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是汉代墓葬出土遗物的组成内容之一,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墓葬等级与墓主身份地位,学界关于汉墓出土印章的研究已有很多,如针对某一地区出土汉印[1] 及对于汉代女性印章[2]、琥珀印[3]与无字印[4]的研究等。西汉列侯墓葬出土一定数量的印章,反映出与列侯及其丧葬相关的较多内容。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西汉列侯墓葬出土印章作相关论述和分析。
一、出土概况
截止目前,基本确认的西汉列侯墓葬 (含夫人墓) 已有数十座之多,其中一部分出土有印章,内容较为丰富。
陪葬阳陵的列侯墓葬中,M760出土1枚双面铜印,一面为“丙武”,一面为“高宛制侯”(图一:1);M260 出土 1 枚双面铜印,一面为“吴信”,一面为“仆信”(图一:2),墓主为便恭候吴信;M130出土1枚桥形钮铜印,方形印面有阴文“周应”二字 (图一:3),墓主为郸侯或绳侯周应[5]。
陕西西安市南郊凤栖原 M8 有多个陪葬坑,印章多与俑或其他遗物伴出,其中K1出土“护军都尉”铜印(图二:1),K4出土带捉手、印面阴文篆书“张”字的长方形铜印1枚(图二:2)及“军武库令”铜印(图二:3)等,K5出土“卫将长史”“当百将印”等数枚铜印章,K6 之中与木俑存在明显组合关系的是 11 枚军队官职印章,职位最高者为“步兵校尉”龟钮银印 [6]。(图二:4)
河北邢台南郊西汉墓出土1枚龟钮铜印,方形印面阴刻“刘迁”二字(图三:1),另有2枚方形玉印,盝面平顶上有柿蒂纹[7]。
江苏徐州市北郊簸箕山 M3 (宛朐侯刘埶墓),墓主腰部出土 1 枚龟钮金印,重 127克,龟钮与方形印台间有圆形横穿孔,印面边长 2.3 厘米,印文为白文篆书“宛朐侯埶”,字体规整,笔道内刻划痕迹明显[8]。(图四) 北郊火山汉墓银缕玉衣内墓主腰部出土1枚玉印,弧形钮下为覆斗形,有圆形横向穿孔,方形印台与印面,印面边长1.85厘米,阴刻“刘和”二字(图五:1),另有无字玉印1 枚 [9]。东北郊陶楼 M1 内葬二人,骨架间有 4 枚印章,鼻钮台形铜印 l 枚,较薄,印面阴文凿刻“蕲城宋父”四字 (图六:1);双面铜印 2 枚,1 件破碎严重,另 1 件长宽均为2.3 厘米,中间有一孔,篆书阳文,正面为“刘欣”,背面为“臣欣”(图六:2);龟钮银印1枚,方形印面边长 2.1 厘米,篆书阴刻“君侯之印”四字[10]。(图六:3) 东南郊拖龙山M1 出土双面玉印 1 枚,一面为“刘习”,一面“臣习”二字[11]。
山东临沂洪家店西汉墓,墓主腰部有玛瑙印章1枚,弧形钮下为覆斗形,下接方形印台,有圆形横向穿孔,印面边长 2.3 厘米,阴刻篆书“刘疵”二字[12]。(图五:2) 济南腊山 M1出土水晶质与玛瑙质印章各1枚,均覆斗形钮,上端正中有一穿孔,印面正方形,水晶印章整体透明,印面边长2.4厘米,鸟虫书体阴文“傅”二字 (图七:1);玛瑙印章的印面边长 1.9 厘米,篆体阴文“妾 ”二字[13]。(图七:2)青州瀑水涧广县城遗址附近一座西汉墓出土 1 枚方形盝顶铜印,瓦形穿带钮,印面阳文篆刻“召嘉”二字,墓主为广共侯召嘉[14]。平度界山M1 的墓主口部附近出土 1 枚玉印,下部为正方体,上为四斜面内收的锥体,近顶部有圆孔,顶为小方形,印面边长2.05厘米,无文字[15]。(图八)
