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现代社会，我们都被商业裹挟其中，想要理解世界的逻辑，却往往又不知道从何开始。
当表面阅读成为常态，深层思考便成为了稀缺资源。我们担忧机器取代人类，却未曾察觉自己正在变得机械化。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亚当·加芬克尔所警示的：“在屏幕文化中，我们的思考模式正在被重新编程。”
在这个多任务处理被误认为高效的世界里，我们开始对机器产生越来越高的依赖，迷失在注意力的碎片化之中，时间线被扁平化，记忆力和计划能力下降。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应对商业世界的挑战？就像美国作家梭罗所言：“一本好书是智慧的钥匙。”每一本书都通向一个问题。
读书或许不能为我们提供所有问题的标准答案，但它能够激发思考，让我们洞察问题的多维面貌。一个不读书的人，更容易在纷繁世事中迷失方向，不知问题之所在。
那么，解读商业世界，要从哪里开始？能不能开一个书单？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用一本书尝试回答了这个问题——《影响商业的50本书》。
从私人书房的上千本商业经典中，吴晓波精心挑选出50部代表性作品，逐一重读，带你理解近300年来的经济理论迭代、商业发展脉络。同时，也为拥有不同理论基础和阅读爱好的读者，提供了诚意满满的宝藏书单。
《影响商业的50本书》 吴晓波
在序言中，他动情说道：“每一本，我都记得第一次遇到时的情景。它们是我生命中的一些亲切的陌生人，偶然遇到，从未离去，远远地站在那里，像一个个长满了记忆青苔的木桩。”
这份宝藏书单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你可能听过这本书，却不一定知道它出版的那一年，美国发布《独立宣言》，历史在大跨度的勾连中散发出迷人的气息。
然后是马克思、韦伯、哈耶克、弗里德曼、萨缪尔森、德鲁克……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脉络将在他们及其著作中渐渐清晰起来，终而构成人类商业文明的新格局。
与重新定义商业的天才思想者相呼应的，是实践在一线的企业家。他们就像自己给自己打针的病人，对商业呈现出更为微观而生动的理解。
最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国，而在一场长达百年的追赶式现代化运动中，我们又是如何曲折前行的。
所有这些一往无前的思想家和实践者，如浩荡时空中的火花和油盐。而他们的锋芒创见，构成了商业发展的恢弘图景。
这些书籍，或许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如何一夜之间变身为投资领域的大师或是沟通高手，但它们无疑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扇窗，让我们窥见了商业的本质、投资的精髓、沟通的艺术，以及生活中无限的可能性。
第一部分
当商业开始改变世界
《国富论》：他发现了“看不见的手”
什么是好的经济制度？好的经济制度就是鼓励每个人去创造财富的制度。——亚当·斯密
《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也是在这一年，美国人发表了《独立宣言》。这也许是一个巧合，这两本著作却如同两把手术刀，在旧时代的身上剖出了一个新生儿。亚当·斯密是一位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所开创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被认为是“自由企业的守护神”。
《资本论》：一本为革命而生的经济学宣言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切价值都可以还原为时间。——卡尔·马克思
英国历史学家以赛亚·伯林认为：“19世纪没有一位思想家能够像马克思那样，对于全人类有着如此坦率、准确和强有力的影响。”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马克思，《资本论》被一再地重印、翻译和解读，虽然很少有人完整地读完过这本巨著，但它却成为无数人的信仰和行动的教条。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商业编织“意义之网”
人类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马克斯·韦伯
在今天，所有有志于商业的中国人读韦伯的著作，既会有一种隔膜感，同时也会有一种切肤的亲近感。
这本书的创作动机，是试图回答一个非常尖锐、到今天仍然极富挑战性的问题：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根本动力，到底是什么？他在书中得出的很多结论，未必完全适合中国，但是，他提出的问题，以及分析问题的路径和方法论，却为我们寻找答案指出了一个方向。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新定义“看得见的手”
