]。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等技术，发现西洋参多糖的微观结构呈现出多孔的特征，这种结构不仅有利于增加其溶解性和生物利用度，还可能增强其对细胞的作用能力。
综上，西洋参多糖成分来源丰富、结构复杂，涵盖中性、酸性及碱性多糖。随着现代分离技术和结构鉴定手段的不断进步，为西洋参多糖的功能活性研究及其质量评价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3 氨基酸类
西洋参作为一种重要的中药，其有效成分包括多种氨基酸及其衍生物。该类化合物基本结构特征为氨基（-NH2）和羧基（-COOH），侧链结构决定其化学性质和生物活性。氨基酸衍生物通过酰化、磷酸化或甲基化等反应形成，其极性和生物利用度随之改变，其中L–谷氨酰胺和L–精氨酸[13]在信号传递和免疫调节中具有显著作用。西洋参中氨基酸基于化学结构和理化性质主要有3种分类方法：侧链特征分类（酸性/碱性/中性）、代谢路径分类（天冬氨酸族/谷氨酸族等）、特殊功能分类（必须/非必须等），西洋参中不仅包含多种必需氨基酸[30,40]（如谷氨酸、精氨酸等），还含有多种非必需氨基酸[41]。
研究发现，不同地理环境[42]与炮制工艺[43]对西洋参的氨基酸组成存在显著影响。中国产区样品中酸性氨基酸的含量尤为丰富。而在美国产区样品中，碱性氨基酸的含量则显得更为突出，陈军辉[44]、罗明等[45]建立了西洋参中17种氨基酸的高效液相色谱指纹图谱，为氨基酸类成分的定量质量评价提供了技术依据。
综上，西洋参中氨基酸成分种类丰富，不仅涵盖人体必需氨基酸，还含有多种功能性氨基酸。不同部位、品种和产地在氨基酸组成及含量上存在差异，显示其在营养补益及功能食品开发方面具有较高的研究与应用潜力；在西洋参中，3类氨基酸通过互补作用共同发挥生理效应：酸性氨基酸（如谷氨酸）提供能量代谢和抗氧化支持；碱性氨基酸（如精氨酸）增强免疫和修复功能；中性氨基酸（如甘氨酸、亮氨酸）维持结构稳定和代谢平衡。
2.4 脂肪酸类
脂肪酸是西洋参中具有营养与潜在功能活性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饱和脂肪酸（saturated fatty acids，SFAs）、不饱和脂肪酸（unsaturated fatty acids，USFAs）。西洋参中常见的SFAs[46-47]有棕榈酸（十六烷酸）、十九烷酸等，而USFAs则主要包括亚油酸和油酸等。其中，α-亚麻酸[46,48]是西洋参中主要的活性脂肪酸之一，具有重要的生物活性和潜在的药理作用。目前，西洋参脂肪酸检测[49]通常利用超临界流体提取、溶剂萃取、膜分离技术及甲酯化处理等方法对西洋参进行提取与纯化，采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多维液相色谱及气相色谱–质谱联用（gas chromatography mass spectrometer，GC-MS）等技术有效分离出鉴定中性和酸性脂肪酸，显示西洋参脂质中脂肪酸种类多样的显著优势。
2.5 挥发油类
挥发油是西洋参中芳香性和生物活性的重要物质基础，主要包括萜类（单萜、倍半萜）、芳香族化合物、脂肪族醇、醛、酮等；其中萜类化合物[50-51]（如β-金合欢烯、α-蒎烯），为挥发油的核心成分，具有抗菌、抗炎活性。芳香族化合物如2,4-双(1,1-二甲基乙基)-苯酚贡献特殊香气；酯类如亚油酸甲酯、硬脂酸可能参与能量代谢调节。有研究通过GC-MS分析西洋参根部挥发油，共鉴别出52种成分，其中以烯类与烷烃类为主，β-金合欢烯的相对含量最高，达26.05%[52-53]。
西洋参根[54]、茎[55]、叶、花[56]、果中均含有挥发油成分。根中挥发油倍半萜化合物（β-金合欢烯、没药烯等为主）占总挥发油的75%；研究表明，西洋参茎叶花的挥发油成分多以醇类、酯类和倍半萜为主。有研究[46,57]使用多元统计方法分析不同加工方式对挥发油成分的影响，发现人参炔醇、反式-β-金合欢烯等为具有区分性的差异标志物，反映了加工处理对挥发组分的显著影响。
2.6 核苷类
