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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传稿》是嘉庆十五年至十七年（1810—1812）阮元任国史馆总纂时主持辑纂的第一部官修学者类传体清代学术史。南京图书馆藏《儒林传稿》四卷刻本（以下简称南图藏本）影印本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后，[1]学界几乎都据此从事研究，影响很大。南图藏本“书版框高一二九毫米，宽一八八毫米”；[2]版式为黑口，四周单边；行款为半叶10行，每行21字，注文双行；版心上记儒林传稿，儒林传稿下右记序、例、录或卷数，版心下右记叶数；卷首为序、凡例、目录。

以往学者对南图藏本版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点。其一，是否为清嘉庆刻本。王汎森指出：“关于这个刊本，《续修四库全书》的编者注明是嘉庆刊本，但查考南京清凉山《续修四库全书》据以影印的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所藏原本（分为线装两册，第一册是卷一、二，第二册是卷三、四），并没有任何出版资料及收藏印记，只有一’南京图书馆藏’朱印，并无任何确证可以判定为嘉庆刊本，编者极可能是根据该书序于嘉庆十七年（1812），故遽定为嘉庆刊本。”[3]黄圣修也曾赴南京图书馆调阅该本，他的判断与王汎森相同：“该书并无任何印记、牌记可供辨识，故南京图书馆馆员当是据阮元之序而径将此本著录为嘉庆年间刊本。”[4]黄圣修还赴上海图书馆考察，发现“与此本相同之版本，上海图书馆亦有收藏，不过装订则略有差异，南京图书馆之藏本，为一、二卷一册，三、四卷一册，共分为两册，至于上海图书馆所藏之本则四卷装订为一册，并于封面上注明’一册全’。两者除装订不同外，其余内容与刊刻样式则完全相同，当为同一版本不同装订。此外，上海图书馆所藏本上有’同治戊辰（同治七年，1868）八月寻于京师’字样，则此版本之刊刻，最迟当不晚于同治年间”。[5]其二，是否为阮元辑纂。戚学民推测，“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的嘉庆刻本《儒林传稿》，……判断它出于阮元的授意，大约不错”。[6]马延炜认为，《儒林传稿》四卷，嘉庆十七年刻本，藏南京、上海，“确为阮元主持拟订之初稿”。[7]总之，南图藏本为阮元辑纂，不是嘉庆刻本，刻印“不晚于同治年间”。那么，南图藏本的刻者是谁，刻于何时，为何刻印？为探讨这些问题，本文梳理南图藏本避讳及其方法，推测其刻印时期；分析阮元致黄奭信札，确定刻者；揣摩刻印《儒林传稿》之因，供治清代学术史者参考，并请读者指正。

一、南图藏本避讳及其方法

南图藏本无印记、牌记，在此情形下，探讨成书于何时，考察避讳是常用的方法。通过避讳的线索，可以大致了解其产生的时代，而南图藏本确有避讳。因此，本文从梳理其避讳入手。

（一）南图藏本避讳及其方法

1. 避孔子名讳，改“丘”为“邱”。《薛凤祚传》“盖祖邱濬旧说也”，卷三第654页上；[8]《刘源渌传》“安邱人”，卷三第659页下；《阎循观传》“安邱张贞”，卷三第660页上；《武忆传》“比邱尼”，卷四第672下；《孔广森传》“城楚邱之不嫌于内邑”，卷四第676页上。

2. 避明光宗名讳，改“洛”为“雒”。《耿介传》“寻予假归，卒。《雒学编续》”，卷一第624页上；《张夏传》“又著《雒闽源流录》”，卷一第629页下。

3. 避明熹宗名讳，改“校”为“较”。《王懋竑传》“较定《朱文公年谱》”，卷三第655页下。

4. 避康熙帝名讳，“玄”缺末笔。《序》“两晋玄学盛兴”，卷首第617页上。避康熙帝名讳，“弦”缺末笔。《薛凤祚传》“所列止正弦、余弦”，卷三第653页下；《戴震传》“然用余弦折平为中数，……震则谓用余弦者……盖余弦者……八线法：弧小则余弦大，弧大则余弦小。弧若大过象限九十度，则余弦反由小而渐大，……不似余弦之参差”，卷四第 670页下、671页上。避康熙帝名讳，改“玄”为“元”。《王夫之传》“而亦不空谈元妙”，卷一第627页下；《惠栋传》“而参以郑元，……辨郑元所传之二十四篇”，卷二第636页下；《臧琳传》“琳之元孙庸学于卢文弨”，卷三第659上；《李光坡传》“兼取扬雄太元”，卷三第662页下。