长远是对当前事务错误的指导。从长远看，我们都已经死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自经济学诞生以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被公认为三部最重要的经典。
它们都与“手”有关。斯密发现了“看不见的手”，马克思和凯恩斯则各自定义了“看得见的手”，对后两人的认同、追随、修订与反叛，构成了近百年政治经济世界的全部风景。
后世的治国者中，如果有10个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就有100个凯恩斯主义者，而且，前者中的一半可能还是伪装的凯恩斯主义者。
《通往奴役之路》：他什么都不相信，除了自由
自由而非民主是终极价值。——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全书没有一张图表，没有一个公式，甚至没有任何统计数据，与其说它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经济学作品，倒不如说是一则道德哲学的宣言。
哈耶克最后说：“如果我们要建成一个更好的世界，我们必须有从头做起的勇气——即使这意味着欲进先退……我们几乎没有权利感到比我们的祖辈优越。我们不应忘记，把事情弄成一团糟的并不是他们，而是我们自己。”
《自由选择》：经济学界有个“矮巨人”
自由、私有、市场这三个词是密切相关的。在这里，自由是指没有管制的、开放的市场。——米尔顿·弗里德曼
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了弗里德曼，一个身高不足1.6米、讲话声音很响的“矮巨人”。他的学生、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是这么评价弗里德曼的：“他能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艰深的经济理论。”
对自由和存在的意义的讨论，是哲学的起源之一，也是二战后最重要的反思课题，而对其的思考，是每一个人走向成熟的必要一课。
《经济学》：“我写教科书，其他人拟定法律”
永远要回头看。你可能会由过去的经验学到东西。我们所做的预测，通常并不如自己记忆中的那样正确，两者的差异值得探究。——保罗·萨缪尔森
直到18世纪末，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到1948年，萨缪尔森写出了第一本经济学的大学教科书，至此经济学才终于形成了自己的学科教育范式。这一年，萨缪尔森33岁。
萨缪尔森是一个特别不善于谦虚的人，他曾沾沾自喜地引用别人的评论说，“新生代的经济学将来自《经济学》一书”。有的天才就是善于给自己写“维基百科”。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个“旁观者”的创新
界定使命是企业家的任务，而激励与组织人力资源是领导力的范畴，两者的结合就是管理。——彼得·德鲁克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萌芽于18世纪末，与此相比，管理学的出现则要晚130多年。真正让管理学建立完整知识架构，并对企业的性质和企业家精神进行了定义的，则是彼得·德鲁克，他因此被称为“大师中的大师”。
在我看来，这本书是德鲁克“最后的不朽杰作”。他从管理学的角度定义了什么是企业家精神，并将之输出为一种全社会的能力。
“竞争三部曲”：战略模型的设计大师
战略思想很少自发地产生。竞争优势是竞争性市场中企业绩效的核心。——迈克尔·波特
如果说德鲁克确立了管理学的学科地位，那么，比他晚一辈的迈克尔·波特则让管理学的影响力超出了商业世界的范畴。
波特的著作严谨而富有层次感，具备强大的推理性和自洽性，不过，也冗长而沉闷。他很沮丧自己没有畅销书作家的天赋。《经济学人》杂志调侃道：“若是让迈克尔·波特发表些妙语连珠、吸引眼球的东西，会比要求他穿着女式内衣公开演讲还让他感到难堪。”
《乌合之众》：群众是如何被发动起来的
群体的“上帝”从未消失，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立者之所以能够站住脚，是因为他们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他们使群众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偶像赴汤蹈火。——古斯塔夫·勒庞
所有政治、经济规划或商业活动的成败，归根到底，都取决于受众的行为：他们在什么时候，愿意以怎样的价格或方式，为什么而买单—它可能是一个商品，也可能是一个理想。
在《乌合之众》一书中，勒庞提出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观察：群体用形象思维思考，且这些形象之间并无逻辑关系。形象暗示产生的情感，有时非常强烈以至于能够被付诸行动。
第二部分
成长的策略与秘密
《追求卓越》：第一本卖过千万册的商业图书
顾客是重要的创新来源。——汤姆·彼得斯
