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读者，高戈里先生的《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连载已告结束，感谢您的关注和阅读。今天，我们向大家推介石铭女士的一组文章。作者石铭，曾任新华社五十军支社代理社长。上至军长曾泽生，下至基层连队官兵，她都熟悉。1949年1月2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长春起义的国民党第六十军整建制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同年6月，五十军奉命入关南下，石铭也随军踏上了进军鄂川、解放大西南的征程。她以记者的视角深入观察，用准确的文字记录了这支焕然一新的部队。
前面讲过的内容这里不再重复，下面这些小故事，反映了这支起义部队经过政治整训，脱胎换骨，已经成了面貌一新的人民子弟兵。
石铭在南下途中
播音：李卫
五十军南下出征
石铭
一、曾泽生军长谈“三个考验”
1948年，在九台改编五十军的过程中轰轰烈烈开展了“三个运动”，进行过“三个教育”。
在紧张进行的血泪控诉运动的当口，我特意问曾军长：战士们控诉出旧军队镇压逃兵，杀害士兵的刑罚有130种之多，包括活埋、刀刮、火烤、枪杀……有一个连长竟然让士兵分吃从逃兵身上割下来的肉做的包子。作为军长如何看待。
曾军长说了这样一段话：
六十军原是云南军阀的队伍，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改编成军的。原来的士兵都是从农家强行征集来的，他们不甘心为军阀卖命，遇有机会就逃跑。军阀制度是黑暗、腐败、野蛮的，为了维持其统治，巩固住队伍，依靠的是哄骗和强压。现在成了革命军队，就要依靠共产党来拯救他们，提高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认清这就是阶级的压迫，真正懂得自己当兵为了哪个？
六十军起义后，曾军长思想逐渐进步，对部队改造一直坚持积极态度。他提出，部队的官兵要经得起“三个考验”：
一是部队与个人是否真心诚意接受共产党的改造；二是改造后是否切切实实地遵守人民解放军拥政爱民、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三是进入战场能不能吃苦耐劳并坚决执行命令，在激烈的战斗中能否做到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实现人民与革命的利益与敌人做殊死的搏斗。
他说，在第一个考验中，大部分人经过思想斗争，接受了教育，改造了自己，提高了政治觉悟。我个人也包括在这一部分人中间。
第二个考验，在入关南下行军途中，看能否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能否吃苦耐劳，拥政爱民。
第三个考验，蒙上级批准，本军参加鄂川战役，要看在各个战斗中能否自觉地发挥忘我精神，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坚决执行命令，完成任务。我个人也在实际行动中得到了锻炼，在斗争中不断提高了自己的思想和政治觉悟。
人民军队的战斗性和自觉性同旧军队根本是两样。人民军队具有守纪负责、为人民利益而自我牺牲的精神；而旧军队是靠哄骗强迫士兵去打仗的。在后来的鄂川战斗中的表现充分地证明了一条：“人民军队有不可估量的潜在力量，旧的东西毕竟是腐朽而将死亡的，因为它适应不了社会发展所设定的结果，这使我对革命前景抱乐观态度。”
1949年时的曾泽生军长