5. 避雍正帝名讳，改“胤”为“嗣”。《阎若璩传》“《五子之歌》《嗣征》”，卷二第637页下。

6. 避雍正帝名讳，改“禛”为“正”“稹”。《阎若璩传》“《博湖掌录》，王士正《居易录》”，卷二第639页下；《李铠传》“王士稹称其为有本之学，……王士稹撰《传》”，卷二第640页上；《范镐鼎传》“讲濂、洛，王士正《居易录》”，卷三第 660 页上。

7. 避乾隆帝名讳，改“弘”为“宏”。《凡例》“宏文馆”，卷首第619上；《王心敬传》“陈宏谋”，卷一第625页下；《高愈传》“朱宏”，卷一第628下；《顾炎武传》“王宏撰”，卷一第633页上；《阎若璩传》“陶宏景”，卷二第637页上；《严衍传》“欲树宏猷”，卷二第644页上。

8. 避乾隆帝名讳，空“历”字。《黄宗羲传》“《大统法辨》四卷、……《授时法假如》一卷、《西洋法假如》一卷、《回回法假如》一卷……《勿庵算书目》”，卷一第626页下、627页下，“大统”“授时”“西洋”“回”“勿庵”下，均空“历”字。

避乾隆帝名讳，改“历”为“天”。《梅文鼎传》“著《天学骈枝》六卷，值天学书之难读者，……所著天算之书八十余种，……作《元史天经补注》二卷，……著《古今天法通考》七十余卷”，卷二第649页上。

避乾隆帝名讳，改“历”为“法”。《梅文鼎传》“读《元史》授时法经，……作《庚午元法考》一卷。……郭守敬所著《法草》，乃法经立法之根，拈其义之精微者，为《郭太史法草补注》二卷。……作《回回法补注》三卷”，卷二第649页上下。

9. 避嘉庆帝名讳，改“颙”为“容”。《序》“如孙奇逢、李容等”，卷首第617页下；《目录》“李容”，卷首第620页上；《孙奇逢传》“与李容、黄宗羲鼎足行谊”，卷一第623页下；《李颙传》“李容”，卷一第624页下、625页上下；《王心敬传》“容学”，卷一第625页下；《李因笃传》“李容”，卷一第 625 页下；《顾炎武传》“李容”，卷一第632页上；《陆世仪传》“李容”，卷二第 642页下；《梅文鼎传》“李容”，卷二651页上。

10. 避嘉庆帝名讳，改“琰”为“琬”。《吴鼎传》“俞琬”，卷一第 622 下。

综上，南图藏本避孔子和明清帝名讳，避讳字有：丘、洛、校、玄、胤、禛、弘、历、颙、琰等 10 字；避讳方法有：（1）改字，加偏旁代替避讳字，改“丘”为“邱”；用同义字或义近字代替避讳字，改“胤”为“嗣”，改“历”为“天”“法”，改“琰”为“琬”；用形似字代替避讳字，改“校”为“较”；（2）谐音，用同音字或音近字代替避讳字，改“洛”为“雒”，改“玄”为“元”，改“禛”为“正”“稹”，改“颙”为“容”，改“弘”为“宏”；（3）缺笔，以缺笔示避讳，“玄”“弦”缺末笔；（4）空字，空其字而不书，以示避讳，空“历”字。

（二）南图藏本避讳不一致

南图藏本避明光宗名“洛”讳仅两例，但其不避者竟有20例。例如：《孙奇逢传》“奇逢早年潜心濂、洛之书，……奇逢命斌辑《洛学编》”，卷一第623页上、624页上；《胡渭传》“又因《系辞》’河图、洛书’之文，……以当洛书，……如河图、洛书亦不免尚有剩语，……渭则于河图、洛书，……《洛书》本文”，卷二第633页下、634页上下。