核苷类是西洋参中具有广泛生理活性的水溶性成分。其核心组成包括腺苷、鸟苷等核苷酸类物质。这些成分不仅参与细胞能量代谢，还在细胞信号传导和基因表达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超高效液相色谱法同时测定了西洋参不同部位的8种核苷（鸟嘌呤、腺嘌呤、尿苷、腺苷、鸟苷、2′–脱氧鸟苷、肌苷和β-胸苷）发现：芦头核苷酸含量高于其他部位[57-58]，刘昌达等[59]和李伟等[60]从西洋参花蕾中分离得到多种核苷类化合物（如脱氧尿苷、脱氧胸苷），为核苷类成分的结构解析与来源研究提供了补充数据。
2.7 无机元素
西洋参中的常量与微量无机元素具有重要的营养补益价值。其中，砷、硒、铅、镉等是较为常见的无机元素。这些无机元素在人体中既有必需的生理作用，也可能引发毒性反应。离子对反相色谱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mass spectrometry，ICP-MS）相结合技术检测出西洋参中的铁、铜、铬、硒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61]。随后，有研究采用中子活化分析法检测西洋参无机元素，发现不同国家产地的西洋参的锰、铁、铜等元素含量均高于同属植物（人参、三七）[62]。谷思梦等[63]结合微波消解-ICP-MS与多元统计法分析了8个产地样品，发现钾、钠、锌、锰可作为威海产西洋参的地理标志元素。多项研究采用不同仪器方法检测西洋参不同部位中常量元素（钾、钙等）及微量元素（铁、锌等）的含量，发现植株地上部分的有毒元素加和含量高于地下部分，提示应优先选用根部作为药用部位[62,64-65]。
2.8 黄酮类
黄酮类化合物是西洋参中的重要多酚类次生代谢产物，虽含量较低，但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等生理活性。其主要包括槲皮素、山柰酚、紫云英苷等化合物，通常通过植物的次生代谢途径中的苯丙烷–类黄酮代谢途径合成。高效液相色谱法[64]从西洋参果实中分离得到7种非皂苷类化合物，其中人参黄酮苷、槲皮素苷等为首次在该属中鉴定。随后有研究通过多种分析手段确证人参黄酮苷的存在[66]。孟祥颖等[66]采用双波长薄层扫描法测定不同部位总黄酮含量，结果显示西洋参花中质量分数最高（0.64%），根部最低（0.10%），表明黄酮类主要分布于地上部分。此外，槲皮素和山柰酚是西洋参中最为重要的2种黄酮成分。这类化合物通常以糖苷形式存在，如槲皮素-3-葡萄糖苷和山柰酚-3-葡萄糖苷等。
2.9 有机酸类
西洋参中所含的有机酸种类繁多，根据化学结构主要分为羧酸类、酚酸类及其他类型有机酸。其中，羧酸类主要包括柠檬酸、苹果酸、琥珀酸等[67]；酚酸类主要包括咖啡酸、阿魏酸等；其他类型有机酸则包括草酸、酒石酸等。目前，西洋参有机酸的具体成分、含量及结构–活性关系尚未被系统解析，且活性成分的相关作用机制研究也较为匮乏。
3 传统功效与现代药理学的关联性
3.1 补气养阴功效的药理学机制
西洋参作为传统补益中药，主要用于治疗气虚阴亏、虚热烦倦等症，其“补气养阴”功效可通过多组分协同、多通路互作的药理机制实现系统阐释，核心机制主要体现于免疫调节与抗氧化轴协同调控2方面（图1）。
3.1.1 免疫调节 西洋参的免疫调节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多糖和皂苷对免疫细胞功能、细胞因子分泌及相关信号通路激活的影响等方面。研究表明，西洋参中的多糖与皂苷联合使用可有效改善化疗药物环磷酰胺诱导的小鼠免疫紊乱，刺激小肠CD4⁺ T细胞和免疫球蛋白A（immunoglobulin A，IgA）分泌细胞，增强机体免疫应答[68]。人参皂苷Rg1通过促进三磷酸腺苷（adenosine triphosphate，ATP）生成激活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adenosine monophosphate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AMPK）信号通路，调控脂肪酸氧化与葡萄糖代谢，从而改善能量代谢异常[69-71]。