2002年，《福布斯》杂志评选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20本商业图书”，排名第一的，是一本研究企业如何成功的超级畅销书：《追求卓越》，它开创了管理学界的一个“卓越时代”。
从数千家上市公司中筛选出75家杰出模范企业，通过调查采访总结出八项特质：采取行动，接近顾客，自主创新精神，以人为本，亲身实践、价值驱动，坚持本业，组织单纯、人事精简，宽严并济。
《基业长青》：伟大的创业者都是“造钟”人
无论最终结局有多么激动人心，从优秀到卓越的转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这一过程中，根本没有单一明确的行动、宏伟的计划、一劳永逸的创新，也绝对不存在侥幸的突破和从天而降的奇迹。——吉姆·柯林斯
2004年秋天，吉姆·柯林斯受邀去西点军校讲课，他问听课的是哪些人。
回答是：12位陆军将军、12位跨国公司CEO和12位非营利性组织（NGO）的领导者。需要柯林斯讲授的课题是：美国。
在《基业长青》中，柯林斯的著述风格与他去西点军校授课的做法如出一辙：提出一个好问题，提供一套思考模式，却从不给出标准答案。这本书在《福布斯》杂志评选的“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20本商业图书”中排名第二。
《营销管理》：营销学最后的大师
优秀的公司满足需求，而伟大的企业却创造市场。——菲利普·科特勒
有一次，科特勒很自得地和记者说：“我对经济学家们并不研究的实质性问题很感兴趣，如：公司在广告上花了多少钱？什么是销售力量的合理规模？公司如何明智地定价？我陷入了一种市场的思维形式之中。”
说科特勒是当代营销学的理论建构大师，甚至是最后的大师，恐怕一点都不言过其实。一本伟大的教科书需要具备三个特点：清晰而严谨的理论架构，精准的概念定义和与时俱进的迭代能力，恰巧，科特勒是这三方面的天才。
《第五项修炼》：席卷全球的学习型组织热
在一个变化越来越快、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里，只有那些懂得如何激发组织内各个层级人员学习热情和学习能力的组织，才能傲视群雄。——彼得·圣吉
彼得·圣吉在书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为什么在许多团体中，每个成员的智商都在120以上，而整体智商却只有62？
圣吉认为，正是“组织的智障”让那些取得成功的企业陷入了成长的停滞。破除“组织智障”的出路，便是建立学习型组织，进行五个方面的技能修炼。
在中国，很多人也许从来没有听说过彼得·圣吉，但是恐怕没有人不知道这些概念：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城市、学习型团队、学习型社区……
《隐形冠军》：默默无闻的小巨人
隐形冠军既不完全奉行“客户至上”原则，也不一味地追求技术。它们将市场和技术视为两个同等重要的驱动力。——赫尔曼·西蒙
西蒙给“隐形冠军”下了一个十分简洁的定义：（1）某一个细分市场的绝对领先者，以市场占有率衡量，它们是世界市场的老大或者老二；（2）年销售额不超过10亿德国马克；（3）不为人所知。
以西蒙的标准，在德国的370万家企业中，符合隐形冠军特质的企业达1400家，接近全球总数的一半。通过对它们的实地研究，西蒙得出了7条成长共性。
《定位》：“有史以来对营销影响最大的观念”
定位的基本方法不是创造新的、不同的东西，而是操纵已有的认知，重新建立已经存在的连接。——杰克·特劳特
所有在中国做营销的人，都知道定位。这应该是过去20年提及率最高的营销学名词。《定位》一书的适时引入，在中国形成了一场现象级的营销新运动。
定位，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商品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消费者的认知中是什么。这个观念颇有点东方禅意——“百千名相，无非一心”。
《创新者的窘境》：管理越好的公司越容易失败
在单纯追求利润和增长率的过程中，一些优秀企业的优秀管理者因为使用了最佳管理技巧而导致了企业的失败。——克莱顿·克里斯坦森
克里斯坦森的这部书被《福布斯》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20本商业图书”之一，2011年，他本人则在《哈佛商业评论》的“当代50名最具影响力的商业思想家”评选中，排名第一。
《创新者的窘境》在出版后的20多年里激励了无数的创业者，也让那些大公司治理者坐立不安。比尔·盖茨曾半开玩笑地说：“自从克里斯坦森提出破坏性理论后，出现在我桌上的每一份提案，都自称是’破坏性’的。”
《长尾理论》：尾巴决定商业的未来
商业和文化的未来不在热门商品，不在传统需求曲线的头部，而在于过去被视为“失败者”的那些商品，也就是需求曲线中那条无穷长的尾巴。——克里斯·安德森
在硅谷，克里斯·安德森有两个身份，他是一位超级畅销书作家，同时是烧掉1亿美元的失败者。这也没有什么，因为在硅谷，成败不是价值观，是否敢于成为另外一个自己才是。
安德森发现了互联网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一个重大法则：由于关注的成本大大降低，人们有可能以很低的成本关注正态分布曲线的“尾部”，而且，关注“尾部”产生的总体效益甚至会超过“头部”。
