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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倒置纹饰是商、西周时期一类常见的青铜器纹饰布局方式。根据其构图方式不同，可分为两类。其中甲类倒置纹饰多是观者的视觉效果，不是工匠有意为之；乙类倒置纹饰则是因为器形或构图空间的限制采取的一种纹饰布局方式。通过对倒置纹饰布局分析，可以发现同一时期南方发现或具有南方风格的青铜器在纹饰布局上会采用不同的方式，但其制作技术、器类、纹饰种类又与中原地区大体相同，暗示南方一直受到后者的影响。

李济先生在研究河南安阳殷墟出土青铜觚时，注意到觚口沿下装饰的蕉叶纹内填倒置兽面纹这个现象[1]。其后，《郑州商代铜器窖藏》[2]和《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以下简称“《盘龙城》”）[3]中指出另一类倒置纹饰的现象：部分青铜器上饰一周多组兽面纹时，一组兽面纹两侧各配置一夔纹，与邻组的夔纹构成一个兽面，而这个兽面相对于观者是倒置的。本文讨论的倒置纹饰指一些有着明确方向的纹饰与器物的使用方向相反（图一）。目前学界对倒置纹饰关注不多[4]，而倒置纹饰是商、西周时期一类重要的纹饰布局方式。本文拟从倒置纹饰的型式划分入手，对倒置纹饰年代、流行区域进行讨论，进而研究其布局方式及其所代表的青铜器风格。

图一　甲类倒置纹饰与同器上的正置纹饰对比

1、2.武汉盘龙城簋PYWM11:13　3、4.郑州商城向阳回民食品厂罍XSH1:5　5、6.新干大洋洲鼎XDM:1

（注：左侧图片中红色部分为倒置纹饰，右侧图片为同件器物上的正置纹饰）

一、倒置纹饰型式划分

商、西周时期的倒置纹饰可分为两类：甲类，纹饰单元中主题纹饰为正置纹饰，次要纹饰与邻组次要纹饰构成倒置纹饰，倒置纹饰为兽面纹，与《郑州商代铜器窖藏》和《盘龙城》所提的现象一致；乙类，纹饰单元中主题纹饰为倒置纹饰，纹饰以兽面纹为主，还有龙纹、虎纹、鸟纹等，与李济先生提出的现象一致。

甲类倒置纹饰流行于商代，西周时期逐渐消失，可见于这一时期的鼎、甗、斝、簋、罍、瓿、卣、尊等大部分容器上，多为倒置兽面纹。如湖北武汉盘龙城簋PYWM11:13，腹饰一周三组纹饰单元，每组纹饰单元主题纹饰为兽面纹，其两侧各配置一夔纹，夔纹与邻组夔纹构成倒置兽面纹（图一︰1、2）[5]。河南郑州商城向阳回民食品厂罍XSH1:5，腹饰一周三组纹饰单元，每组纹饰单元内饰兽面纹，其两侧各配置一夔纹，夔纹与邻组夔纹构成一倒置兽面纹（图一︰3、4）[6]。江西新干大洋洲鼎XDM:1，腹饰一周六组兽面纹，其中三组为正置兽面纹，三组为倒置兽面纹，两者相间设置（图一︰5、6）[7]。山东济南大辛庄罍M139:3，腹饰一周六组兽面纹，三组正置兽面纹双目较大，三组倒置兽面纹双目较小，两者相间设置[8]。

乙类倒置纹饰根据纹饰带与器物关系可分为两型。

A型　器物主要纹饰带中纹饰倒置，多见于铜铃等乐器和少数容器上，倒置纹饰主要为兽面纹。根据装饰器类不同，可分为两个亚型。

Aa型　晚商至西周时期的铜铃以装饰倒置兽面纹为主。如河南安阳殷墟大司空东南地铜铃M646:16，饰倒置兽面纹（图二︰1）[9]。陕西宝鸡周原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编铃7件，均饰倒置兽面纹（图二︰2）[10]。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9出土编铃6件，纹饰与庄白一号窖藏编铃较为接近（图二︰3）[11]。

图二　乙类Aa型倒置纹饰

1.安阳殷墟大司空东南地铃M646:16　2.宝鸡周原庄白一号窖藏铃76FZJ1:103　3.三门峡虢国墓地铃M2009:440

Ab型　青铜容器主要纹饰带中的倒置纹饰较为少见，主要见于以下青铜容器：上海博物馆藏先壶，上腹饰倒置兽面纹，下腹饰正置兽面纹（图三︰1）[12]；山西石楼桃花者壶（图三︰2）[13]和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Asian Art Museum）藏壶[14]，器身均饰倒置兽面纹。

