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全球科学中的权力配置

西蒙·马金森

牛津大学教育系

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国际著名教育学家，现任牛津大学教育系教授、全球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创始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高等教育、教育社会学、教育政治经济学、比较教育学。

一、引言：全球科学

在许多学科中，“全球科学”已成为知识领域的主导范式（Marginson, 2022b）。科学与高等教育之间存在紧密联系（Powell et al., 2017; Baker & Powell, 2024）。全球超过五分之四的学术论文至少有一位作者来自高校。尽管只有少数高等教育机构从事科研，但这些机构在科学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科研能力已成为全球大学地位的关键标志。

“全球科学”具有可展示和可显示性，可通过相关论文数据库的指标进行衡量，即发表于两大核心文献计量数据库中的学术成果——科睿唯安旗下的Web of Science与爱思唯尔旗下的Scopus。这些数据库收录了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还收录了部分社会科学研究以及极少量的人文学术作品。

在此意义上，全球科学几乎完全由英语论文构成。因此，尽管全球科学是唯一可开放访问的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但它并不等同于人类整体知识体系，即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是如此。这一事实揭示了科学权力关系的根本特征，即被排除在外的知识清单很长，包括大量非英语学术研究以及世界各国的本土知识体系。有关文献计量数据库作为知识存储体系的局限性将在后文进一步讨论。

本文首先探讨全球科学体系增长的动力以及全球科学与国家政府及其科研体系之间的关系。随后，分析全球科学体系的多元化与多极化以及在这一多元体系之中持续存在的科学权力霸权——西方（尤其是英、美学术体系）在诸多科学领域的主导地位和被排除在核心圈层之外的知识形态。最后部分进行全文总结。本文所使用的二手数据主要来源于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NSB, 2024）基于Scopus的数据汇编以及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 2024）基于Web of Science的排名数据。

二、网络化科学的增长

全球科学体系的诞生得益于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兴起与普及，这是全球科学出现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尼克拉斯·卢曼（Luhmann, 2012）在其《社会理论》（Theory of Society）一书中指出，迈向“世界社会”的决定性一步，在于“人们发现全球已然成为一个封闭的、有意义的交流空间”（第1卷，第85页）。自1989年互联网问世以来，网络化社会交往迅速发展。图1展示了1990年至2023年间全球互联网覆盖范围的扩展，这一趋势也直接促成了全球科学体系的建立和扩展。

然而，全球科学体系并非单纯由技术驱动，而是由科学共同体的成员通过网络化的社会交往所塑造。北美高校在早期互联网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学者在最初的同步协作、数据共享与国际出版中也处于领先地位。这使得全球科学体系形成于具有扩张性动力的开放网络，并受到美国学术规范的影响。学科共同体内高度自治的专业自我规制机制，使得科学研究的自由互动主要由学者主导，而不受政府直接监管。不过，这一体系的形成也同样伴随着一种强烈的美国文化优越意识。

科学发展的自主性动力至关重要。虽然政府和科研机构也是科学活动的重要推动力量（资金支持对于大多数科学研究而言是必要但非充分条件），但管理者无法直接做出科学判断。科学必须由学者自下而上推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科学体系符合平等主义原则。科学家需要经过多年成本高昂的专业训练，并依赖大量科研资源，而获取这些训练与资源的机会是存在分层差异的。全球科学体系中不同国家和机构的能力与影响力并不均衡，甚至差距巨大。因此，全球科学体系并不是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本文将在后文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

自1996年以来，全球科学文献的发表数量年均增长5%，每12年左右翻一番，具有国际合作者的论文数量迅速增长。正是部分缘于这种跨国合作，科学研究在互联网诞生以来得以扩展至更多国家。

（一）开放网络的逻辑

信息和知识通过网络能以闪电般的速度跨越国界，创新成果亦得以迅速扩散。网络结构可以天然地促进科学共同体不断增长。随着连接数量的增加，新连接的边际成本下降（Castells, 2000），因此，新的研究人员和国家科学体系可以通过加入既有的全球科学网络，迅速获取庞大的科研资源。在这一全球科学体系中，既有机构与大国并未对新进入者设置严苛的准入门槛，研究人员可以自由地与网络中的任何成员建立学术联系。