《引爆点》：如何找到那个引爆点
看看周围的世界吧，也许它看上去似乎是个雷打不动、无法替代的地方，其实不然。只要你找准位置，轻轻一触，它就可能倾斜。——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引爆点》自出版之后，一直长销不止。格拉德威尔的文笔优美流畅，新奇案例不胜枚举，是很重要的原因。他把流行病学、人类学、犯罪心理学和城市治理等方面的知识进行了一次“乱炖”，通过跨界式写作，揭示了商业流行在去中心化的互联网时代，将被引爆的场景和可能性。
第三部分
动荡年代与潮汐的方向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最喜欢说“不”的经济学家
通往世界繁荣的唯一重要的结构性障碍，正是那些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过时的教条。——保罗·克鲁格曼
如果有人评选“全球最让人讨厌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很可能会排名第一，至少肯定不会跌出前三。
他是小布什总统最讨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特朗普政府最刻薄的批评者。如果你对他说“不”，他会表现得比你还兴高采烈。
但是，他又是全球读者最多的经济学家，其雄辩的文笔被认为是自凯恩斯之后第一人，更有人认为，他是活着的经济学家中影响力最大的那一位。读他的书，你也许会不认同他的观点，但会被他分析问题的方法和绚烂而辽阔的视野所迷倒。
《非理性繁荣》：大股灾烧出的超级明星
我们所做的全部金融安排，都是为了尽最大努力，排除取之无道或一夜暴富得来的财富，让真正通过实力赚取财富的赢家留有获取尊重的空间。——罗伯特·希勒
2000年，希勒在《非理性繁荣》中预言，美国的股市正处在“非理性繁荣”的高点，股价很可能会出现拐点。
就在这本书刚刚被摆上各地书店的书架时，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纳斯达克指数从5133点崩盘式下跌，在接下来的两年多里，跌到1108点，跌幅高达78%，数万亿美元灰飞烟灭。
“国家不幸诗家幸”，一场大股灾烧出了一个经济学界的超级明星。
《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为“守夜人”划定边界
政府应该在更正市场失灵和市场局限，以及追求社会公正方面，扮演重要但有限的角色。——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如果要把当世美国经济学家聚在一起，整一出“锵锵三人行”，最合适的人选，应该就是保罗·克鲁格曼、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罗伯特·希勒——克鲁格曼代表市场，斯蒂格利茨代表政府，希勒代表“非理性”。
斯蒂格利茨反复警告：不受约束的市场远非经济繁荣的引擎，获得持续增长和长期效率的最佳方法，是找到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恰当平衡，公司和经济都必须受到一定程度的管制。这不仅仅是好的道德教化，还是“好的经济学”。
《21世纪资本论》：让公平重新回到辩论的中心
不平等是一种政治建构，而并非经济或技术的“自然”产物。是时候走出这个财产神圣化的时代，超越资本主义了。——托马斯·皮凯蒂
在全球化暂时落幕的21世纪第一个10年，皮凯蒂再次提出了关于不平等的问题。
发展与公平，如同一对恩怨交叠的兄弟。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它们在绝大多数的时候势同水火，此消彼长。中国古人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体现了人性幽远而叵测的一面。
每一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历史局限性里。如果一本书可以开启我们对一个问题的认真思考，而不是代替我们思考，那么，它就已经足够杰出。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家庭主妇对城市的抗议
城市美化运动的全部观念和计划，都与城市的运转机制无关，缺乏研究，缺乏尊重，城市成了牺牲品。——简·雅各布斯
这些年，去国内的二、三线城市出差，站在十字路口，举目四望，在高楼林立的崭新景观中，常常会有一种错觉：我是不是曾经到过这座城市？因为，所有的中国城市都长得实在太像了。
站在空旷而冰冷的大道上，我突然有一种被城市“隔离”的荒诞感。
我的这一体验，在1961年也曾被一位叫雅各布斯的家庭主妇感受过，她写出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本书几乎颠覆了以往的城市规划理论，也几乎改变了美国城市的发展方式。
《第三次浪潮》：他把新世界的地图徐徐展开
第三次浪潮拆散了我们的家庭，动摇了我们的经济，瘫痪了我们的政治制度，粉碎了我们的价值观，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明天的权力争夺必须以此为背景。——阿尔文·托夫勒