此外，皂苷还可通过c-Jun氨基末端激酶（c-Jun N-terminal kinase，JNK）/p38/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s，MAPK）信号通路减轻β-淀粉样蛋白25-35诱导的小鼠脑组织tau蛋白过度磷酸化，发挥神经保护作用[72]。在多糖方面，西洋参酸性多糖APQP2、APQP4和APQP5能以剂量相关性促进小鼠单核巨噬细胞白血病RAW264.7细胞分泌一氧化氮、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和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表现出显著的免疫增强活性[11]。同时，西洋参多糖和皂苷均可多层次调控免疫器官与细胞功能，包括促进淋巴细胞增殖、增强巨噬细胞吞噬能力，及调节细胞因子水平、抑制炎症反应，在自身免疫性疾病干预中具有潜在应用价值（图2-A）[73-74]。
3.1.2 抗氧化 西洋参的抗氧化活性主要归因于人参皂苷、多酚类（包括黄酮类、有机酸类）及多糖等成分。基于蒸制前后醇提取物的实验分析，验证了西洋参的抗氧化作用，并建立了8种人参皂苷的指纹图谱，结果显示蒸制西洋参的抗氧化活性显著优于生品，且皂苷种类随蒸制过程增加[75-76]。此外，研究通过H2O2诱导人肝癌HepG2细胞构建的氧化损伤模型，分析了西洋参多糖的抗氧化保护机制，结果表明西洋参多糖可通过调控核因子E2相关因子2（nuclear factor erythroid-2-related factor 2，Nrf2）Nrf2/HO-1信号通路改善细胞氧化损伤，从而减轻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伤[77]。有研究采用多组学技术对比不同采摘期西洋参果与根的抗氧化能力差异，并解析成分相关性，结果显示果实抗氧化能力显著强于根部，且总黄酮、总酚含量与抗氧化能力呈显著正相关[78]。人参皂苷F2通过提升线粒体ATP合成效率及显著降低细胞内活性氧水平，实现能量代谢与氧化应激的双重调控。这一作用机制与气虚证“能量不足–氧化损伤”的病理特征高度契合，为临床干预提供了分子靶点（图2-B）。西洋参在动物模型中的抗氧化作用见表2。综上，西洋参主要通过增强抗氧化酶活性、调节细胞信号通路（如Nrf2/HO-1、JNK/p38/MAPK等），发挥清除自由基、保护细胞的作用，对维持机体稳态及延缓衰老具有重要意义。
3.2 清热生津功效的药理学机制
西洋参凭借其显著的清热生津功效，在临床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在热病伤津、口干咽燥等证候的治疗中展现出独特优势（图1）。当前研究证实，西洋参的清热生津效应与其多组分协同作用密切相关，主要涉及活性成分（如皂苷类、多糖类）对机体炎症过程、衰老及神经内分泌系统等的精细调控。
3.2.1 抗炎 西洋参的抗炎作用主要通过抑制炎症介质释放、改善细胞氧化还原状态实现。基于脂多糖诱导的RAW264.7细胞炎症模型，研究证实人参皂苷具有抗炎活性，其中人参皂苷（Rg1、Re）等活性成分对巨噬细胞IL-6、TNF-α等炎性因子及一氧化氮具有显著调节作用[87-89]。此外，基于中药代谢组学与生物信息技术，筛选出不同产地西洋参样本抗炎活性相关的差异成分，并在斑马鱼模型中得到验证。结果显示，人参皂苷、齐墩果酸、镰叶芹二醇等活性成分主要通过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3-kinase，PI3K）/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Akt）信号通路发挥抗炎作用[90]。西洋参挥发性组分中的聚乙炔类可通过抑制结肠巨噬细胞DNA损伤与细胞凋亡，有效缓解葡聚糖硫酸钠诱导的小鼠结肠炎[91]。另有研究发现，多种人参皂苷均可通过增加脑组织水通道蛋白表达来缓解脊髓水肿并改善神经功能[92]（图3）。西洋参在动物（细胞）模型中的抗炎作用见表3。上述研究揭示了西洋参多类活性成分在炎症调控中的协同机制，为其在抗炎相关疾病中的临床应用及西洋参清热生津的机制阐述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