这一组织形式可能对新成员更加开放，因为随着网络密度的提高和’中介度’（betweenness）指标的降低，越来越少的学术交流需要经过核心国家或核心节点……国际合作对于科研体系较不发达的国家尤其有利……得益于日益高效的研究搜索与信息交流，研究人员可以充分利用国外的科研成果、数据、设备和专业知识……全球科学网络如今已成为一个更加稳定的体系，为各层级的研发活动提供活力和方向（Wagner et al., 2015）。

全球科学体系中跨国合作关系增长最快的是科学新兴国家之间的合著论文（Choi, 2012）。自1996年以来，中国、印度及传统科学强国（如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之外的国家的科学论文产出增长尤为迅速，而传统强国的论文增长相对较慢。曾几何时，全球科学几乎完全由英语国家、西欧、俄罗斯和日本主导，如今这一格局已发生显著变化。

（二）跨国科研合作与流动性

一国之内的跨机构合著论文的比例大幅上升，而国际合著论文的增幅更为显著。图2呈现了1996年至2022年间Scopus数据库中国际合著论文的增长趋势。在电子网络普及之前，1970年Web of Science收录的论文中，国际合著论文仅占2%（Olechnicka et al., 2019）；而202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23.2%。2022年受美国对华“脱钩”政策的影响，中美之间科研合作减少，合著论文比例小幅下降至22.6%（NSB, 2024）。

关于国际科研合作的动因，学界提出了多种解释（Georghiou, 1998; Birnholtz, 2007; Winkler et al., 2015; Chen et al., 2019）。资金与项目机制将会促进跨国合作，例如，欧洲的科研资助往往要求研究团队由多个国家的学者组成。如前文所述，政府政策也可能削弱国际合作。研究人员的内在动机是驱动合作的核心因素。对科学家的访谈研究表明，友情关系与知识追求是主要动因。大多数研究人员希望在科学发现中做出重要贡献，因此，他们更愿意与能够提供认知增值的优秀学者合作。此外，学者间的合作常由共享的研究问题、相互尊重与信任所驱动（Melin, 2000）。学科共同体内部的国际联系通常较为紧密。此外，国际合作也可能带来职业发展的机会。例如，全球北方学者与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学者（尤其是博士生）之间的合作非常普遍，这种因职业发展需求而形成的合作模式被称为“偏好连接”机制（preferential attachment）（Wagner & Leydesdorff, 2005）。

语言、文化、历史、地理位置与政治关系都可能影响国际科学合作（Chen et al., 2019; Graf & Kalthaus, 2018, 第1200页）。科研合著数据（NSB, 2024）表明，历史渊源或语言相近的国家往往有较高的科研合作率（例如南美国家、英联邦国家）；政治文化相似的国家（如北欧国家）亦有广泛合作；地理邻近性亦是促进合作的因素（如波兰与捷克、爱尔兰与英国），但并非所有毗邻国家都存在密切的科研合作（如印度与巴基斯坦）。

博士生的国际流动性在全球科学体系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各国的国际博士生比例有所不同。在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外籍博士生比例最高的国家包括瑞士（57%）、荷兰（48%）和英国（41%）；而在美国、日本和德国，这一比例约为22%；在韩国为17%，意大利为10%，土耳其（一个科研发展迅速的国家）为7%（OECD, 2023, 第259页）。

三、全球科学与国家科学

随着全球科学体系的发展，世界上同时存在全球科学体系和国家科学体系，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往往也同时在两个系统之中从事科研活动。这两个系统在性质上有所不同。科学的这种双重特征并不总是能够被理解，主要是因为国家维度主导了某种想象的塑造（Marginson, 2022b; 2022d）。

在塑造全球科学的知识内容方面，相较于政府的政策和行动，自下而上的院系之间的互动更具影响力。但在传统的科学描述中，科学往往被看作是由国家系统独立组织的，其独特的全球关联性被忽视了。研究者通常基于一个任意的比例，将各国作者的合作论文进行国别分配，这种做法极具误导性。然而，正如May在其创立科学比较研究的论文中所承认的那样，“因为大量且日益增长的科学工作涉及国际合作，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国家之间的数据比较易于产生混淆”（May, 1997, 第795页）。