我迄今仍记得1986年的冬季，在复旦大学寒冷的学生宿舍里，第一次读到《第三次浪潮》时的惊悚心情。
托夫勒用文字把他的读者一脚踢进了莫测的未来之海：“今天在危险边缘徘徊的不仅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不仅是能源、食物、人口、资本、原料和工作，真正危险的是市场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文明自身的远景。”
我还曾经把托夫勒的一句话抄在日记本的扉页：“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明天会使我们所有人大吃一惊。”在后来的几年里，我无数次与这段文字相遇，在默默对视中，让时间开始。
《失控》：互联网世界的“预言帝”
跟30年后的我们相比，现在的我们就是一无所知。必须要相信那些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尚处于第一天的第一个小时：开始的开始。——凯文·凯利
关于未来，托夫勒大声喊出了“方向”, KK则描述了“道路”本身。
Out of control——失控，既是一种存在的状态，更是一次对既有秩序的破坏行动。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另外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种流动的状态，都在不断地改变。
失控，因此成了互联网人发动革命的宣言和旗帜。
2013年，马化腾问他：“KK，你认为即将颠覆腾讯的那个企业是谁？”
KK开玩笑地说：“如果你现在给我1亿美元，我就告诉你。”
接着他说，“即将消灭你的那个人，迄今还没有出现在你的敌人名单上”。
我在现场的一角，分明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失控”的气场。
《奇点临近》：机器什么时候战胜人类
我们有能力理解、模拟，甚至拓展自身的智能，这便是人类与其他物种不同的一个方面。——雷·库兹韦尔
库兹韦尔把焦点放在了一个十分敏感的主题上：机器什么时候战胜人类？
他预言，超级计算机将在2010年前后达到与人类大脑性能相当的计算性能，在2020年前后，电脑的算力将媲美甚至超越人脑的水平，到2027年电脑将在意识上超过人脑，2045年左右，“严格定义的生物学上”的人类将不存在，奇点将至。
《世界是平的》：一组动听的全球化赞歌
世界变平的过程是发生在我的噩梦过程中的，我错过了这一过程。我不是真的睡着了，但是我在忙碌之中错过了它。——托马斯·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是一个乐观的全球化主义者，他的三部曲作品可以说是一组动听的全球化赞歌。全球化这个名词并不新鲜，而弗里德曼试图将之“版本化”。
在他看来，全球化1.0发生在国家之间，全球化2.0发生在跨国企业之间，而已经到来的全球化3.0则是发生在个人之间的合作。随着颗粒度越来越小，公民在政治和商业行动上的主动性将越来越大，从而把世界推平。
《未来简史》：99%的人将成无用之人？
当社会发展到神圣的意志讲不下去的时候，现代宗教就是人文主义，而现在，人文主义也可能讲不下去了，因为未来是AI的时代。——尤瓦尔·赫拉利
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是乐观主义者，年轻的赫拉利也不例外。
他认为，人类的两难困境是自己造成的，而且迄今未找到解药。“一方面，我们也想打破那些限制金钱和商业流动的社会大坝；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断筑起新的大坝，希望保护社会、宗教和环境免受市场力量的奴役。”
在《未来简史》的最后，他不无悲观地写道：未来，只有1%的人将完成下一次生物进化，升级成新物种——“神人”，而剩下99%的人将彻底沦为无用阶级。
第四部分
无法终结的历史与思想
《旧制度与大革命》：如何攻陷内心的巴士底狱
我只能考虑当代主题，实际上，公众感兴趣、我也感兴趣的只有我们时代的事。——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
在这本书中，托克维尔关注的主题是：民主、平等与自由，到底将以怎样的方式降临人间？
这也是为什么到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他的书仍然值得我们一再地阅读和讨论？答案只能是——托克维尔的“当代”，也正是我们的当代。
“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托克维尔的法国前辈罗兰夫人的呼喊穿越时空，百年以降，亚非欧美，各色人等，竟从未被证伪。
“年代四部曲”：一位欧洲共产党员的历史书写
我们不知道自己正往何处去，我们只知道，历史已经将世界带到这个关口，以及我们所以走上这个关口的原因。——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霍布斯鲍姆的“年代四部曲”，被公认为“英语作品中近现代世界史的最佳入门读物”。