安徽阜阳双古堆 M1 东边箱出土 1 件半圆球形肖形铜印,桥形钮,印面阴铸一鹬鸟[16]。(图九)巢湖北山头M1,头箱内出土1枚方形青玉印,覆斗形钮横穿一孔,印面阴刻田字格,内有“曲阳君胤”四字[17](图五:3),墓主可能为封号或爵称曲阳君的女性[18]。
湖南长沙马王堆 M2 北椁箱(头箱) 出土3枚印章,2 枚为龟钮铜印,龟腹下皆有一穿孔,1 枚方形,印面边长 2.1 厘米,阴文篆刻“轪侯之印”(图一〇:1);1 枚鎏金,印面长 2.2 厘米,宽 2.1 厘米,阴文篆刻“长沙丞相”(图一〇: 2);方形灰白色玉印 1 枚,盝顶,穿孔,阴文篆刻“利苍”,长体横排[19](图一〇:3)。马王堆 M1 北边箱 (头箱) 出土的五子奁内有 1 枚方形木印章,盝顶穿孔并系丝带,印面阴文篆书“妾辛追”,长体横排[20]。(图三:2) 长沙杨家大山 M401出土1枚龟钮银印,钮下有穿孔,正方形印面边长 1.9 厘米,有“刘骄”二字,“刘”字阳文,“骄”字阴文[21]。(图五:4) 沅陵虎溪山M1,墓主腰部出土1枚墨玉质正方形玉印,鼻钮,印面篆刻阴文“吴阳”二字[22]。(图一一)
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多枚玉印,1 枚位于墓主腰部,螭钮高浮雕,螭腹下方为扁圆形钻孔,盝顶方形印身,印面边长2.13厘米,篆刻阴文“刘贺”(图一二:1);1枚圆雕龟钮玉印出于主椁室的东室南部,龟腹下为扁椭圆形钻孔,方形印身,印面篆书阴刻“大刘信印”(图一二:2);1枚呈钮钟形,半圆环形钮,中有圆形穿孔,印面阴刻篆书“容欢”(图一二:3);与“大刘信印”同出的还有 1 枚无字龟钮玉印(图一二:4);另在该墓西藏椁的娱乐用器库还出土 1 枚“海”字长方形铜印[23](图一二: 5)。萍乡莲花县老虎坳罗汉山西汉墓出土 1 枚龟钮金印,龟身下有横穿半圆形孔,四方形印台,印面边长约 1.2 厘米,阴刻篆文“安成侯印”(图五:5),另有1件“封泥”,发现时呈“白色胶泥”状[24],可能是一枚琉璃琢制的印章,原有龟形或瓦形钮,印文基本可识读为“安成侯信印”[25]。(图三:3)
还有其他与西汉列侯有关的印章,如湖南省博物馆藏“信平侯印”[26]、传世的金质龟钮“石洛侯印”[27](图一三:1)。河南周口西华县后石羊村汉代竖穴土坑墓出土有金质龟钮“富寿侯印”[28](图一三:2),因墓葬规模小、印面有损毁,存在后人以其再作陪葬品的可能。
大致来看,一定数量、不同地区的西汉列侯墓葬 (含夫人墓) 出土有印章,时代集中于西汉早中期,体现出较明确的时代特点,由于出土印章在数量和种类方面存在明显的多样化特征,加之并非所有列侯墓葬皆有印章出土,又较好反映出与列侯身份地位相对应的丧葬内容。
二、位置与丧葬功能
西汉列侯墓葬出土印章的数量不等,位置也较为多样,进而反映出不同的丧葬功能。大致来看,印章的出土位置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 墓主身侧腰部
徐州火山刘和墓、簸箕山宛朐侯刘埶墓及临沂洪家店刘疵墓、沅陵虎溪山沅陵侯吴阳墓、南昌海昏侯刘贺墓等,墓主腰部一侧皆有印章出土。徐州陶楼 M1 出土的四枚印章位于男女骨架之间,基本在腰部位置或稍偏上。
2. 墓主口旁或口中
平度界山 M1,墓主口旁出土无字玉印。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容欢”玉印明确置于墓主口中。