在《全球化世界中的科学民族主义》（Scientific Nationalism in a Globalising World）一文中，Sa和Sabzalieva（2018）发现，双重科学体系与科学的不同的“制度逻辑”相关，他们将其称为“科学全球主义”和“科学民族主义”（第149页）。国家科学的概念实际上是将国家作为全球竞争者——他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国家科学概念来考察二十个国家政府框架——从民族国家的视角分析在全球和国家两个尺度上的科学活动，但并未完全涵盖个体科学家所践行的科学全球主义：

在全球竞争性格局中强调国家创新能力的政策取向和框架，可以为当今世界的政策行动者提供主导范式。这一制度秩序已深入人心，以至于它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科学政策的全球思维方式。我们所考察的广泛国家之间的趋同证明了民族国家的权威性。尽管如此，科学民族主义仍与科学全球主义的逻辑并存，后者植根于学术科学内涵及其运作方式的理念之中。这些规范性取向是科学文化的组成部分，研究人员在政策讨论中时常言及科学全球主义理念。我们对科学政策文件的分析显示，这些逻辑之间存在紧张与矛盾，这些矛盾不仅体现于迥然不同的情境之中，也表现于不同的情境之间（Sa & Sabzalieva, 2018, 第163页）。

科学同时具有全球性、国家性和地方性，并且在欧洲科学还具有区域性：持续实施的欧盟框架项目在科学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某一层面的活动并不会被简化为或永久性地服从于另一个层面。国家科学与全球科学之间有着明确的分工。如前所述，它们是异质的，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且二者之间既有协同作用，也有张力。在历史上这种协同作用/张力相互交织，因时因地而变。有时全球体系与国家政府之间相对自主，而有时国家的资助、政策和监管则会更直接地干预全球科学。欧洲地区的科学更像是国家科学，而不是全球科学，因为存在一个欧洲科学组织体系，包括它的相关法律、规定、资助和高等教育制度等，都在规制着欧洲科学发展。

国家科学和全球科学在行为准则上显著不同。国家科学政策是根据国家安全、繁荣和全球竞争力等国家目标来塑造的，奉行国家利益和视角优先原则。全球科学则是由知识实践的职业规范所驱动的，这些规范包括：普遍主义，即科学知识的普遍性，独立于创作者身份；共享性，即科学知识作为共同的公共财富；无私性，即研究不由个人利益或结果驱动，而是由对真理的追求推动；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即科学在进入公共知识体系之前，必须接受批判性审查和可证伪性的检验（Merton，1942）。

表1总结了国家科学与全球科学之间的区别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暂不论区域维度（Marginson, 2022e）。就物质层面而言，政府和公立研究机构对于科学发展至关重要。它们提供了几乎所有基础科学所依赖的大学和政府实验室的基础设施，为这些机构提供部分资助，并资助其大部分研究项目。它们通常提供稳定的政策、法律和监管框架。这可能暗示跨国科学、全球科学体系只是国家科学的衍生物。但这将忽略全球网络、合作和创造力的内生驱动因素。知识及其组织并非根植于大学或国家，而是根植于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网络中的群体。全球科学体系不止是各国家部分的总和。对于各国政府而言，全球科学实践的独立性可能会产生挑战。“全球网络有其特定的文化、路径和交流规范，区别于国家、区域或学科的规范。”（Wagner et al., 2017, 第1646页）“国际合作的增长源于独立于国家需求和政策的因素……这一动态系统在国家体系之外运行，随着其发展，越来越难以受到影响，并且对治理的适应性更差……各国必须学会管理并从网络中受益。”（Wagner et al., 2015, 第2和12页）

国家科学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受国家政府所主导。全球科学缺乏法理意义上的规范治理中心，它不是由规则和资助来规范，而是由自愿性的网络合作来规范，它遵从科学工作的共享准则与协议，也即由文化所规范而非法律所规范。全球科学受到国家政府的影响，但处于国家政府治理范围之外。