曾泽生军长学习上勤奋，生活上力求节俭，在我们和他相处的日子里，时常可以看到。他的行装里只有一被一褥、一个装衣服的旧皮箱、一个装备用药的小箱子和一个装书籍的竹箱子。尤其是随身携带书箱，这在旧社会旧军队的高级将领中，是很罕见的。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跳舞，不近女色，衣服不破不添。
起义归来后，党组织对他的生活格外照顾，供应上在当时是特别丰富的。可他力求节约，吃的用的都不讲究。初到九台时，勤务兵替他洗脸洗脚，可是当他亲眼看到了同院住的参加过红军长征的副军长叶长庚同志的所作所为，他迅速改为自己动手干了。
曾军长的为人很直爽，他对中国共产党挽救他十分感谢，只要察觉到自己还有不足之处就立即改过。这对一个旧军队出身的军长是难能可贵的。
1949年10月，曾泽生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会后他来到部队的驻地，十分兴奋地和军首长们谈大会盛况。他说：“这次大会真是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以中共为领导，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民族代表欢聚一堂。讨论了建设国家的大计。我亲眼看到，亲身参与，深有体会。共产党推心置腹地来商议国事，不以功自居，对建国前提又有卓越的见解，与会者无不兴奋敬仰，为祖国前途而庆幸。新中国成立不久，即把蒋美反动残余完全驱逐出全国大陆，实现完全解放。国家开展经济建设，在很短时间内，就把国民党反动派带给人民的灾难换来幸福，实现物价稳定，使人民生活不受压迫，而且日渐提高。这是因为有了人民政府，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才实现的。”
他还说：“在长春，蒋介石统治时，物品匮乏，有少数人囤积居奇，物价飞涨，通货膨胀，钱币贬值，市场混乱，多数人的生活难以为继。伪政府先是靠印钞票来维持，到后来，印钞票的纸张、油墨用尽了，连钞票都印不出来了。老百姓只能坐以待毙，成千上万的人冻饿而死。如今我们刚刚建国，物价能如此稳定，足见新中国领导人之伟大正确。”
他高兴地称赞说：怀仁堂里总是白昼，总是充满光明。我以为他指的是怀仁堂新装的日光灯。不是，他指的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国家总在光明之中。
二、淘井和种红薯
五十军部队乘火车入关南下，并没有立即投入战斗，而是集结在河南省商邱地区。那时商丘还是刚解放不久的新区，王庄是商邱的一个普通村庄。我所采访的四连就开进王庄住下了。
旧时商丘
四连到王庄的头一天，看到这个庄子很大，房屋很多，可是人却没有几个。鸡、鸭、猪、牛干脆连影子都没见到。新区的老百姓对解放军还不了解。
进村当天下午，四连召集乡亲们开军民大会。召唤的锣鼓声响了半天，到会的不是老头儿就是娃娃，数来数去也只有二三十个人。老头儿见人说话时装出笑脸儿，走路时都离战士远远的，一眼看去全是害怕。一宣布散会，人走得比来时快多了，都紧忙着离开了会场。
第二天天刚亮，战士们出操后，开始唱着歌儿打扫院子，担水，拾掇园子，拾大街上的牲口粪。个个动手干活儿，使王庄顿时有了生气。
没有几天功夫，王庄街面上眼瞅着人多了起来，不仅有男，而且有女。鸡叫的声音也听到了。老乡对战士们不再躲躲闪闪，还有人家拿出杆子扛出席来，主动给露天做饭的炊事班搭棚子，说是遇下雨会影响引火做饭。
我在四连采访时，看到各班战士都睡在老百姓院中的长板舖上，这是老乡们主动搬出家里的木板给战士们铺上的，对战士们很关心。
战士们发现王庄的井水中含泥量相当大，一问得知，已经多年不曾淘过井了。于是请示连领导并得到大力支持后，全连除病号外，全部投入淘井。