3. 主椁室的相关位置
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大刘信印”和龟钮无字玉印皆出土于主椁室东南部。

4. 椁箱或藏椁内
长沙马王堆M2的头箱内出土3枚印章,巢湖北山头 M1,玉印章出土于头箱内。马王堆 M1,木印章出土于头箱内五子奁中,阜阳双古堆M1,东边箱出土铜肖形印。海昏侯刘贺墓,“海”字长方形铜印出于西藏椁内。
5. 墓室内有关位置
莲花县罗汉山西汉墓,龟钮金印出土于墓室内偏西侧靠近墓坑壁处。长沙杨家大山M401,龟钮银印出土于墓室中部偏西侧,很可能与研石共置于同一盛器中。济南腊山M1后室出土的2枚印章、邢台南郊汉墓出土的龟钮铜印及 2 枚玉印,还有“刘习”玉印、“召嘉”铜印及陪葬阳陵的M130、M260、M760等出土印章,具体位置均不详,可笼统概括为墓室内。
6. 墓外陪葬坑中
西安凤栖原M8,墓外陪葬坑出土多枚金属质地印章,多与军事有关。
西汉列侯墓葬出土印章存在墓内与墓外的位置区分。墓外即第6种位置形式相对少见,但多个陪葬坑有印章出土。墓内包含第1-5种位置形式,较为复杂,而第 5 种位置形式又可分散至1-4类位置之中。邢台南郊汉墓出土印章位于人骨附近,当在棺内,可能位于墓主腰部旁侧或其他位置;莲花县罗汉山西汉墓遭盗扰严重,龟钮金印原来的位置可能在棺内或椁箱中;杨家大山M401,龟钮银印或在边箱内近棺处,或在棺内的盛器中;其他墓葬出土印章也应各有具体位置 。一些西汉列侯墓葬出土印章数量多,有的是多个印章在同一位置,有的位置形式较为多样,如南昌海昏侯刘贺墓,位置1为“刘贺”玉印,位置2为吉语玉印,位置3为“大刘信印”和龟钮无字玉印,位置4为“海”字长方形铜印,基本包含西汉列侯墓葬内印章的位置形式,形成较全面的位置组合。
印章的出土位置可以较好体现对应丧葬内容。位置1中,印章的佩戴特征明显,除体现墓主等级身份外,还反映出为死者进行穿衣殓葬、佩戴物品的内容。位置2对应的皆是玉印,当为口琀,反映出汉代丧葬中用琀礼俗及玉殓葬内容。位置 3、4 方面,印章位于墓内棺外的设施中,伴出其他陪葬品,印章因此具有了陪葬功能。此二位置出土的一些印章,形制、印文与置于墓主身侧、体现列侯等级和爵位的印章相似。如马王堆 M2 头箱出土的龟钮铜质“轪侯之印”与“利苍”玉印,说明印文相似或性质相同的印章在具体丧葬功能方面会存在差异,进而说明印章的出土位置与不同丧葬需求有关,抑或还存在时代性和地域性,但并不明显。马王堆 M2 头箱还出土“长沙丞相”龟钮鎏金铜印及较多漆、玉、铜、银和玳瑁器等,显示这是墓葬最重要的一个椁箱,亦说明印章在陪葬品中的重要性。
位置 6 方面,印章位于墓外的不同陪葬坑中,陪葬墓主的性质明显,结合印文及共出器物,体现出军事陪葬的内容和特点,也反映了不同陪葬坑的具体功能。该类位置形式对应的西汉列侯墓葬仅见位于京畿附近、时代属西汉中期偏晚阶段的凤栖原 M8 一座,墓主张安世生前曾任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及卫将军,统领两宫卫尉、城门、北军兵营,食邑万户,政治地位高,身份较特殊,当是墓外多个陪葬坑中有相应数量与军事相关印章陪葬的原因之一。陪葬长陵的咸阳杨家湾M4,墓外亦有兵马俑陪葬坑,但无印章出土[29],间接说明凤栖原M8在陪葬军事性质印章方面的特殊丧葬内容。