与此同时，尽管全球科学和国家科学之间存在差异，两者之间也存在相互联系且高度交叉重叠。许多科学活动在范围上具有多重面向，同时存在于全球体系和国家系统之中。领导全球科学的科学家通常也领导着各国国内的科学，并承担国家职责。原本为国家政府或商业目的而生产的知识可以进入全球科学体系之中进行交流。反过来，全球来源的知识也会成为国家科学、政府和工业议程的一部分。自互联网诞生以来，国家政府大多将全球科学和国际科学合作视为对国家层面有益的事项，因为各国研究人员参与国际合作使得国家政府能够接触到科学技术领域的创新。然而，由于国家政府并不完全控制全球科学，这对它们来说也是一种风险。因为每个国家政府都嵌套在其独特的政治文化中，具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和议程，因此它们对全球科学的态度也具有独特性与差异性。“科学活动在国际上发展，但科学的资金主要来自民族国家。”（Tahamtan, 2019, 第931页）“在国家制度结构与全球网络的共同演化进程中，国际网络和国家网络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塑造。国家和国际网络对于各国的相对影响因国而异。”（Wagner et al., 2015, 第11页）

全球科学与国家科学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关系。当各国将科学视为人类共同事业，集中关注气候变化或传染病等全球性问题时，“科学全球主义”占主导，二者的关系显得更加顺畅。然而，当各国将科学视为科学民族主义或“技术民族主义”的工具时，全球科学与国家科学可能会朝不同方向发展。当国家议程减少或阻碍全球科学合作时，国家科学在科学成就方面将会受到限制。

科学民族主义往往不仅与追求国家利益相关联，还与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相关联（Marginson, 2022d）。全球体系的发展动力也因此隐而不见。例如，政府通常希望通过投资国家的大学和其他机构的科学活动来促进国家创新。然而，除非国家的科学和产业基础设施非常庞大，否则，从概率上来看，原本由国家生成的科学知识进入全球领域之后，更多会被国外而非本国资本使用；而国家产业的创新则主要来源于国外而不一定来自本国的科学。无论如何，大多数研究都是“利他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一国之内的科学并不仅仅专注于本国的经济发展或国家安全（Klavans & Boyack, 2017）。

这就是全球科学与国家科学之间的关系。各国拥有资源和法律权力，全球系统拥有知识权力。它们常常协同工作，也可能会发生分歧。接下来，本文将讨论早前提到的“科学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场域”这一观点，并结合葛兰西关于“霸权”概念的思想来进行阐述。

四、多样化能力与多极化

如前所述，各国对全球科学的贡献是不均衡的。本文接下来将探讨领先科学的所在地，“领先”在此定义为高被引论文的数量。引用是衡量研究质量的一个有争议的标准，但它们可以反映研究的认可度。

（一）科学领先的大学

表2显示了莱顿大学对2019—2022年间发表论文被引量最多的25所研究型大学的排名。前25所世界研究型大学包括中国大学13所、美国大学7所、英国大学3所以及加拿大和新加坡大学各1所。在前十名中，有6所来自中国、2所来自美国、1所来自英国、1所来自加拿大。前十和前二十五名中没有英国之外的欧洲大学，因为该衡量标准部分依赖于大学的规模，而欧洲研究型大学的规模通常要小于英语国家和中国大学的规模。

全球科学的领导机构往往是那些集声誉、资源和人才为一身的知名大学。从名义上讲，高被引数据体现了高质量的数量规模，反映了其科学“火力”（firepower），高被引这一评价方式结合了被评价机构科学成果的优异品质与规模。不难发现，前25所高被引大学的排名正在发生显著变化。6年前，美国有17所大学，英国有4所，加拿大有2所，而中国仅有2所，分别为第20和第24名。但2019到2022年，尽管哈佛大学依旧稳居领先地位，但其他美国大学正被中国的同行所取代（见表2）。

表2还显示这些大学建立了广泛的合作网络。美国大学在跨国合作方面比中国大学更为积极。英语国家和欧洲的其他国家国际合著论文的比例远高于美国和中国。美国和中国体系庞大，有许多潜在的本国合作者；由于研究资助通常需要跨国申请，欧洲地区大学三分之二的论文为国际合著。