战士们先把各家各户的水缸都给担满，副指导员带头下到井底去挖泥，大家光着膀子干活儿，老乡们先是围着看，接着也动手配合。借这个机会，老战士向群众介绍蒋介石反动军队如何欺负勒索老百姓，新战士向老乡们介绍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讲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军民感情很快就建立起来了。
经过了淘井，水清了。淘井的事也很快传遍了附近的村庄。
一次大雨过后，王庄各家各户都忙着抢种红薯，忙得热火朝天。贫农王克一家既没牛又缺人手，老婆拉扯着一群张嘴吃饭的娃娃，愁得躺在门洞里唉声叹气。
这事儿让住在他家院子里的八班战士知道了，大家一致意见，用人拉犁，替老王家种上红薯。于是，整个三排出动。乔指导员得知后，也来帮着扶犁。雨后的太阳火辣辣地暴晒着光着膀子的战士们。每一条垄都要来回犁四趟才能下秧，战士们乐呵呵地一下午就帮老王家把一亩半地的红薯种妥当了。
红薯种完了，人拉犁种红薯的事也被王庄前后左右的邻村传为美谈：“真是老百姓的子弟兵呀！解放军为老百姓真的’当牛做马’了！”
三、老乡的白面和光荣花
五十军部队初来时，吃的是东北带来的高粱米。王庄的乡亲们看到眼里，记在心上。不久，他们给部队送来了200斤面粉，想让战士们吃，但是被四连谢绝了。看部队不收，老百姓提出来和战士们换着吃，还是被四连谢绝了。
从东北带的粮食吃完后，上级规定暂由部队向本村老乡借面粉。最初，有的老乡交的面粉又黑又粗。军民关系改变后，凡是交面粉时，都有老乡亲自来检查，发现谁家耍尖头，他们就不答应。连部住的房东姓王，他把自己应交面粉当做样子，哪一家交的比不过这个样子，就算不合格，不给通过。
我住在四连，吃的大馒头又白又细，真是上等的好面粉。
王庄街头有棵老枣树，长得很高大了。庄里的老乡有个习惯，吃饭的时候都爱端上饭碗聚在大树下吃。只要连里工作不忙，乔指导员也端着饭碗来此聚会，边吃饭边讲些大事，进行宣传，慢慢成了习惯。老乡们只要见乔指导员走来，都嚷着要他再讲上一段。
有一天，乔指导员病倒了，一位针灸先生闻讯后急忙跑过来，自告奋勇替指导员诊治。这位大夫远近有些名气，果然一治见效。连部付医疗费给他，可他硬是不收，还反问道：“你们给俺庄干活儿咋杯水不粘牙？俺的手艺不是柴禾要用钱买，要我收钱太外道了。”
我在王庄采访时，老乡们总是一件件掰着手指头夸部队是如何如何好。
有一天，全团演习行军，战士们突然背起行装，炊事员把大锅也掀了起来上了扁担。演习的事老乡们事先不知道，眼睁睁看着部队就要开走，一下子傻了眼，急得没办法。后来知道是演习，才放下心来。
不过，这次演习让王庄人长了心眼儿：部队迟早要走，事先要做好准备。给指战员们送什么呢？他们知道，给军队送东西都不收，只有戴光荣花是拒绝不了的。于是各家各户忙着买彩纸扎光荣花。这是他们看部队开评功会学到的——队伍上好样的人都戴上了光荣花，于是，他们也学着给战士们佩戴光荣花。
南下的命令终于下达了。
四连离开王庄时，我看到战士张发一个人身上就有12家老乡给他戴的花，从帽子上戴到胸前。最后来的一家迟了些，看到小张身上都戴满了，就把花戴到刺刀上。
军属韩老太太特地为战士黄真田做了一朵红菊花，每一个花瓣儿都是老太太用发线编成的，费了很大的功夫。她亲手给小黄戴在胸前，拉着小黄的双手，说：“小黄啊，这朵花儿是大娘的心意，挂在你胸上，可别忘了大娘，啊。”老太太还用红绸子给小黄剪了一个大五星替他缝在碗套上。
战士们个个都被戴上了红艳艳的大红花，指导员、连长也不例外。全庄的男女老幼说着、笑着，都挤到街头为四连送行。又是吹喇叭，又是敲锣鼓，一片欢腾。
我和王庄的老乡拉起话，问他们为啥部队乍来那会儿怕，现在又这般爱戴他们。
一位姓王的老乡抢先回答说：“天黑黑的，呼啦一下子亮了，眼一下还睁不大呢！先前俺遇到的国民党大兵又打人又骂人，要啥得给啥，俺穷苦人被欺负怕了。听说解放军好，可俺也没见到过。现在，咱亲眼看见了自己的部队，咋能不爱他们？”