霍氏认为：“有两种社会主义，一种是作为宣传的社会主义，任何经济体都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是一个奋斗的目标，而不是现行机制；另一种是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包括中国，它不是事先规划出来的，而是一点一点’生长’出来的。”
《巨人》：发明了“中美国”概念的英国人
这个世界需要的乃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帝国——也就是一个不仅保障商品、劳动力和资本自由交易的帝国，而且还是一个能够创造种种条件并为其提供支撑的帝国。——尼尔·弗格森
弗格森创造了一个新英语名词：Chimerica（中美国），这个词被《纽约时报》评为2009年的年度流行语。“中美国”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概念，它蕴含着共生，同时意味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它不仅是经济的，更是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
弗格森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是在2005年，其后5年间，他密集地来了5次。正是行走在尘土飞扬的中国大街上，弗格森说：“我突然意识到，西方主宰世界的500年已接近尾声。”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个走不出去的“福山困境”
我们想知道是否存在着一种类似“进步”那样的东西，而且想知道，我们是否能够建设一个连续的、有方向性的人类普遍史。——弗朗西斯·福山
人人都想在自己的手上终结历史，从恺撒、秦始皇到希特勒，也包括黑格尔和马克思，但直至今日，无人达成。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不但没有终结争论，反而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之后20年，他一直纠缠其中，陷入了一个走不出去的“福山困境”。
其实，“福山困境”的本质是一个人类困境：“获得认可的欲望”的确是一种根本性的动力，但是，它本身无法被量化和“一致化”，因而，历史也无法被终结。
《大国的兴衰》：500年视野里的美国与中国
西方世界都表示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统一、富饶的中国。但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真正为出现这样的一个中国做好准备了吗？——保罗·肯尼迪
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患上了三重焦虑症的“巨人”。这个时候，需要有人从历史规律中帮助美国人找到勇气。而这个任务，在1987年由一个出生在英格兰的学者完成了，他就是保罗·肯尼迪。
自引进以来，《大国的兴衰》一度成为中国知识界的热门图书，在公务员中和财经媒体界更是几乎人手一本。
《枪炮、病菌与钢铁》：一本有趣的文明进化简史
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上，人类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呢？这种速度上的差异就构成了历史的最广泛的模式。——贾雷德·戴蒙德
1972年，戴蒙德结识了一位叫耶利的土著朋友。有一次，耶利问戴蒙德：“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们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
这真是一个看似简单，却难以回答的问题，年轻的戴蒙德被问得愣在了那里。25年后，戴蒙德出版《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试图认真地回答耶利之问。
第五部分
企业家书写的传奇
《影响历史的商业七巨头》：为了到达顶峰，你不需要什么门票
美国的文化和制度给了企业家极大的自由，使在美国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超凡的人。——理查德·泰德罗
假如你问我，要用一些关键词来涵盖美国商业成长史的话，它们是什么？我的答案是：五月花号、西部牛仔、可口可乐、华尔街、福特T型车和硅谷。美国最重要的文化特征是移民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中产阶层价值观。
在泰德罗看来，企业家是美国梦的主要缔造者。他在书中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美国文化和制度把他们的一切变成了可能，同时他们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可以改变这种文化和制度。
《谁说大象不能跳舞》：一个做饼干的如何拯救“蓝色巨人”