（二）全球科学能力的多元化发展

日益开放的网络化科学为科学能力全球扩散和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网络的扩张与国家建设、大学建设以及对科学的不断增长的投资同步发展。从1987年到2022年，生产90%科学成果的国家数量从20个增加到33个。2022年，有59个国家的研究人员发表了5000篇以上的科学论文，还有其他国家正接近这一水平（NSB, 2024）。所有这些国家都具备可行的内生科学体系，至少在某些学科上具备本土培养博士生的能力，并且与全球共同的科学体系相连。如今，许多非欧美国家具备了强有力的科学体系，如中国的科学产出已大幅超越美国（Marginson, 2022a）。印度也超越德国、英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科学产出国。巴西、伊朗、土耳其和韩国拥有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产出（NSB, 2024）。然而，多元化的发展远远超出了这些国家。

图3和图4更加清晰地显示了全球科学能力的多元化发展现状，这两张图展示了两组截然不同的国家科学体系。其中国家科学产出的量由圆圈的大小表示。纵轴表示从2003年到2022年间，科学论文年均增长率。横轴为人均国民收入，这是衡量支持科学的物质能力指标。虚线是2022年全球人均收入的平均水平。图3展示了增长速度低于全球平均增长率（每年5.38%）的科学体系，这些体系都建立于2003年之前。它们主要位于收入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西方国家，只有乌克兰是增长较慢的系统，其2022年人均GDP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图4展示了科学产出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国家科学体系，这些国家大多是新兴的科学大国。其中一些国家的增长速度非常惊人——伊朗几乎每年增长15.6%，这是一个庞大的科学体系，2022年发表了60,940篇论文，接近法国；印尼则以26.2%的惊人速度增长，论文数量从2003年的387篇增长到2022年的31,947篇。此外，从经济指标来看，这些增长较快的国家中，近一半的国家人均收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包括2022年人均收入仅为2,813美元的埃塞俄比亚、5,862美元的尼日利亚、6,351美元的巴基斯坦和7,398美元的孟加拉国。正如大众高等教育已经全球扩散一样，科学能力已经扩展到中等收入国家乃至一些低收入国家，这为新兴国家提供了更大的发展机会。

（三）学科中的领先科学

当更加细致地审视2019—2022年间排名前5%的论文所在的大学名单时，顶级科学成果分布的多元化更为明显。表3的前半部分列出了2019—2022年间在两个学科群中被引用最多论文的机构，物理科学和工程学位于左侧，数学和计算机学科位于右侧。中国的大学在生产这些领域的高被引论文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两所新加坡顶尖高校也在STEM研究中位居前列。

与此同时，全球范围的领先学科分布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6年前，物理科学和工程学领域前14所大学中有11所来自美国，1所来自中国。如今，前14名中有13所来自中国，1所为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MIT）。这不是因为美国科学在下滑，而是因为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领先大学能不断受益于年年增长的国家资金投入，使中国的科学研究论文已经超越了美国。中国在数学及其相关计算研究领域也占据主导地位，在生命与地球科学领域的研究也相对强势。直到最近，生物医学和健康科学领域的榜单还是由英语国家的大学垄断，但目前已有三所中国大学进入了世界前14名。

2010年代末之前，中国科学研究的发展部分得益于在国家合作协议框架内与美国科学研究的合作。有人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的崛起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但美国从未想到中国的顶尖STEM大学会在高被引论文上超越麻省理工、哈佛、斯坦福、伯克利等著名学府。如今，中国科学技术潜力的崛起也引发了美国的焦虑，导致其脱钩战略的出台（Marginson，即将刊发）。然而，尽管中美合作的部分中断必定会减缓两国的研究进程，但如同美国一样，中国业已建立了自主研究体系，能够实现自我推动。