图三　乙类Ab型倒置纹饰

1.上海博物馆藏先壶（上为倒置兽面纹，下为正置兽面纹）　2.石楼桃花者壶60E1158

B型　器物次要纹饰带中纹饰倒置，根据倒置纹饰位置不同又可以分为两个亚型。

Ba型　位于觚、尊、斝、角、簋、觯等器物的口沿下，由蕉叶纹中的内填纹饰构成倒置兽面纹，在晚商至西周时期流行。如安阳殷墟花园庄觚M54:194，口沿下饰蕉叶纹，内填倒置兽面纹，其余部位纹饰正置（图四︰1）[15]。安阳殷墟小屯尊M5:792，口沿下饰蕉叶纹，内填倒置兽面，其余部位纹饰正置（图四︰2）[16]。河南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斝M1:130，口沿下饰蕉叶纹，内填两条相对的倒立龙纹，构成倒置兽面，其余部位纹饰正置[17]。上海博物馆藏陆父甲角，口沿下饰一周两组蕉叶纹，内填倒置兽面，其余纹饰及兽头正置（图四︰3）[18]。

图四　乙类Ba型倒置纹饰

1.安阳殷墟花园庄觚M54:194　2.安阳殷墟小屯尊M5:792　3.上海博物馆藏陆父甲角

Bb型　位于方彝、罍、卣、瓿、簠等器物的盖及其附件上，主要为兽面纹、龙纹、虎纹、鸟纹、兽首等，在晚商至西周时期流行。如湖南博物院藏皿方罍，器盖长边饰倒置兽面纹，其上为一对正置鸟纹；短边也饰倒置兽面纹，其上为倒置简化兽面纹；盖钮纹饰布局同盖体，只是纹饰类型有差别（图五︰1、2）[19]。陕西宝鸡石鼓山簠M4K8:808，盖体长边和短边分别饰倒置对称龙纹（图五︰3、4）[20]。

图五　乙类Bb型倒置纹饰

1、2.湖南博物院藏皿方罍盖正、侧面　3、4.宝鸡石鼓山簠M4K8:808盖正、侧面

二、倒置纹饰的年代及流行区域

甲类倒置纹饰年代上限至二里岗上层时期，如盘龙城李家嘴M1出土的2件尊和1件簋均饰倒置兽面纹[21]。甲类倒置纹饰年代下限至西周早期，如陕西宝鸡扶风庚父乙甗腹饰倒置兽面纹[22]；庄白一号窖藏折尊颈部及圈足饰顾龙纹，其后配置一尖角龙纹与邻组的尖角龙纹构成倒置兽面纹[23]，两器年代相当于西周早期[24]。甲类倒置纹饰分布较广，几乎遍及这一阶段青铜文化区，在河南郑州商城[25]、安阳殷墟[26]，湖北武汉盘龙城，江西新干大洋洲，山东济南大辛庄，四川广汉三星堆[27]，陕西汉中城固[28]、宝鸡周原等遗址均有发现。

饰有乙类A型倒置纹饰的器物中铜铃的年代跨度长，其余的少量容器年代均在铜铃流行年代内，所以讨论铜铃的年代就能代表乙类A型的年代。乙类A型年代上限为殷墟文化早期，如安阳殷墟大司空村东南M663[29]和殷墟西区M265[30]中均发现铜铃，饰倒置兽面纹，年代为殷墟二期。乙类A型倒置纹饰年代下限至西周晚期，如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1出土的6件铜铃，器身均饰倒置兽面纹[31]。乙类A型倒置纹饰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32]、三门峡虢国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33]，山西灵石旌介[34]、石楼桃花者、闻喜酒务头[35]，陕西宝鸡周原[36]、宝鸡国墓地[37]、西安张家坡墓地[38]、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39]，湖北随州叶家山[40]等遗址或墓地。

乙类Ba型倒置纹饰流行时代较短，年代上限为殷墟文化早期，如安阳殷墟小屯M18出土的2件尊和2件觚，口沿下均饰倒置兽面纹，年代为殷墟文化二期[41]。乙类Ba型倒置纹饰的年代下限为西周早期，如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出土的6件觚、2件斝和2件尊，其口沿下均饰倒置兽面纹，年代为西周早期[42]。乙类Ba型倒置纹饰出土的区域为殷墟文化分布范围及西周文化早期遗址，如河南安阳殷墟、鹿邑太清宫长子口，河北磁县下七垣[43]，山东滕州前掌大[44]，陕西宝鸡周原[45]、宝鸡贾村[46]、泾阳高家堡[47]，山西洪洞南秦[48]，北京琉璃河[49]等。