在一个组织程序已经变得不受其来源和内容的约束，而且其编纂出来的组织宗旨已经代替了个人责任的组织之中，你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全盘抹掉这个程序本身。——路易斯·郭士纳
《谁说大象不能跳舞》出版于2002年，是IBM的CEO郭士纳退休后的作品。他以朴素的文笔和众多细节，讲述了重振IBM的故事。
这很像一个好莱坞电影的情节，当一座城市即将被毁灭的时候，一位正在食品店里卖甜圈圈的中年男人挺身而出，拯救了整座城市。
“是的，我确实一直是一个局外人，但是，这就是我的工作。”在书的最后，郭士纳如此写道，如同电影结束时，男主角的一句旁白。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他穿越了死亡之谷
我笃信“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句格言。我不记得此言出自何时何地，但事实是：一旦涉及企业管理，我相信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安迪·格鲁夫
仅凭这个书名，它就足以横行百年。
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3位巨星级的职业经理人，他们个性鲜明，治业有道，均在危机时刻把庞然大物拉出泥潭，而且一改躲于幕后的传统，乐于传道分享，并各有一本超级畅销书行世。
他们是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和《赢》、IBM的路易斯·郭士纳和《谁说大象不能跳舞》，以及英特尔的安迪·格鲁夫和《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杰克·韦尔奇自传》：“全球第一CEO”养成记
公司的业务战略结合体中间每个部门都“数一数二”，那么在竞争中的定价权就会很大，公司结合体的风险就可以分散。——杰克·韦尔奇
1960年，25岁的杰克·韦尔奇博士毕业，以助理工程师的身份进入通用电气公司，年薪1.05万美元。21年后，他成了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兼总裁，又过了20年，他在巅峰时刻离去，被称为“全球第一CEO”。
他自嘲说：“我经历了许多的起起伏伏，就是从王子到猪猡，然后再反过来的过程。”确切地说，这也是通用电气的百年写照。
《巴菲特致股东的信》：那个种植“时间的玫瑰”的人
在别人恐惧时我贪婪，在别人贪婪时我恐惧。——沃伦·巴菲特
在未来的30年内，应该不会再出现第二个巴菲特了，因为他的纪录是“时间的玫瑰”：从1965年到2018年，他的公司股价上涨了1.2万倍，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8.7%，而同期，标普500指数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仅有9.7%。
对股市投资客而言，要亲近这位百年一出的“股神”，最便宜的方式当然就是买一本《巴菲特致股东的信》。
《史蒂夫·乔布斯传》：生来只是为了改变世界
我们出售梦想而非产品。——史蒂夫·乔布斯
在乔布斯去世后的3个月，《史蒂夫·乔布斯传》出版。在扉页处，艾萨克森把1997年苹果电脑的一句广告词留在了那里——
那些疯狂到以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改变世界。
2010年，即将去世的乔布斯，在苹果的应用商店里看到了一款叫Siri的手机应用，他从病床上爬起来，找到开发者，把这个团队收购进了苹果公司。
如果你曾在苹果的Siri里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成为乔布斯？Siri的回答会是：做好你自己。
《活法》：“敬天爱人”的日本商业哲学
我的经营哲学没有任何高招和技巧，只是用心把我的思想传递给他人，到达思想与行为上的共鸣和认可。——稻盛和夫
稻盛和夫白手起家，独立创建过两家进入了世界500强的公司，更在暮年把第三家世界500强企业—日本航空拉出了巨亏的泥潭，这个纪录举世四望，恐怕无人可破。
斯人从贫贱中走来，得无穷荣耀与功业，生前即被封圣，最终散尽钱财，亲拆“神坛”。他的书算不得深奥，却如清风过竹林，在不着痕迹间，拂人面、沁人心。
第六部分
谁来讲述中国事
《江村经济》：用脚写出来的中国模式
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费孝通
1939年，29岁的费孝通出版了英文版的《江村经济》一书，日后它被奉为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之作，费孝通还是世界上第一个指出乡村也能发展工业经济的经济学家。
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引人瞩目的两大成长模式，竟然都出自费孝通之观察，斯人贡献，以此为大。1990年之前，每逢宏观调控，乡镇企业都成遭受整顿的对象，但费孝通一直是乡镇企业最坚定和大声的捍卫者。
《美国与中国》：费正清的眼睛
每一代人，都学会了他们要扮演的最后角色，无非是当下一代人，进门前用脚踩踏一下的垫子，这是值得，也是应尽的一种义务。——费正清