五、全球科学的霸权

尽管全球范围内科学基础设施和研究人员能力的分布变得更加多元化，但知识的文化内容却没有发生变化。中国和新加坡作为冉冉升起的新星，通过精通欧美（西方）以及主要由英语构成的科学体系而脱颖而出。有观点认为，全球科学的存储库是基于西方的认识论类别构建而成的，西方知识作为普遍的知识以英语呈现，而其他语言和知识则被视为局部的知识，只有局部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否意味着西方知识作为创新领域本质上更具优势？答案为否。正如全球科学的物质基础设施是由人类社会建构而成的，其文化形式也是如此。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区分了强制性权力与基于认同的霸权权力，并将教育与科学置于国家和全球权力的更大图景中加以考察。葛兰西的理论表明，具有优势地位的思想和形式是无需强制手段就能在全球科学中得以扎根。借用霸权这一概念，斯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讨论了偏见的动员与对过程和议程的控制，那些受霸权支配的人也参与其中（2021）。虽然英语国家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非西方科学家也“认同游戏规则，仿佛这些规则是他们自己的”，并且也愿意为自己的认同进行投资（Fonseca, 2016, 第81页）。除此之外他们可能也别无选择，除非要退出全球科学体系。事实上，认同并非完全服从，非西方科学家也可以在其中发挥变革推动作用。

（一）控制机制

与其说是西方国家再生产了西方知识的日常主导地位，不如说是西方科学本身的自主性运作维护了西方知识的霸权，包括科学家及其所在大学的运作以及全球出版公司的发展。西方特别是英美国家的机构，吸纳了大多数领先的科学家，他们塑造了价值观念、绩效衡量标准和比较基础。学术期刊的编辑决定什么是合法的全球科学，期刊编辑与计量公司互动，计量公司将期刊纳入的知识进行编码。知识按价值和声望进行排序，首先，某些知识被选为合法知识，而其他知识被排除在外。其次，对于所选的全球知识，基于引用量和期刊影响力排序确定其价值等级。全球科学是真实存在的知识，但这些知识以及附带的声望却是由社会所定义的，而许多其他知识则完全被排除在外。

1. 出版。科学出版在很大程度上被五家公司垄断：Elsevier、Springer Nature、Taylor and Francis、Wiley-Blackwell和Sage。与研究的国际化一样，这些公司进行跨越国界的自由运作。网络化的科学世界为出版商提供了运作的基本条件。出版商从庞大的正式和非正式知识体系中提取论文，将其数字化、电子化从而获取利益。尽管知识是一种非市场的公共物品，由非营利大学和研究机构生成，但出版商通过出版，将知识转化为一己之私。他们追求利润和市场份额，吸收学术网络，扩展和多元化期刊和用户，并按照市场的方式区分价值。在他们手中，开放存取出版是将科学货币化的另一种方式，作者承担了出版费用。科学知识由出版商在平台上进行电子化管理，出版商通过平台系统对科学知识进行规制，同行评审系统对论文的价值进行区分和认可。

出版商不考虑科学知识的内容或原创性，用“要么出版要么沉寂”的逻辑积极鼓励科学知识增长，因为唯有知识增长才能扩展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那么，科学是否就此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实际上，大多数科学家并未成为从出版商那里领取工资的计件知识工人。出版商不创造知识，他们寄生于知识及其内部价值系统之中。但出版商影响了知识生产的节奏，并深切地影响了知识作为制度性、国家性、经济性和文化性力量的工具作用，公共物品通常难免被强大的社会集团所攫取、控制和利用。

2. 计量学。计量学使得将科学塑造为准经济性的产品成为可能，科学的所有产出都被赋予潜在价值。在计量学中书籍扮演的角色不甚重要，期刊论文因其更容易基于同行评审、选择性和引用影响力而加以排序，也更易于用户访问，从而更容易商品化。计量学界往往采用这些计量指标来衡量个人、学术单位、机构和国家的相对价值。计量数据的积累和分析巩固了科学计量学研究的基础。计量学具有自身的发展动力，然而，计量学依赖于决定什么知识该纳入学科并具有合法性的霸权决策。

3. 大学排名。全球大学排名是科学作为准经济产品的一个关键机制。排名的主要组成成分是计量数据。研究指标直接决定了上海软科排名和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的结果，研究指标通过声望效应也间接影响了泰晤士高等教育和QS使用的调查数据（ARWU, 2025; THE, 2025; QS, 2025）（见表4）。排名将计量学转化为公认的大学层级，在这个层级中，英语国家的大学尽管在纯引用指标上已被中国超越，但仍然处于主导地位，这种科学的构建方式与基层科学合作所带来的共享乐趣渐行渐远。同行评审者的集体决定机制不仅被出版商货币化，而且还被用来再生产全球大学的等级结构。