可以看出,西汉列侯墓葬出土印章的位置存在多种形式,所体现殓葬品与陪葬品的区别较为明显,进而反映出丧葬内容及需求的具体差异和不同。
三、种类与特点
西汉列侯墓葬出土印章既有相似也有差别,不同标准可区分为不同种类,并体现出对应的特点。根据质地的不同,可分金属质、玉质和木质印章,其中金属质又包括金、银、铜三种,玉质则有玉、玛瑙、水晶等区分,并在制作工艺等方面存在相应的异同,如铸造、雕刻等方面的差别。大致来看,金属质印章较多出土于列侯墓葬(含陪葬坑),夫人墓极少出土或没有,玉质印章在列侯墓与夫人墓中皆有出土,木质则仅见于马王堆M1 (夫人墓),从丧葬的一个侧面反映出列侯与夫人在等级、身份地位等方面的差异。
印面有方形、长方形、圆形、椭圆形等多种形状。长方形数量不多,圆形与椭圆形数量极少,而且尺寸不一。方形数量最多,印面小者边长 1.2厘米,稍大者边长1.8~1.9厘米,略大者边长 2.1~2.3 厘米,较大者边长为 2.4~2.5 厘米,而马王堆M1出土木印章,印面边长为2.7厘米。2.3厘米接近汉尺的 1 寸,因此可以说,西汉列侯墓葬出土方形印章的印面尺寸大致在汉尺 1 寸上下。据 《汉官仪》 记载,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令通官印方寸大小,官印五分”[30]。虽然西汉列侯墓葬出土印章中极少为官印,但与列侯丧葬有关的很多印章在尺寸方面对官印应有所参考。据汉尺换算,一些西汉列侯玺印近合汉制的方寸大小,而且两汉至曹魏,王侯玺印面尺度大体相承[31]。
印面存在是否素面的区分,非素面者又分为肖形印和文字印两类。肖形印对应圆形印,数量极少,目前所知仅阜阳双古堆 M1 有出土,与墓主审美及娱乐可能有关,纹饰为一鹬鸟,而古代管理天文的官员多用鹬鸟作标识,该印与墓主职业也可能有关[32]。文字印数量较多,根据印文的不同,又可分为列侯印、夫人印及具有陪葬性质的其他印章,如信印、职官印、吉语印、单字印等。列侯印与夫人印可以细分为侯爵印、侯名印、侯爵+侯名印、姓名印、封号或爵称+名印、妾+名印等,也有仆+侯名印或臣+名印,如陪葬阳陵的M260出土双面铜印,一面为“仆信”,一面为“吴信”,徐州拖龙山M1出土双面玉印,一面为“刘习”,一面为“臣习”。信印可体现与列侯爵位对应的内容,如“安成侯信印”及“大刘信印”等。其中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大刘信印”,有研究认为印主刘贺为宣帝叔父辈,特制此印以隐约表达自己的身份,并与刘贺当年的封地等存在关联[33];也有研究认为该印对于印证刘贺身份有重要意义,其涉及属籍谱牒、始封继嗣、宗庙祭祖和宗主尊号等内容,“大”读如“太”,与海昏侯国始封君称“太祖”有关,彰显着宗法制度下族权的某些特征[34]。职官印有列侯为官之印,如轪侯利苍的“长沙丞相”印,有与军事有关的印,如凤栖原 M8 陪葬坑出土的较多职官印,体现出与墓主身份等级对应的内容。吉语印极少,目前所知为刘贺墓出土用作口琀的椭圆形“容欢”玉印,印体阴刻卷云纹,以其作为口琀具有一定特殊性。“容欢”二字可能是希望通过玉质口琀来保护刘贺容颜,实现不朽的追求。单字铜印仅 2 枚,皆长方形,均为陪葬品,对应墓葬具有特殊性。出土于陪葬坑的阴文“张”字铜印可体现墓主姓氏,出土于外藏椁的阳文“海”字铜印则反映出墓主封地或封爵等内容。徐州陶楼 M1 出土的“蕲城宋父”铜印亦为长方形,但可能为战国印章,是墓主收藏并用于陪葬的物品。有研究认为印文读作“城父宋蕲”,且不排除汉代仿战国印章的可能[35],若如此,则是地名+人名的印章,因出于墓主腰间,应是服务于殓葬,且可能为死者的名章。由于男性墓主为刘欣且有对应印章,该枚铜印很可能是与刘欣同穴合葬女性的印章,而女性墓主或是蕲城的宋父,或是城父的宋蕲,后者与女性姓名相对贴合。印章文字还存在阳文与阴文的区分,亦有二者共用的情况,如长沙杨家大山 M401 出土的“刘骄”龟钮银印,具有一定特殊性。