南图藏本避明熹宗名“校”讳仅1例，但其不避者竟有38例。例如：《阎若璩传》“以今孔书校之，……今以《史记》《说文》与晚出《书》相校，……手校《困学纪闻》”，卷二第 638页上、639页下；《毛奇龄传》“学校诸问答”，卷二第 640 页下。

南图藏本避康熙帝名“玄”讳，含“玄”的“弦”字亦避。但避雍正帝名“禛”讳，而含“真”的“慎”字不避。例如：《孙奇逢传》“以存诚慎独为持要。……惟是慎独而已”，卷一第623页上。

南图藏本避雍正帝名“禛”讳，而不避“真”字。例如：《胡渭传》“又真以为龙马、神龟之所负，……渭又撰《大学翼真》七卷”，卷二第 634页上。

南图藏本避讳不一致，是由于其史源不同。南图藏本文本源于近 200种文献，而各文献的避讳方法不同。另外，各传记辑纂者的避讳方法也不尽一致。

众所周知，文本避讳至什么时期，可大体判断其为何时版本。南图藏本避嘉庆帝名颙琰讳，不避道光帝名旻宁及其后诸帝名讳且与成书于嘉庆朝一致，说明其版本可能为嘉庆刻本。但是，南图藏本中全部使用“上书房”，而无“尚书房”。《王懋竑传》“在上书房行走”，卷三第 655页上；《钱大昕传》“上书房行走”，卷四第 667页上；《卢文弨传》“上书房”，卷四第 672页上。上书房是清代皇子读书之地，道光前叫“尚书房”或“上书房”，道光年间奉旨改称“上书房”，据此，南图藏本可能是道光刻本。

二、阮元致黄奭信札分析

阮元致黄奭（1809—1853）信札是研究《儒林传稿》版本的重要史料。

阮元是道光十八年（1838）五月致仕的。阮元回到扬州后，刘文淇（1789—1854）时常前往拜见。道光二十三年春，阮元招刘文淇居其宅校勘《旧唐书》。据刘文淇观察，致仕后，阮元在扬州接触较多的客居扬州有名望者是沈歧（1773—1862）和梁章钜（1775—1849），而对黄奭则时常称赞。刘文淇云：“窃见太傅门墙高峻，平日所与往还者，一二名德寓公外，谓总宪沈饴原、中丞梁芷邻两先生。大率皆寒畯请业之人，若当途冠盖及里闬绅富，绝无宴会酬唱之事，而独于右原比部称道不置。比部每来，讲学必历一两时。太傅间至比部宅，亦坐谈良久甫回。比部每来假书，属文淇检书目，令人往选楼取出，即行赍送。……以耄年犹及见之为幸，其倾许也，可谓至矣。”[9]在刘文淇印象中，阮元对黄奭厚爱有加，且交往颇密。

黄奭字右原，原名黄锡麟，江苏甘泉人。父至筠（1770—1838）为两淮盐商总商且两任首总（1804—1805、1818—1822）。[10]虽家资雄厚，而黄奭独好于学，尤笃郑学。道光二十三年，阮元在《高密遗书序》中称，黄奭“以赀为刑部郎，又因大京兆吴梅梁杰（1783—1836）为举主，得赐举人。京兆，余门生也。右原以门下晚学生来谒，己亥（1839）后，屡问学。予见其所言《四库》诸书，大略皆能言之，与讲汉学，知其专于郑高密一家，元元本本，有《高密遗书》之辑。余诧之，以为其家以赀殖为事，柳子厚所云’为世所嫌’，安能知所谓高密郑公者？诘其所学，必有所来。右原乃言幼读书为举业，入安定书院，曾宾谷先生（曾燠，1759—1830）异之，曰：’尔勿为时下学。余荐老师宿儒一人，与尔为师。’乃甘泉江郑堂子屏藩（1761—1830[11]也。右原以重脩礼延之，馆其家，从之学。右原质本明敏，又专诚受教，四年，子屏老病卒，独学又十馀年，日事搜讨，从汉唐以来各书中得《高密遗书》盈尺之稿，稿本有已刻者：《六执论》……吾于是慨然高密之学矣”。[12]阮元、江藩、黄奭均主汉学，可谓志同道合。阮元称黄奭“高密之学”，评价甚高。是年，阮元已80岁，而黄奭才34岁。此后，阮元与黄奭，看芍药、互和诗、赠古砖、送端砚、致信札、书匾额、讲学、作书序等等，交游甚笃。黄奭是清代著名辑佚家，所辑《汉学堂知足斋丛书》215种，[13]数量巨大，厥功甚伟。黄奭辑《端绮集》卷二一收录阮元致黄奭信札一组，迻录如下：

