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新苗,文学博士,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梨园私寓考论:清代伶人生活、演剧及艺术传承》《文本、舞台与戏曲史研究》等专著。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长摘要

戏曲学自主知识体系

生成与建构

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内容上承载着中国人的道德伦理、精神信念和价值观念,在形式上体现了空灵写意的独特审美。作为一种文体,代有作者,留下丰富的文本文献,是宝贵的文学遗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历经千年风雨,赓续传承不绝,直到今天仍能与时俱进,不仅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也成为文明交流互鉴中一张耀眼的“中国名片”。戏曲的发展历史、艺术特性和当代价值,皆彰显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正应在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作出新贡献,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展现新作为,在世界艺术领域发出中国声音。

回溯宋元以来戏曲知识的生成与发展,我们发现,极强的实践性是其最为鲜明的特征。戏曲诞生于艺人之手,最先关于这门表演技艺的知识仅在艺人群体中沉淀和传播。该如何创造一个新剧目,从表演者的构成和组织形式、说白歌唱的安排到舞台动作呈现,都来源于艺人之间相传的潜知识。这些知识仅在艺人中间流传,不足为外人道。等到文人参与到戏曲实践中,如元杂剧最早一批作家关汉卿等人,他们通过观察和学习,从实践中掌握了杂剧技艺的相关知识,并模仿舞台表演的呈现方式创作能够保留的戏曲文本,戏曲知识的生成才真正开始。因此,王国维将戏曲文本的出现作为戏曲成熟的重要标志,是有道理的。

戏曲知识的实践性品格,决定了戏曲学研究的对象。《四库全书》说戏曲“在文章技艺之间”,态度很鄙夷,但客观上认识到戏曲艺术的特性。因此,文学和舞台技艺两个方面,皆是古代戏曲知识生产的研究对象。戏曲文学创作理论和实践、戏曲文学批评成为戏曲知识的重要构成部分,这已为人们所熟知,无需赘言。关于舞台技艺方面,唱和演是文人主要关注的对象。燕南芝庵《唱论》、徐大椿《乐府传声》这一类戏曲声乐论著,揭示出戏曲歌唱生发于传统“小学”之“五音”“四声”的“依字行腔”特性,也从咬字、发音、板式、曲情甚至歌唱姿势等层面阐发戏曲歌唱所依循的规律和美学要求。文人进入歌场,以观众身份来评判演员的优劣,在与优伶交往中获取关于表演的各种信息,从而生成对表演艺术的认知。胡衹遹、夏庭芝、李开先、何良俊、汤显祖、张岱、严长明、吴长元、种芝山馆主人等,关于伶人及其艺术的记载和评论,不仅丰富了人们对伶人生活及其技艺的认知,也蕴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表演理论和美学精神。

整体上看,古代戏曲知识的生成,关于文学的要远远超过关于舞台艺术的。李渔具有对戏曲知识系统化的初步自觉,兼顾文学、艺术两个方面,但其主要贡献仍是在戏曲文学创作方面进行了总结和知识创新,对于具体表演技艺知识的讨论则较少。在艺人中间流传的身段谱、穿关等类知识只是舞台表演技艺方面的冰山一角,而关于戏曲表演知识的整体梳理和总结尚付之阙如,仍然是依靠师徒弟子之间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作为一种潜知识存在于行业内部,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古代戏曲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近代以来,戏曲知识的生产和建构受到现代性力量的驱动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戏曲知识的扩容和系统化。科技发展、资讯发达、传播便捷,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表征;建立在逻各斯主义基础上的现代“理性”,使得人们想探究一切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而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大量涌现的资讯信息为此提供了基础和前提。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是学界公认的现代戏曲研究开山之作,就是因为他能“取外来之观念(现代学术思维和方法)”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比起片段化、随感性的古代戏曲理论著作,该书研究目的明确,论证充分,语言严谨,解决了宋元戏曲如何产生发展、元杂剧文章美在何处等问题,丰富了人们对宋元戏曲发展的认知,也开创了戏曲史研究的模式。

现代戏曲知识的扩容,更体现在舞台艺术研究上。这些知识的生产,主要是依靠戏曲专家们(很多是票友)在参与戏曲艺术实践时,将观察、听闻和学习来的流传于艺人之间的潜知识显象化,齐如山在这方面的工作具有代表性。他通过观察和访谈的方式,将保存在艺人身上的潜知识记录下来,进行分类梳理,互相印证,解释发明,并系统化。此后很少有人像他这样系统地全方位地进行舞台艺术知识梳理,其晚年写成的《国剧艺术汇考》尽管有不严谨之处,但至今仍无人超越。

第二,是戏曲学学科意识的初现。知识系统化是学科确立的前提,但是学科真正创立,需要有学科独立性的自觉意识。王国维等学者主要从戏曲文学文献出发创建其知识体系,但这一体系是附属于文学学科之下的,而从戏曲本体角度来构建学科体系的,却是一些非职业化的学者。冯叔鸾(马二先生)是民国时期著名戏剧活动家、编剧和评论家,曾发表《戏学讲义》,是目前所见最早探讨成立“戏学”的著作。他指出:“老伶工之教徒弟,大曲先生之说戏,皆是知识上之能事而非可目为学问。盖彼辈有材料而无条理,知应用而不究原理故也。”因此要将伶人所掌握的戏曲知识发掘出来,进行条理化、系统化,方成为“戏学”,并给这个概念定义曰:“戏学者,研究演戏之一切原理及其技术之学科也。”他很自豪地声称:“吾敢为武断之言曰:戏学之成立及戏学名词之成立,皆始于我之《戏学讲义》,前此盖无有也。”