印章的钮形式多样,主要包括龟钮、螭钮、瓦型钮、桥形钮、锥体钮、盝顶形钮、捉手形钮、半圆环形钮、鼻钮等。钮上有穿带的孔,位置和形状并不完全一致,如盝顶形钮,有瓦形穿带孔或长方形穿带孔。少量双面印属无钮印,但多数中部有穿孔,与有钮印既存在差别又有一定的相似性。不同的钮与多种形状的印台或印面相结合,构成不同立体形状的印章,结合印身是否有盝顶或为特殊形状 (如刘贺墓出土钮钟形印身的吉语玉印),加之印台边、角、面的不同,综合体现出西汉列侯墓葬出土印章形制的多样性,进而反映出与印章制作工艺等有关的内容。
不同分类内容与不同墓葬在出土印章方面的差别,共同体现出西汉列侯墓葬在出土印章方面的多样化特点,较好反映出与墓葬、墓主等级相关的丧葬内容及内涵。
四、明器印章的确认
根 据 《汉 书》, 西汉早期 “ 徹侯金印紫绶”[36]。《汉旧仪》曰:“列侯黄金印,龟钮,文曰印。”[37]《汉官仪》亦载:“王、公、侯金,两千石银,千石以下铜印。”[38] 上述皆为西汉列侯现实生活及行政事务方面佩戴的印章,传世封泥印蜕的西汉赤泉侯印、曲逆侯印、城阳侯印等[39],对应印章很可能为列侯现实中使用的印章。
考察西汉列侯墓葬,仅宛朐侯刘埶墓、莲花罗汉山西汉墓出土带有侯爵或列侯名称的龟钮金印,刘埶墓出土金印的印文为阴文“宛朐侯埶”,有侯名而不见“印”字,虽字体规整,结体方正,但笔道内刻划痕迹明显,略有凸凹;罗汉山汉墓出土金印,“安成侯印”四字的布局、字口细节未见长期使用的磨损痕迹,推测为短时间内匆忙凿就的印章[40],二者为服务对应墓主丧葬制作的明器可能性最大。西汉列侯墓葬出土较多与爵位或侯名等有关但非黄金质地的印章,且为多种质地并存。根据上述文献,基本可确定为非实用印,较大可能为专门制作用于墓主殓葬或陪葬的明器印章,印章制作、印文刻制与文字风格等皆可体现。
非黄金质地的金属印章中,铜印数量略多,也有少量银印。马王堆M2(轪侯利苍墓)出土铜印,印文草率及鎏金做法均可被视作应付陪葬而进行的急就变通[41]。陪葬阳陵的三座列侯墓葬所出铜印及徐州陶楼 M1 出土的双面铜印均体现出与马王堆M2出土铜印相似的特征,而陶楼M1出土龟钮银质“君侯之印”的“印”字,上部笔划未完全凿除,留下双勾痕迹,应属临时刻凿用于丧葬的印章。其他如“召嘉”“刘迁”铜印及“刘骄”龟钮银印,印文皆姓名,与列侯在现实生活及行政事务中使用印章规定的文字不符,而且有的印文笔画粗糙,有的印文阴阳文并用,皆体现出非实用印章的特征。凤栖原 M8 墓外一些陪葬坑中,印章与俑、模型车马及配套的模型内容等同出,基本可确定为明器,而印章数量较多,与其他器物相配合,可较好达到事死如事生的丧葬效果。