阮元这组信札作于道光二十三年。黄奭在《端绮集序》中称：“数十年同人之诗、古文为天所留者，不分体，而编年以先后之，虽有断烂显然，亦仍之。年各一卷，而卷留空白，以待他处、他日踪迹得之，或本人之存者自补之，不数年更续之。”[15]《端绮集》各卷卷端记端绮集卷几，下记清颂堂丛书，次行记干支，版心记端绮集，端绮集下右记干支及序号。阮元这组信札收录于《端绮集》卷二一癸卯十六，据此，可以确定其作于道光二十三年。

这组信札是当事人阮元所作，当事人黄奭所辑、所刻，且刻印时，两当事人均在世，故为宝贵的原始史料，它证明：

第一，是阮元让黄奭刻印《儒林传稿》的。阮元把抄本给黄奭，让其刻成小本。

第二，阮元对刻印《儒林传稿》很重视。从交付抄本、雇人抄写、抄写时间、刻本大小、刻印理由、不置印记及牌记、加缀行说明其来历及刻印原因，到跟踪刻版、催促进度，总之，阮元对刻印《儒林传稿》的各个环节，既细心，又期盼。

第三，《儒林传稿》印数不多。阮元收到30部，后有部分锦套本。

第四，《儒林传稿》刻印不久，就流传至北京等地。阮元让黄奭送给在北京的何绍基（1799—1873）和张穆（1805—1849）。

第五，黄奭刻印《儒林传稿》非常用心，亲自字字校对。

第六，《儒林传稿》有两种封面，部分加锦套。

那么，南图藏本是否就是阮元让黄奭所刻之本，为论证这一关键问题，以下将南图藏本与阮元致黄奭信札所言进行比较：

第一，南图藏本“原书版框高一二九毫米，宽一八八毫米”，[16]与阮元所言“小本”一致。

第二，南图藏本无刻者、无刊行时间，与阮元所言“不必说出谁刻”一致。

第三，南图藏本全部使用“上书房”，与道光二十三年刻印时间一致。

第四，南图藏本前无“缀行”，与阮元的要求不同。

第五，南图藏本无锦套，与阮元所言封面之一加锦套者不同。

上述第四可能另有其因，第五因阮元让黄奭所刻有两种封面，故可忽略。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存世《儒林传稿》四卷刻本只有两种，一为南图藏本，一为榕园丛书本，后者系张丙炎（1826—1905）刻、张允 （生卒年不详）刊行，故前者可能是阮元让黄奭所刻之本。

三、阮元刻印《儒林传稿》之因

阮元刻书无数，刻印一部仅五万馀字的小书，可谓易如反掌，但其完稿于嘉庆十七年的《儒林传稿》，31年后才刻印，且不置印记、牌记，为什么？

其一，忌惮国史馆对史稿的管理。清国史馆对史稿的管理较为严格。王汎森指出，“清代国史馆成稿一向存档，并不刊刻，……嘉庆年间的钱仪吉（1783— 1850）……因为参与《会典》的修纂而得以见到国史馆的传记，却未敢抄录向外流传。同治年间，李元度（1821—1887）编《国朝先正事略》，序上也抱怨草野之士无由获睹国史馆传。……史馆列传一般不能得见，史官也不可携回私寓，但是可以就馆抄录”。[17]

其二，对《儒林传稿》被修改非常不满。黄圣修认为，“嘉庆十七年阮元署漕运总督后，便将所纂办之《儒林传稿》交呈国史馆。然而国史馆对于阮元之稿有著不同意见，因此才有嘉庆十九年至二十三年间的修改。在修改的过程中，总裁曹振镛（1755—1835）曾与翁方纲（1733—1818）有过讨论，自此改变了阮元传稿的学术原则与去取标准”。[18]马延炜指出，“此稿原有的沈国模、谈泰、桂馥、钱澄之、方中通、朱鹤龄、臧庸、阎循观、汪绂、金榜、王鸣盛、丁杰、任大椿、孔广森、张惠言、孔兴燮的传记被删去，毛奇龄改入《文苑传》”。[19]道光十年（1830），阮元将沈国模、毛奇龄等传以《集传录存》为篇名，收入《揅经室续二集》卷二中，并刊行。[20]