3.2.2 抗衰老 西洋参在延缓衰老方面展现出显著潜力。人参皂苷（Rg1、Rb1）作为其核心抗衰老成分，可通过减轻氧化应激、调节端粒酶活性、抑制细胞衰老及维持线粒体稳态等机制发挥抗衰老作用[91]。西洋参通过整合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HPA）轴调控、神经递质平衡及神经保护三重机制，实现对神经内分泌系统的精准调节。多项研究表明人参皂苷可以通过调节HPA轴，有效抑制应激状态下的糖皮质激素（如皮质醇）过度分泌，纠正由此引发的神经内分泌紊乱[99]。此外，生物信息学研究揭示，西洋参可能通过靶向Akt、大鼠肉瘤病毒致癌基因同源物及PI3K/Akt等关键信号通路，参与神经内分泌调节、细胞周期调控等生物过程，从而实现其抗衰老效应[100]（图3）。
4 临床应用
4.1 心血管系统疾病
心血管系统疾病是全球主要致死因素，西洋参在心肌保护、抗氧化及能量代谢调节中展现出潜在药理价值。陈可冀院士以天王补心丹为基础，重用西洋参以益气养阴，自拟“新补心丹”治疗气阴两虚、阴虚火旺型心律失常、病毒性心肌炎等，认为冠心病气阴两虚证首选西洋参，补气不助火，养阴不滋腻，临床屡获良效[101]。张学文自拟“四参安心汤”，由西洋参、丹参、玄参、炙甘草等组成，具有补益心气、活血养阴之功，广泛用于病毒性心肌炎及冠心病心律失常的治疗[102]。西洋参在心血管疾病治疗中的转化研究成效显著，其活性成分（如人参皂苷类化合物）已成功转化为多种创新型药物及功能保健品，并实现临床应用。当前，洋参冠心片与伪人参皂苷GQ注射液仍处于III期临床研究阶段，尚未获批上市；而心悦胶囊（人参皂苷Re为主要活性成分）作为国家中药新药广泛用于气虚血瘀型冠心病防治。
4.2 代谢性疾病
代谢性疾病是现代社会高发慢性病之一。西洋参人参皂苷在调控血糖、改善脂质代谢及炎症水平方面表现出积极作用。南征教授在治疗消渴病时，提出“消渴病位在散膏，散膏受损时，脾胃亦虚，后天之精化生不足则元气难充。”治疗时应以补肾培元，常用消渴肾安汤配伍姜制西洋参以益气养阴、扶正固本[103]。袁占盈教授[104]在治疗糖尿病、高血压时，善用西洋参和三七组配对，二者合用，可通其瘀滞而不伤正，补其虚损而不壅滞，起到补气生津、化瘀止血作用，临床使用疗效显著[103]。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的系统评价显示，西洋参提取物作为辅助干预手段，可显著改善代谢综合征患者的糖脂代谢紊乱。进一步研究揭示，该干预还可有效降低收缩压，这些发现证实了西洋参在糖脂代谢调节中的多靶点效应[57,105]。西洋参配伍方案已用于糖尿病气阴两虚证（通过调节AMPK通路）[106]及肿瘤放化疗后虚热证（通过抑制NF-κB炎症通路）[107-108]，拓展了古籍中西洋参治疗“虚火”概念的生物学内涵。
4.3 呼吸系统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是西洋参药理研究的重点领域。研究表明西洋参提取物可通过促进白细胞增殖及抗体生成，增强机体免疫应答[76,109]。晁恩祥[110]基于《内经》：“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理论，提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核心病机为肺肾两虚，明确其治疗大法为调补肺肾，善用西洋参益气养阴，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自拟经验方调补肺肾方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仝小林[111]、南征[103]常用西洋参加减治疗阴虚或过劳发热，取西洋参益气生津、滋阴固脱之效。研究证实，人参皂苷可抑制IL-4、IL-5与IL-13的表达，从而减轻气道炎症反应[112]。结构生物学研究发现，人参皂苷（Rb3、R1、Rc）通过与热休克蛋白90α结合，导致类固醇受体辅激活因子与PI3K失活，进而抑制Akt与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信号通路，阻断肺癌进展[76,113]。一项为期16周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表明，含有聚呋喃酰基吡喃酰基糖的西洋参提取物可显著提升呼吸道免疫功能。结果显示，干预组较对照组可减少平均感冒次数、经历2次或更多次感冒的受试者比例、症状的严重程度和报告感冒症状的天数。该研究为氟代人参皂苷增强呼吸道黏膜免疫的临床应用提供了循证医学证据[114]。