吴新苗 | 戏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成与建构

与《宋元戏曲史》同列于商务印书馆“文艺丛刻甲集”的《梨园佳话》,也是一本试图草创戏曲学科体系的早期著作,作者王梦生在第一章总论中指出戏曲是一种“美术”(艺术),并且是“专门之科学”,因此“尊之曰’美术’,重之曰’戏学’”,并郑重提出“戏学”概念,初步指出了戏曲艺术的综合性特征。

此后徐凌霄有感于“中国向有剧艺而无剧学”,专倡“剧学”研究,希望通过建立中国剧学,使之立足世界学术之林。无论是王梦生、冯叔鸾还是徐凌霄,他们提倡的戏学、剧学,都偏重于戏曲舞台艺术之学,而戏曲文学之历史和创作理论方面的知识却避而不谈或涉及甚少,这与研究戏曲文学文献却不关注舞台艺术同属偏于一端。

第三,是提出戏曲学领域的重要概念、话语和命题。西学东渐之后,在中西戏剧比较中,人们加深了对传统戏曲的认知,创造性地提出解释戏曲独特性的概念和话语。王国维“以歌舞演故事”“意境说”,齐如山“有声必歌,无动不舞”,赵太侔“程式化”等,这些仍是当下中国戏曲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极为重要的话语资源。与此同时,出现了“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戏曲改良”“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戏曲改革”等一系列基于现实的重要命题,这些命题的争鸣和探讨,丰富、深化了戏曲学知识内涵,充分体现出戏曲知识体系的时代性特征,折射出近一百多年中华民族心理和精神的耀眼光斑。

新中国成立以后,戏曲知识体系建构得到超越此前任何历史时期的丰富和更新。《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以及各种戏曲知识词典和工具书相继出版,以王季思等为代表的综合性大学戏曲研究者不断拓展戏曲史研究, 以当代精神诠释经典作品,形成关于戏曲的新知识、新思想;张庚等为代表的文化系统专家学者,尤其注意到戏曲学学科的完整性和体系化,通过《中国戏曲志》的编纂出版、通史和断代史的撰写、兼顾文学和表演的戏曲通论研究、关注当下戏曲生存发展的评论写作,构建起由戏曲文学、表演、导演、音乐、舞美组成的学科体系和以戏曲志、史、论、评四个维度为支撑的戏曲学知识体系,在主义马克思指导下,戏曲学发展有了新境界和新气象。

关于当下戏曲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思考,笔者认为,首先,观照文化强国建设和戏曲艺术发展实践是建构戏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前提。戏曲学知识在生成发展过程中,体现出鲜明的实践性和时代性特征,在古代是对本土戏剧实践的知识总结和提炼;近现代社会,戏曲学知识体系建构主要体现在现代化转型上。当下戏曲学科发展面临的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融合到文化强国建设中来,并根据时代需求和现实需要提出新问题,得出新观念,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如加大对经典作品的当代解读,挖掘其思想、文化价值;整理戏曲史学史,推动戏曲史知识的更新和体系化;关注当代戏曲发展实践,加大对地方剧种的研究,加大对戏曲评论话语体系的建设,引导非遗剧种健康传承发展,等等。

其次,根据国家发展需要和戏曲知识发展现状,重新认识戏曲学学科边界和学术体系建构。随着戏曲实践及知识的发展,戏曲学科的边界也在不断扩大延展。当前,在戏曲学科和学术体系中,编导演音美(舞美)传(传播)和每个分支学科的历史、理论、评论,构成了体系化的知识集合,这是戏曲知识体系的主体结构。在激活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新时代,戏曲与文旅融合所形成的新知识,与数字化技术融合所形成的新知识,进一步扩大了戏曲学学科、学术内涵。戏曲与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其他学科进行交叉融合研究也不能忽视。因为专业学位的设置,戏曲艺术创作既是“术”也应该有“学”,特别是过去很少关注的编演音舞等各个专业技术方面的知识,也应纳入到戏曲学知识体系建构中来。如此以来,张庚代表前海学派提出的“志、史、论、评”,随着时代发展,似应增益调整为“史、论、评、创、融”五个维度,与戏曲各学科专业构成网状的体系化的知识矩阵。

再次,提炼标志性概念和话语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一环。戏曲在千百年来知识生成发展中,诞生出中华民族的戏剧观念、范畴和概念,比如关目、结构、科范、意趣神色、高台教化、至情,等等,涉及戏曲学方方面面,体现了中国戏曲独特的艺术规律和美学精神。但中国戏曲理论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状况一样,“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因此,我们应该在以往戏曲知识体系的话语资源基础上,结合当代学术发展,借鉴西方戏剧学话语表达方式,提炼出具有标识性的概念话语。不能仅从概念到概念,而是要放在对中国戏曲经典作品、经典剧目的阐释中,在与戏曲实践的互相印证中,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戏曲学界应具有“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的文化担当。只有这样,才能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同时,让中国戏曲走出去,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全文详见《文学遗产》2025年第3期

责任编辑:朱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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