饰有乙类Bb型倒置纹饰的器物中，方彝、罍、卣、瓿等流行年代和簠的流行年代不同，但两者有重合，所以该型倒置纹饰流行时间较长。乙类Bb型倒置纹饰年代上限为殷墟文化早期，如安阳殷墟小屯M5出土的2件方壶，器盖及钮饰倒置兽面纹，年代为殷墟文化二期[50]。乙类Bb型倒置纹饰年代下限为西周晚期，如三门峡虢国墓地M2012出土的2件簠，器盖上饰一对倒置龙纹，短边铸有一对倒置龙首耳，年代为西周晚期[51]。乙类Bb型倒置纹饰出土区域遍及殷墟文化和周文化区，在安阳殷墟、四川广汉三星堆、宝鸡周原[52]、宝鸡石鼓山[53]、洪洞南秦、湖南宁乡黄材[54]、三门峡虢国墓地等遗址或墓地均有发现。

三、倒置纹饰的布局及风格

对倒置纹饰的布局分析，可以了解倒置纹饰的设计理念及其所代表的青铜器的不同风格。

甲类倒置纹饰均为兽面纹，故本文直接称其为“倒置兽面纹”[55]。笔者认为该类纹饰出现主要是为了填补正置兽面纹留下的空白。二里岗文化时期，一般以外范块数来划分纹饰单元。纹饰单元轮廓多为长方形，长边位于纹饰单元上下位置。起初，在纹饰单元内布置兽面纹时，在长方形中央设置兽面纹的鼻梁，兽面的目、躯、尾以鼻梁为中轴对称展开[56]，尾部常采用多种分歧方式[57]来填满整个纹饰单元。其后，兽面纹尾部开始采用上卷或下卷方式，这样尾部会出现L形空白，尤其是不装饰地纹，这个空白在视觉上会显得突兀，如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鬲（图六︰1）[58]。为了填补这个空白，会在此处配置一个L形夔纹，如山西长子北高庙鼎（长治市博物馆藏，藏品号1404022180000500000318），腹饰上卷尾兽面纹，两侧各配置一个夔纹，与邻组夔纹构成倒置兽面纹（图六︰2）[59]。根据夔纹所占幅面宽窄不同，构成的倒置兽面纹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夔纹所占幅面较窄，构成的倒置兽面纹存在两种形象，以郑州商城南顺城街斝H1上︰5（图七︰1）为例，一种形象是由两个夔纹构成倒置兽面纹（图七︰2绿色阴影），另一种形象是由两个夔纹和正置兽面纹的身、尾构成倒置兽面纹（图七︰2红色阴影），显然后者更加繁杂。第二类夔纹所占幅面较宽，相邻的两个夔纹构成倒置兽面纹，如盘龙城李家嘴尊PLZM1:8（图七︰3、4黄色阴影）。

图六　卷尾兽面纹布局

1.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鬲　2.长子北高庙鼎

图七　甲类倒置兽面纹布局

1.郑州商城南顺城街斝H1上：5　2.郑州商城南顺城街斝H1上：5旋转180°　3.盘龙城李家嘴尊PLZM1:8　4.盘龙城李家嘴尊PLZM1:8旋转180°

甲类倒置兽面纹刚出现时，夔纹的目为圆目，没有方向，躯体多由云纹、T形纹、歧角构成，方向不明显，或认为夔纹方向与正置兽面纹方向一致，均是朝向正置兽面纹的鼻梁[60]。有着方向的“臣”字目出现后，夔纹的方向可根据“臣”字目的方向来确定。此时的夔纹有两种布局方式：一种是夔纹与正置兽面纹方向相反（图八︰1）[61]，另一种是夔纹与正置兽面纹方向相同（图八︰2）[62]。无论夔纹如何布局，其眼睛均朝下，构成倒置兽面纹时，眼睛方向与整个兽面方向相悖，暗示倒置兽面纹是观者把两个夔纹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工匠特意为之。从仿铜的陶器上也可以看出两个夔纹属于单体纹饰，不是为了构成倒置兽面纹。郑州商城器座C11H141:1[63]、偃师商城簋1988YSIVT6M1:1[64]等器物上纹饰单元内主题纹饰为兽面纹，次要纹饰为夔纹，夔纹与邻组夔纹也组成倒置兽面纹。但倒置兽面纹没有鼻梁，而鼻梁的设置是构成兽面纹的主要因素。因陶器不存在铜器纹饰设计受到分范技术的制约，未设鼻梁，暗示甲类倒置兽面纹是观者把两个夔纹结合在一起的效果。