（二）全球文化霸权

这些霸权机制是长期演变的结果。西方知识的主导地位有着五百年殖民统治的历史根基，并且基于西方模式塑造了大学和科学；这些模式主要来自过去260年中的主导大国——英国和美国。然而，许多奠定欧美（西方）认识论基础的知识最早却源于非西方国家，后来被西方夺取或主导。长期以来，数学和天文学的领先区域是印度和西亚的伊斯兰地区，数学中数字“0”的起源，印度和中国之间目前尚存争议。中国在宋代发明并传播了如航海指南针和火药等基础技术，由此开始广泛使用纸张，而金属印刷技术最早出现在韩国，这些非西方的知识技术起源，往往被西方天然优越的假设所遮蔽。

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设定了全球科学的规范和协议，这并不令人惊讶。令人惊讶的是西方至今几乎完全绝对主导了对全球知识的学术内容的控制——比西方的经济主导地位持续时间更长。尽管拥有文化权力的部分自主性，也不乏一些例证，但基于语言和文化统一性的控制体系已持续很久。譬如，中国秦朝对书面语言的标准化促进了统一的政治体系，而这一体系与语言也塑造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在欧洲，拉丁语的普及作用以及中世纪天主教会长久的文化–政治权威。

文化统一并非构成国家的必然通则，一些国家、帝国和文明在语言上是多元的，却促进了跨文化的融合与多样性。但是，在西方，英语构成了科学中的统一性，即使是除英语外的欧洲语言（如法语、德语和俄语，它们曾是全球科学语言）也被边缘化。

（三）排除在外的知识

全球科学是一个开放的协作知识创造系统，根植于学科网络，并附属于作为控制工具的制度和地缘政治权力。它通过国家科学基础设施、领先大学、领先科学家、出版公司、计量公司、大学排名等进行科学再生产。它是新帝国主义的产物，沿袭了从殖民主义继承的文化等级制度。正是这样的制度滋养了如下观点：某些文化、语言、国家、地方和机构及与之相关的人被认为更有价值、更具创造性、更具科学性、更具普遍性。对于非英语国家的科学家而言，科学的全球化是一个喜忧参半的现实，它为进入主流提供了途径，但代价则是文化的抹杀（Marginson, 2022c）。

什么被排除在外？主要有如下方面：一是政府和商业领域基于研究的“灰色文献”（由传统商业或学术出版和分发渠道之外的组织所产生的材料和研究）；二是主要用于本地或国家用途的大部分研究和学术；三是大多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工作，因为它们带有情境化的特征，也因为STEM领域仍然存在对这些知识的不信任；四是几乎所有非英语的学术知识；五是来自全球各地的本土知识。

英语是全球4.7%人口的母语，排在普通话（11.6%）和西班牙语（5.9%）之后，它也是18.2%的人口的第一或第二语言（Ethnologue, 2018）。在Ulrich的综合目录中，69%的期刊是英文期刊，在Scopus中，80%的期刊是英文期刊。在SCIE期刊中，89%为英文期刊，在SSCI期刊中，90%为英文期刊。在Ulrichs列出的9,857种中文学术期刊中，只有42种被纳入WoS之中（UlrichsWeb, 2021）。在WoS中，英文出版物占95.37%，西班牙语排名第二，占1.26%；在Scopus中英文占92.64%，而中文仅占2.76%（Vera-Baceta et al., 2019）。

如果知识被视为全球公共物品，正如大多数经济学家所主张的那样，或作为全球共同物品，那么全球科学体系就隐含着“谁的公共/共同物品”的问题。对于讲印度尼西亚语的学者和学生而言，英语作为唯一的全球通用语言，它既存在相互共享知识、便于共同交流的好处，也有在全球范围内边缘化印度尼西亚语知识的坏处。即便在讲印度尼西亚语的环境中，霸权体系仍然会贬低以印尼语言为载体的知识。全球科学内部与外部知识的分隔，正是殖民时代主导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旧有鸿沟，殖民地的当地语言全部被排除。