玉印章略少,弧形钮+盝顶+方形印台的形制有一定数量,个别为螭钮+方形印台,也见平顶且顶部有柿蒂纹者,另有极少数双面印。印面多刻写墓主姓名,双面玉印的另一面为臣+列侯名,少数列侯夫人墓出土玉印的文字为封号或爵称+夫人名组合,亦有妾+夫人名组合,另有无字玉印。有的列侯墓葬出土玉印章为陪葬品,较多用于死者佩戴或作为口琀,殓葬特征突出,进而满足尸身不朽的愿望。梳理来看,玉印对应的刘姓列侯及其夫人居多,时代跨度长,西汉早期偏早阶段的异姓列侯也有使用,如“利苍”玉印、 “吴阳”玉印。西汉早期偏晚阶段之后的异姓列侯或其夫人基本不见以玉印陪葬或殓葬,体现出玉殓葬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反映了同姓与异姓列侯之间的差异。根据玉印在墓葬中的位置和作用,结合印文的刻写方法、文字风格等,基本可确定为明器印章。较多玉印的印文为阴刻,相关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可体现出明器印章的特征,如“利苍”玉印,“利”字左右明显不对称。“刘和”玉印、巢湖北山头 M1 出土玉印及刘贺墓出土的“大刘信印”,印文均略显粗糙,前二者还存在缺笔或字体简化的情况。“吴阳”玉印形体略小,腊山 M1 出土鸟虫书体阴文和篆体阴文印章各1枚,均存在文字笔画粗细不均的情况。“刘疵”玉印与“刘贺”玉印的文字较规整,但也有笔画不统一之处。莲花县罗汉山西汉墓出土的“安成侯信印”很可能为琉璃质,印文字体大小不均且相对粗糙。无字玉印中,有的为陪葬品,如刘贺墓主椁室的东室南部出土龟钮无字玉印;有的为殓葬器物,如徐州火山汉墓棺内的1枚无字玉印及平度界山M1墓主口部可能用作口琀的1枚无字玉印,邢台南郊西汉墓人骨附近出土2枚玉印章,公布资料未提及文字,可能是用作敛葬品的无字印。无字的原因或是原本无字,如用作口琀的玉印;或印面原有书写的文字,已脱落不见,非口琀者部分原可能有朱书或墨书墓主及其侯爵名等文字,但均可体现出较明显的明器特征。刘贺墓出土“容欢”文字的钮钟形玉印为口琀,应是在明器基础上与丧葬的进一步结合,可被视为相应功能的再升级。木印章仅见于马王堆M1的“妾辛追”印,为死者名章,出土于头箱内五子奁中。从质地和印文笔画看,当属明器章。
另外,一些印文相似或性质相同的印章,在墓葬中的位置及体现的丧葬功能等方面存在差别,而方形印章的尺寸虽多在汉尺1寸上下,但完全符合者少,过小和较大者多,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印章的明器特征。因此,就西汉列侯墓葬 (含夫人墓) 出土的印章而言,基本为仿现实印章制作或专门为墓主制作的明器印章。
综合来看,西汉列侯墓葬出土一定数量的印章,涉及不同的侯国,时代以西汉早中期居多,反映出与列侯发展较为对应的特征。印章的位置及种类、形制较多样,体现出殓葬与陪葬等丧葬功能的区别及与西汉列侯等级相符的较多丧葬内容和内涵,诸多印章基本为仿现实印章或专门为墓主制作的明器印章即是较突出体现。另据现有资料,东汉列侯墓葬少有印章出土,所知仅山东青州马家冢子东汉墓出土的 1 枚无钮无字石印,很可能为口琀[42]。这与文献记载的东汉“列侯薨,令赠印玺”[43] 的记载不甚相符,墓葬被盗为原因之一,但更可能与延续西汉晚期相关丧葬内容及葬制、葬俗的发展演进有关,也与东汉列侯等级地位较为对应,体现出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不一致的特征,这亦是本文仅对西汉列侯墓葬出土印章进行论述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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