图八　甲类倒置兽面纹中夔纹方向

1.台北“故宫”藏兽面纹斝JW1716-38　2.洋县安冢瓿1990YMAT:1

乙类A型、Bb型倒置纹饰是根据器形来布局。商、西周时期兽面纹有许多种类，其中一类有首有身，还有一类有首无身。有首有身兽面纹出现较早，当其尾部开始上卷或下卷时，兽面纹构成一个倒梯形[65]，如安阳殷墟西区斝M907:4，兽面纹呈倒梯形，空白处填充歧角（图九︰1）[66]。有首无身兽面纹也是相同的构图方式。如上海博物馆藏兽面纹壶，兽面纹呈倒梯形（图九︰2）[67]。兽面多选取现实生活中动物头部不同部位构成。一般来说，占据面部较大空间的动物角与较小的下颌构成一个倒梯形。而铃、壶及方彝、罍、瓿、卣的器盖形状均为梯形，与上述两类兽面纹构图的形状正好相反。为了在这些器物上装饰这两类兽面纹，一般采取倒置布局方式。需要注意的是，簠的器盖也是梯形，但倒置纹饰的种类和布局方式有多种选择。如安徽亳州管台子村簠，器盖纹饰带内次要纹饰为倒置龙纹及鸟纹，器盖圈足饰一对尾部相对的倒置虎纹，器盖上铸有一对倒置的牛头耳[68]，与上文的石鼓山簠的纹饰种类和布局有着明显的不同。

图九　兽面纹构图方式

1.安阳殷墟西区斝M907:4　2.上海博物馆藏兽面纹壶

乙类Ba型倒置纹饰是根据纹饰构造空间来布局。尊、觚、斝等器物口沿下设置蕉叶纹，叶尖朝上，构成一角朝上的等腰三角形。其构成空间也是上部小下部大，与梯形构成的空间类似。因此其兽面纹的布局也多采用倒置方式。

以下与倒置纹饰相关的纹饰布局应属于南方风格青铜器的特征。南方风格青铜器在纹饰布局方式上与中原风格青铜器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不同。一是倒置兽面纹构图和所占幅面等不同。如新干大洋洲鼎XDM:1腹部所饰的倒置兽面纹构图和所占幅面与正置兽面纹相当，且倒置兽面纹与正置兽面纹呈中心对称布局。值得注意的是，倒置兽面纹的中间也设有鼻梁，暗示这组倒置兽面纹是一个整体（图一〇︰1）。由于中原风格青铜器上的夔纹在纹饰单元中处于从属位置，其构成的倒置兽面纹纹饰复杂程度和所占幅面都不及正置兽面纹，两者也不存在对称关系。夔纹与邻组夔纹间有范缝，不存在特意设置的鼻梁，其构成的倒置兽面纹不是有意为之，如山西平陆前庄鼎（山西博物院藏，藏品号1401092180001610021459，图一〇︰2）[69]。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在甲类倒置纹饰上的细微改动目前仅见新干大洋洲鼎一例。二是梯形乐器及器盖装饰正面纹饰。南方风格乐器铃、镈钟等多饰正置兽面纹。如广汉三星堆铜铃K2③:70-7（图一一︰1）、K2③:103-28[70]，新干大洋洲镈钟XDM:63（图一一︰2）[71]，湖北随州毛家冲镈钟（图一一︰3）[72]，湖南邵阳民安镈钟[73]等。上述纹饰布局方式与乙类Aa型倒置纹饰布局方式正好相反。南方风格方彝盖一般装饰正面纹饰，如湖北安居羊子山噩侯方彝M4:24（图一一︰4）[74]，而乙类Bb型中的方彝盖则装饰倒置纹饰。乙类Aa型、Bb型主要分布在中原地区，上述装饰正置纹饰的梯形乐器及器盖主要见于南方地区。三是梯形容器布置倒置纹饰。如石楼桃花者壶、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壶等乙类Ab型器物，均为南方风格的器物[75]，腹部纹饰为倒置兽面纹；而中原风格同类器物多作为礼器，在设计、使用时都会遵循一定规制，如殷墟青铜器纹饰布局有着明确的方向性[76]。饰乙类Ab型倒置纹饰的青铜器多在南方发现或具有南方风格，其纹饰布局与中原风格青铜有着明显区别，可以说南方青铜器在纹饰布局的方向上有着自己的特点。

