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落谁家

10月25日头条新锐创作者

有些输赢,要等大半个世纪才见分晓——当年攥着“胜利”的人,到最后才发现,自己赢的不过是一时,输的却是一辈子的历史分量。

那时候的吴石,可不是普通国民党军官。他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后来又去日本陆军大学深造,打抗战时就立过功,1949年已经坐到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位置,中将军衔。按说跟着国民党退守台湾,至少能保个安稳日子,可他心里早有了别的想法。他亲眼见过国民党在大陆的腐败,抗战刚结束,接收大员就忙着抢房子、囤物资,老百姓连饱饭都吃不上;也见过共产党的队伍,行军路过村子,宁愿在屋檐下挨冻,也不随便进老乡家,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心里的天平,早就慢慢偏向了后者。

其实早在1948年,经潘汉年、张执一联署批准,吴石就秘密入了党,成了组织里的“密使一号”。之前有人说他是1949年8月由何遂介绍入党,其实何遂只是早年帮他牵过线,真正入党审批是在1948年。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正忙着在海峡布防,想靠海岛地形挡住解放军,吴石手里攥着最核心的军事机密——哪里修了炮台、哪支部队驻扎在哪个港口、军舰的巡逻路线,这些情报对解放台湾太关键了。他传递情报的方式特别隐蔽,缩微胶卷藏在口红管里、面霜盒底,金门的布防图甚至夹在螃蟹壳里带出去,根本不是传言里夹在《孙子兵法》里,那些都是没根据的说法。当时华东局派了特派员朱枫(也就是朱谌之)去台湾对接,两人前后秘密会晤七次,每次都把情报交接得严丝合缝。

吴石死了,谷正文以为他赢了,没想到七十五年后答案变了!

谷正文那会儿是国民党保密局的侦防组组长,干的就是抓“共谍”的活,之前写“古正文”是笔误,他本名就是谷正文。1950年1月29日,中共台湾地下党负责人蔡孝乾第一次被捕,可他没说实话,还借着去买牛排的机会跑了;直到3月20日再次被抓,才彻底叛变。他供出吴石的线索也不是凭空说的,是特务从他记事本里翻出“吴次长”的字样,还有聂曦帮他情妇办的出境证,顺着这两条线才摸到吴石头上。

谷正文带着人去抓吴石的时候,没去办公室,而是直奔台北青田街的寓所,在那里搜出了吴石给朱枫签发的《特别通行证》——这成了最关键的证据。当时谷正文特别得意,觉得自己破了个天大的案子,挫败了中共的情报网,连上司毛人凤都夸他能干。他看着被关押的吴石,觉得自己彻底赢了:你吴石再大的官,还不是栽在我手里?

可吴石一点没怕。被审讯的时候,不管怎么问,他只承认自己做的事,绝不肯连累别人。临刑前,他写了首绝命诗:“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1950年6月10日,他和陈宝仓、聂曦、朱枫一起,在台北马场町被枪决,行刑时站得笔直,没皱一下眉。

谷正文确实因为这个案子升了官,可他后来的日子并不好过。有人说他去美国军校进修,其实没这回事。晚年的他精神越来越差,家里到处装着防盗铃,连马桶里都藏着刀片,总怕有人找他算账。2004年日本NHK采访他,他盯着镜头说:“吴石案是我一辈子最重的包袱。”那时候的他,早没了当年的得意。

再看吴石,1973年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先追授他革命烈士称号,2006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给他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他的事迹也被写进党史。台北马场町后来建了纪念公园,石碑上刻着他的名字,标注是“为理想牺牲的爱国志士”。要知道,当年蔡孝乾叛变后,台湾白色恐怖一下子严了起来,400多名地下党员被捕,1100多人牺牲,吴石只是其中一个,但他的故事,却成了最让人难忘的一段。

七十五年过去了,当年谷正文以为自己赢了,却不知早被历史改了答案。吴石虽然牺牲了,可他的名字被后人永远记住,他为国家统一拼过命的事没人会忘;而谷正文,除了在旧档案里能找到他的名字,剩下的只有历史的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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