4.4 神经系统疾病
神经系统疾病已成为全球健康挑战，西洋参在此领域展现出显著治疗潜力。研究证实，人参皂苷（Rg1、Rb1）可通过抗氧化及维持线粒体稳态改善认知功能[115-116]；相较于传统抗焦虑药地西泮，人参皂苷在发挥抗焦虑作用的同时无明显不良反应[117]。孙光荣[118]基于多年临证经验，总结出调气化痰、祛瘀调神法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伴发焦虑、抑郁等症状共论的一类疾病，首倡“中和”学术思想，擅长用西洋参、生北芪、紫丹参三联药组益气活血、化痰祛瘀，临床疗效颇佳。此外，拟人参皂苷F11被证实可显著降低脑梗死体积、脑水肿及神经功能缺损，其机制可能通过调控血小板活性及激肽通路实现对血栓栓塞性卒中的治疗作用[119]。
4.5 消化系统疾病
消化系统疾病是西洋参药理研究的重点方向。脾胃病专家单兆伟[120]基于慢性萎缩性胃炎“脾虚为本，湿热血瘀为标”的病机认知，创新性构建西洋参配伍黄连的祛湿清热、健脾补虚治疗策略，并据此研制清幽养胃胶囊制剂，临床屡获良效。食管腺癌可归属于中医“噎膈”范畴，其核心病机为脾虚肝郁、瘀血内阻，而脾胃素虚则是其发病的根本基础。相关研究表明[121]，采用“扶正祛毒”治疗法，联合西洋参与白花蛇舌草配伍，并配合结直肠癌联合化疗方案治疗晚期食管腺癌，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减轻化疗引起的毒性反应，并有效下调泛素样含植物同源结构域和环指结构域1基因的表达。临床研究证实[122]西洋参提取物可通过调节肠道微生物组成和上调乙酰胆碱等神经递质，改善健康年轻人和中年人的短期记忆和注意力/警觉性。
5 结语与展望
西洋参在免疫调节、抗疲劳及抗氧化等方面的活性已得到广泛验证，其针对消化、呼吸、心血管、神经及代谢性疾病的干预靶点与通路已系统揭示（图4），在慢性疾病及亚健康状态干预中具有显著优势。随着现代科技进步，代谢组学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在西洋参研究中的应用持续深化，该技术通过系统分析生物样本中的代谢产物，为揭示药效成分及作用机制提供了关键支持[123-124]。基于“药食同源”属性及人参皂苷等成分的药效优势，西洋参在保健食品领域展现出良好应用前景，尤其在老年人群及体虚亚健康群体中具有应用潜力[125]。西洋参特征性皂苷类及多糖成分通过免疫稳态调节、代谢重编程和神经保护三重通路协同作用，在亚健康干预中具有核心价值。
“治未病”作为中医理论的核心思想之一，强调通过体质辨识和早期干预来预防疾病的发生。这一理念与当代主动健康战略高度契合，后者倡导通过科学的自我健康管理、系统的健康教育及社会支持体系，以主动预防替代被动治疗。中医治未病理念中关于“未病先防”的指导思想，在西洋参的临床应用中得到充分体现。西洋参的多种活性成分使其具备明确的保健功能，可开发为多种功能性食品；市场上西洋参功能性食品种类逐渐丰富，涵盖了固态食品（胶囊、粉剂）、液态食品（口服液、功能性饮料）、半固态食品（膏方、凝胶软糖）、特膳食品（运动营养品、代餐粉）等。
西洋参作为传统中药，兼具本草价值与现代药理研究潜力。其活性成分（如人参皂苷）在免疫、心脑血管、代谢、神经等系统中具有多靶点、多通路作用。目前药理学研究已阐明其通过AMPK、PI3K/Akt等信号通路发挥抗炎、抗肿瘤与调脂等功能，为其现代医学转化提供理论支撑。未来，通过代谢组学与整合药理学的深入融合，不仅能深化对西洋参传统功效物质基础的现代科学诠释，更将为基于其活性成分的先导化合物发现及功能性保健食品创新研发开辟全新路径，展现出在大健康产品研发领域的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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