图一〇　不同风格倒置兽面纹布局

1.新干大洋洲鼎XDM:1　2.平陆前庄鼎

图一一　南方风格青铜器纹饰布局

1.三星堆铜铃K2③:70-7　2.新干大洋洲镈钟XDM:63　3.随州毛家冲镈钟 4.安居羊子山噩侯方彝M4:24

四、结 语

倒置纹饰是一种纹饰布局的选择。甲类倒置纹饰是纹饰单元内夔纹与邻组夔纹构成倒置兽面纹，只是视觉上把两个夔纹结合在一起产生的形象，并不是工匠特意为之，夔纹应是兽面纹的陪衬纹饰[77]。纹饰单元填充次要夔纹是商、西周时期处理兽面纹留下空白的一种方式。商、西周时期还会选择其他纹饰填补空白[78]。乙类倒置纹饰是根据器形或构图空间呈近梯形来布局。这类倒置纹饰只出现在特定的器形上，有着一定的规制。此外，并不是所有带有梯形空间的器形都会选择倒置纹饰，如卣、壶、觚、尊等器形均带有梯形空间，但会选择多样化的纹饰布局：在卣、壶上会装饰多道纹饰带[79]，将梯形空间分割成近长方形空间；在觚、尊的圈足会装饰开裂式兽面纹[80]。以上可知，倒置纹饰只是一种布局方式，纹饰布局存在多样化的选择，同时又遵循一定的规制。

南方青铜器有着自己的风格，并持续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商时期，南方青铜器在纹饰布局上与中原地区青铜器有着不同的选择[81]。南方青铜器此种纹饰布局在鄱阳湖流域、两湖地区、四川盆地均有发现，而鄱阳湖流域[82]、四川盆地[83]应是各自具备生产青铜器的能力，相同风格的纹饰布局流行于这三个区域，说明这些区域之间相互影响。同时，南方青铜器的器类多是来源于中原地区。周代中原地区青铜器继续影响南方地区，南方青铜器也对中原地区产生了影响[84]。与北方青铜器不同，南方青铜器是在中原青铜器影响下产生，均属于泥范块范法生产体系[85]，器类也较为接近，暗示南方在文化上一直受到中原地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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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济：《殷墟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花纹的比较》，《殷墟青铜器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代铜器窖藏》，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91页。

[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94页。

[4]a.岳洪彬：《殷墟青铜器纹饰的方向性研究》，《考古》2002年第4期。b.张昌平：《北美地区所见中国商时期南方或南方特征青铜器》，《商周时期南方青铜器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年。c.苏荣誉：《晋西两件商代南方风格青铜器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11期。d.曹大志：《贸易网络中的黄土丘陵（BC1300—1050）》，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73—84页。

[5]李伯谦主编：《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11》，龙门书局2018年，第22页。

[6]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1》，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22页。

[7]中国国家博物馆、江西省文化厅：《商代江南：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辑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60—161页。

[8]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大辛庄遗址139号商代墓葬》，《考古》2010年第10期。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大司空东南地M646》，《考古》2023年第1期。

[10]曹玮：《周原出土青铜器》（第五卷），巴蜀书社2005年，第910—925页。

[1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三门峡虢国墓》（第二卷），文物出版社2023年，第206—210页。

[12]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　夏商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02—303页。

[1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韩炳华主编：《晋西商代青铜器》，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263—270页。

[14]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4》，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38页。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殷墟新出土青铜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0页。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0页。

[1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3—96页。

[18]同[12]，第207页。

[19]湖南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酌彼金罍：皿方罍与湖南出土青铜器精粹》，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年，第48—49页。

[2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文物旅游局、上海博物馆：《周野鹿鸣：宝鸡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出土青铜器》，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第113—115页。

[21]同[3]，第183—186页。

[22]罗西章：《扶风白家窑水库出土的商周文物》，《文物》1977年第12期。

[23]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3期。

[24]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5》，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42页。

[25]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陕西省文物局：《城洋青铜器》，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8—30页。

[26]a.同[16]，第22—25页。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大司空M303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

[2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269—278页。

[28]同[25]，第28—30页。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大司空村东南的一座殷墓》，《考古》1988年第10期。