其三，英军侵入，局势骤变。道光二十一年（1841）五月，阮元致函钦差大臣伊里布（1775— 1843），提以美国人制英国人之策，未果；七月，英军犯江浙，阮元与卞光河等议防堵诸事。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扬州筹办防堵事宜，阮元命长孙恩海捐输制钱壹仟缗钱。六月十四日，英军攻占镇江，阮元避居公道桥。

其四，80 岁后文稿每年刻印。以《揅经室集》为例，道光二十三年前，间隔多年才刻印一次：道光三年（1823）刻四十五卷本，道光十年（1830）刻五十四卷本，道光十九年（1839）刻五十六卷本。道光二十三年及其后则每年刻印：道光二十三年刻六十卷本，道光二十四年（1844）刻六十二卷本，道光二十五年（1845）《再续集》增加若干文章及诗，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六十三卷本。[21]

其五，底稿及正副稿毁于大火。阮元说“上巳夜皆为六丁取去”，是指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初三夜，其扬州大东门北第的大火，被烧书含《儒林传稿》底稿及正副稿三份。阮元云：“大东门北第，祁门张氏造，以板包拱把之木，伪为方柱，本不坚壮，方愧难奉御笔，余又积书连屋，时虞傾折。是以邻火骤来，癸巳（1833）、癸卯（1843）两次，御赉皆得护出，其馀书物皆烬。……上巳城中几处夜火，幸而在乡，否则老夫跛卧，将困郁攸。”[22]

第六，刻印国史馆史稿有先例。王汎森指出，“清代从史馆抄辑列传成稿并加刊刻的例子并不在少，乾隆、嘉庆间《满汉名臣传》等书即是。这类书的出版者往往并不明显，有时不具名或是安上一个化名，而出版者亦多不挂名，或挂上厂甸铺的名字”。[23]

四、小 结

通过避讳研究版本是一种常用的方法，但有时仅仅依据避讳研究版本，其结论可能有误，南图藏本就是如此。根据避讳及其方法，南图藏本可能为嘉庆刻本，但根据全部使用“上书房”，则可能是道光刻本。道光二十三年，阮元致黄奭信札是刻印《儒林传稿》重要的证据。将南图藏本与阮元致黄奭信札所言比较，南图藏本可能就是阮元让黄奭所刻之本。

道光二十三年，阮元刻印《儒林传稿》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对国史馆史稿不得刻印的规矩，阮元心知肚明，处事谨慎的风格，使其在任上不便刻印。阮元对《儒林传稿》颇为自负，[24]对其被修改，且改变“学术原则与去取标准”非常不满。道光十年，阮元将沈国模、毛奇龄等传以《集传录存》为篇名，收入《揅经室集》，以表不满。但《集传录存》只是《儒林传稿》的部分内容，不足以由此评判《儒林传稿》之优劣，只有将其全部刻印，才能供世人鉴别。这是隐藏阮元心中31年的无奈，既想刻且能刻但不便刻。英军侵入镇江，阮元避居公道桥，这对八十高龄且“跛卧”的阮元，刺激颇大，时局莫测，来日不多。《儒林传稿》底稿及正副稿毁于大火，促使阮元尽快刻印。至于阮元说，仿王鸣盛刻印《明史稿》之例，只是给自己理由，授黄奭证据。阮元刻印《儒林传稿》是为了证明其价值，而非盈利，故其印数极少。因此，光绪七年（1881）主持辑纂《清国史·儒林传》、1914年主持辑纂《清史稿·儒林传》的缪荃孙（1844—1919）也未见过《儒林传稿》。[25]

南图藏本极有可能就是《儒林传稿》清道光二十三年甘泉黄氏刻本。如果此判断不误，南图藏本是初刻本、单刻本、也是家刻本，其价值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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