费正清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60年，直到1991年去世。他被公认是西方思想界的“头号中国通”，甚至是一个“皮美骨中”的西方人。
此时，费正清的眼睛肯定还在天上望着中国，他看见这个曾经衰老的东方国家正以让美国人陌生的方式崛起，他看到中国货潮水般涌向全世界并开始遭遇抵制，他看到东亚格局正在朝新的方向演变而美国在寻找更均势的平衡机制。
历史在这样的一双眼睛里，似乎没有悬念而只有必经的轮回。
《大分流》：如果世界结束于1820年
关于中国，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缺少词汇可以充分描述在至关重要的方面与西方经历不同，但仍然指向同样的“现代”社会的那些变革。——彭慕兰
彭慕兰是一个喜欢“反问”的学者，他反问“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江南”，反问“全球化不是什么”，反问“为什么是致瘾性食品——茶叶、鸦片、咖啡，而不是粮食，成为全球贸易的头等交易品？”
这些反问是那么有趣而引人入胜，它们以问题为导向，把历史的碎片重新组装搭建。也许应该说，彭慕兰是一个喜欢玩乐高游戏的历史学家。
《万历十五年》：一位少校军官的“大历史”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这一年“无大事可叙”，又实为平平淡淡，那么，为什么要用一部书的篇幅去写作它呢？
这个问题背后浮现出了作者无比的雄心：你即便在大海的任何一个角落勺起一杯水，我都能告诉你整个大海的秘密。
《万历十五年》在过去的20年里，它一直是全国书店销量排名第一的历史类书籍。在这本不厚的图书里，难以计数的青年人第一次找到了阅读中国历史的乐趣。
《论中国》：一位上百次访华的政治家
虽然中国历经劫难，有时政治衰微长达数百年之久，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始终没有泯灭。即使在贫弱分裂时期，它的中心地位仍然是检验地区合法性的试金石。——亨利·基辛格
如果做个统计，基辛格待在这间国务卿办公室的时间，可能还不如他在中国的时间多。他至少15次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有人视之为“超人”，也有人戏称他是“白宫地下室掌门人”。
基辛格一再警告，中美双方若产生重大冲突，就会摧毁当前的世界秩序。不过，他也清晰地意识到，世界已经不再是1971年夏天的那个面貌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国正在过大关
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尤其是与经济问题相关的不公事实，根源在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吴敬琏
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史上，吴敬琏之重要性在于，他几乎参与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所有的经济理论争议，是始终对中国经济进行整体性思考的经济学家之一。
吴敬琏著述繁多，最能体现他的经济思想全貌的，便是《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从1995年起，他在社科院讲授“中国经济”课程，后来在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开设同门课程。吴敬琏在讲义的基础上，不断补充修订，出版成书。
《中国的经济制度》：乱发狂生的错过与得到
我这一辈在西方拜师学艺的人知道，在国际学术上中国毫不重要，没有半席之位可言。今天西望，竟然发觉那里的大师不怎么样。不懂中国，对经济的认识出现了一个大缺环，算不上真的懂经济。——张五常
传奇的阅历和对中国改革的长期关注，让张五常始终是一个符号般的存在。多年来，他笔耕不辍，出版著作多达30余部，除了《佃农理论》和《中国的经济制度》外，四卷本的《经济解释》亦足传世。
我曾问他，做学问有什么秘诀？他答，年轻人应当在盛年之时，找到最伟大的课题，这才不至于浪费才华。
兹言凿凿，应是夫子自道。天纵奇才的张五常也许错过了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他却目睹和“解释”了一场最伟大的改革。
《激荡三十年》：为当代中国企业立传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2008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吴晓波
企业史写作使我开始整体地思考中国企业的成长历程。这是一个抽丝剥茧的过程。过去的30年是如此辉煌，特别对于沉默了百年的中华民族，它承载了太多人的光荣与梦想，它几乎是一代人共同成长的全部记忆。
我希望我的创作可以还原企业史创造者们的激情、喜悦、呐喊、苦恼和悲愤，不至于辱没了“中国崛起”这个当代最伟大的经济神话。罗马史的研究者尼克尔·马基雅维利曾经说，“改革是没有先例可循的”。改革如此，创作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