[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3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虢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05—108页。

[32]a.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虚墓葬之一·北组墓葬（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第145页。b.同[30]。c.同[29]。

[33]a.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平顶山应国墓地》，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451页。b.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平顶山应国墓地九十五号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3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旌介商墓》，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81—83页。

[35]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博物院、运城市文物工作站、闻喜县文物局：《山右吉金：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出土青铜器精粹》，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5—79页。

[36]同[10]。

[37]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319—320页。

[3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170页。

[39]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文物旅游局：《梁带村芮国墓地2005、2006年度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37、281页。

[4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湖北随州叶家山M107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6年第3期。

[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42]同[17]，第205—209页。

[43]罗平：《河北磁县下七垣出土殷代青铜器》，《文物》1974年第11期。

[4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63—267页。

[45]同[24]，第42页。

[46]王光永：《宝鸡市博物馆新征集的饕餮纹铜尊》，《文物》1966年第1期。

[47]葛今：《泾阳高家堡早周墓葬发掘记》，《文物》1972年第7期。

[48]韩炳华：《新见义尊与义方彝》，《江汉考古》2019年第4期。

[49]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176—182页。

[50]同[16]，第64—65页。

[51]同[31]，第248页。

[52]a.梁星彭、冯孝堂：《陕西长安、扶风出土西周铜器》，《考古》1963年第8期。b.赵学谦：《陕西宝鸡、扶风出土的几件青铜器》，《考古》1963年第10期。c.同[24]，第42页。

[53]a.石鼓山考古队：《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西周墓》，《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1期。b.石鼓山考古队：《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2期。c.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宝鸡市渭滨区博物馆：《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M4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1期。

[54]同[19]，第138—146页。

[55]因甲类倒置纹饰均为兽面纹，故而本文直接将其称为倒置兽面纹，并主要分析倒置兽面纹布局。

[56]张昌平：《盘龙城商代青铜容器的初步考察》，《江汉考古》2003年第1期。

[57]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43页。

[58]同[6]，第56页。

[59]山西省文物局：《山西珍贵文物档案（14）》，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7页。

[60]同[3]，第194页。

[61]陈芳妹：《故宫商代青铜礼器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98年，第155页。

[62]同[25]，第161页。

[6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780页。

[6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商城（第1卷）》，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571页。

[65]a.张孝光：《殷墟青铜器的装饰艺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b.同[4]d，第73页。

[66]同[30]。

[67]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商周青铜器纹饰》，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81页。

[68]李伯谦主编：《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8》，龙门书局2018年，第69页。

[69]a.卫斯：《平陆县前庄商代遗址出土文物》，《文物季刊》1992年第1期。b.同[6]，第33页。c.山西省文物局：《山西珍贵文物档案（1）》，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3页。

[70]同[27]，第289—300页。

[71]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馆、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73页。

[72]同[5]，第94页。

[73]李伯谦主编：《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14》，龙门书局2018年，第79页。

[74]a.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3页。b.上海博物馆：《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第78—85页。

[75]a.同[4]b。b.同[4]c。

[76]同[4]a。

[77]﹝日﹞林巳奈夫著，﹝日﹞广濑熏雄、近藤晴香译，郭永秉润文：《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二卷）·殷周时代青铜器纹饰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34—38页。

[78]a.戴应新：《陕北清涧、米脂、佳县出土古代铜器》，《考古》1980年第1期。b.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北出土青铜器》，巴蜀书社2009年，第112—115页。

[79]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3》，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22—128页。

[80]a.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2》，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23—126页。b.同[79]，第109—112页。

[81]席乐：《试论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纹饰及布局》，《美术大观》2024年第3期。

[82]a.苏荣誉、华觉明、彭适凡、詹开逊、刘林、贾莹：《新干商代大墓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同[71]。b.施劲松：《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92页。c.张昌平：《新干大洋洲青铜容器的年代上限问题》，《南方文物》2007年第4期。d.施劲松：《商时期南方地区的青铜器与社会：复杂性与多样性的例证》，《考古》2018年第5期。

[83]a.同[27]，第22页。b.同[82]d。

[84]陈小三：《长江中下游周代前期青铜器对中原地区的影响》，《考古学报》2017年第2期。

[85]苏荣誉：《二里头文化与中国早期青铜器生产的国家性初探——兼论泥范块范法铸造青铜器的有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商都邑与文化（一）：“夏商都邑考古暨纪念偃师商城发现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作者：席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东南文化》 2025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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