……（人类）对世界的理解远超西方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我们的全球化知识远不如全球化本身……随着非西方对世界的理解不断被识别，越来越明显的是，仍有许多其他的理解方式需要被识别，混合了西方和非西方元素的理解几乎是无穷无尽的……世界的多样性是取之不尽的，这种多样性仍缺乏充分的认识论形式。换句话说，世界的认识论多样性尚未形成一种规范（de Sousa Santos, 2007, 第64—66页）。

de Sousa Santos将这种情形称为“彻底否认共存”，他“对现代科学的单一文化与知识生态学进行了对比”（de Sousa Santos, 2007, 第48和66页）。Stein指出，“主宰的系统性形式不仅仅是国家性和认识论的，还包括本体论的——即它们会规范特定的存在方式，并封杀其他方式”（Stein, 2021, 第1779页）。即便英语国家并不垄断所有智慧或拥有所有答案，但其他答案却被遮蔽。文化霸权、英语单一文化以及基于引用、期刊等级和大学排名的知识等级排序在西方之外受到了广泛批评。有拉美学者指出，当科学活动以英语进行时，拉美大学似乎变得贫弱，他们认为唯英语独尊的观念是错误的。如果把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研究成果纳入其中，情况就大不相同了（Vessuri et al., 2014）。“主流话语孤芳自赏，假设除其之外的知识都是落后和没有学术价值的。……出版系统基于三重原则不断强化分配科学认可的等级体系：机构发展、学科和英语能力。”（Beigel, 2014）

关于非洲的论述，可参见Mbembe（2016）、Nyamnjoh（2019）等人的研究。霸权权力并未阻碍广泛的科学发展，但它产生了一个庞大的科学欠发达的内陆，形成了一个“非科学”的他者，排除了各种本土本地群体对土地、自然和生态的理解，而对人类经验的这种排除是巨大的损失。

六、结论

自互联网诞生以来，全球科学一直处于开放的、基本的自由演化状态，并促进了多样化的国家网络节点构建。科学能够向强权讲真话，突破政治领域和社交媒体中的垃圾信息、假新闻和操纵性的民粹主义。科学的反思性以及其判断模式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无疑是极其宝贵的。然而，在多元本体论的背景下，全球科学在文化上却固步自封，在传统、语言和规范上完全沦为西方化。在后殖民的科学能力分布的广泛性与遗留的新殖民主义制度和文化权力结构之间，尚存在不协调性。此外，全球合作容易受到更尖锐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国家利益的挑战。地缘政治威胁着科学的自主性，将科学锁定于一国之内，导致全球体系的分裂，这些无疑会把全球科学的未来置于不确定的境地。

科学必须面对其矛盾。如果开放的网络和普遍的包容性处于单一文化的规制之中，由单一文化决定谁享有特权，谁优于其他人，那么，这种观念与权力结构已经过时。不过，尽管全球科学追求多样性的潜力受到了不适当的限制，但最终多样性仍会是不可阻挡的，它会突破空间的闭锁。这一刻需要加速到来，当前加强全球共同对话至关重要，它将使得知识更难被任意的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的波澜起伏所左右，而这也只能通过转向多样性来实现。

科学共通语言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当这种对话以一种语言为主导，排除了所有其他视角和想象时， 认知的丰富性和地缘政治的正义性将大为减少。然而，共性与多样性并存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

为应对以上挑战，可以采取如下关键措施：（1）将所有其他语言中产生的知识翻译成全球通用的语言，并使原文和全球版本都可以访问；（2）采用多语言出版，在主要使用的语言中同时发布所有生产的知识，机器学习可以促进这一过程。尽管某些领域的翻译还存在微妙问题，但多语言出版将是巨大的进步。它将具有变革性，打破科学中的单一文化霸权，解放全球知识。

科学的自主性必须得到捍卫，免受技术民族主义和商业出版商的干预。科学必须更加广泛地传播，实行进一步开放而非封闭。保持所有科学家之间的沟通渠道至关重要——科学中没有冷战。同样重要的是，要倾听所有声音，包容所有不同的视角、所有的洞察和思想，要覆盖整个知识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