从怕到敬，从敬到爱，人民的五十军经过党的彻底改造，军队和老百姓的关系就像鱼和水一样。
四、渠县夺桥
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曾令顾祝同授命四川的地头蛇范绍增，为挺进军总司令。在川东地面上，范绍增组织了号称10万之众的反动武装匪帮。这是安下钉子准备对我军进行骚扰。范绍增外号“范哈儿”，领导的队伍绝大多数是四川的袍哥儿。这些家伙日间集合，晚上各自回家过夜，遇事则集中起来活动。
1949年12月上旬，正是川东战斗最激烈的阶段，抢占渠县最大渡口渠县桥成为关键之一。
12月11日，50军149师447团神速解放了大足县城，当夜冒雨急行军95华里，于12日拂晓到达距渠县10华里处集结。
据侦查员汇报，渠县大桥是个浮桥，还没有被破坏，但桥头已严加警戒。城内驻有敌军一个总队，派有一个加强连驻守在河岸边。在西岸，距浮桥八华里有个闵水沟村，也放了一个前哨连。我军再前行不足十华里便可与敌人接上火。
四四七团张参谋长和身边的营干部分析了敌情，决定一营一连悄悄摸掉这个前哨连，不打草惊蛇，神速抢渡浮桥。话毕，张参谋长从腰间抽出短枪，亲率一连二排匆匆向闵水沟村摸来。
这天大雾弥漫，几步远便彼此看不清。他们到了距敌人三四十步时对方才发现。
穿破晓雾，传来嘶哑的吼声：
“哪个？”
“你是哪个？”
“我是一大队呀！”敌人说完后，张参谋长说：“我是二大队的。”边说边往前走。
敌人一见忙喊：“口令！”
“我们是病号，掉队的不知道口令。”又是张参谋长在回答，他继续不停地往前走。
对方忙说：“那先派个把人过来联络。”
浓雾笼罩着视野，正是智取前哨连的良机，张参谋长久经战场锻炼，他只身快步走了过来，同时布置好了二排的突击队员们紧紧相随。当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来者的时候，三把刺刀已插进敌军的体内。还在睡懒觉的敌人，都乖乖地当了俘虏。
大足解放的消息当天便传到了渠县，敌人指挥部决定立刻破坏用五六十只民船做成的浮桥。
敌人总是高看自己，他们算计着解放军不可能如此神速，才先派一班人守浮桥。还在浮桥底部的小船中放置了三四十个爆炸物，以为随时可以炸掉浮桥，不足为虑。
张参谋长率队伍摸了闵水沟村后又继续前进了。六班的一个突击组跑得最快，不足半个小时便跑了八华里。他们跑到江边时，晨光熹微，隐约可以看见浮桥上站着的敌军。
突击组战士共产党员李陪怀疑敌人要破坏浮桥，快步冲了上去。说时迟那时快，他的脚一跨上浮桥，迅速一把抓住站在桥头正推子弹上膛的哨兵的步枪。第二个突击队员关正明也用刺刀逼住另一个敌兵。这时，浮桥上的敌兵被突然出现的解放军吓昏了头，都像老鼠见了猫似的在浮桥上乱跑乱窜，有的仓皇缩回浮桥下面的船舱躲了起来。
渠县城里的敌人发现解放军已抢过浮桥，守桥口的三挺重机枪一起开起火来。
李陪顺着步步高攀的石阶直往街上冲去。刚攀至坡道的半腰，就被机枪火力压制的无法前进。李陪稍一抬头，如雨的子弹便向他射来，打得石阶路上直冒火星。正因为突击组吸引了敌人的火力，后续队伍很快顺利通过了浮桥。
副连长吴崇禧、二排副高翔忠带队伍绕过石阶路迂回到敌人右翼，当他们出现在渠县城内时，城里的敌人立刻乱作了一团，急忙逃跑。
四川渠县的战斗胜利结束，149师的大队人马按照既定计划通过了渠县渡口。
五十军一部走过老乡用门板搭成的桥向鄂西进军（随军记者胡宝玉摄）
五、病号俘获敌团长
四野五十军英模战士
全线战斗打响后，五十军四四八团直属机关的非战斗人员和40多名伤病员暂时被留在石砫县的万胜坝。卫生队长陈建平把9支短枪集中起来，组织了一个战斗队。
战斗队刚刚成立，队长还没来得及选，就有人喊道：“快看！顺沟过来的是敌人！子弹快上膛！”
“啪、啪、啪”，邓管理员先开了枪，接着一个炊事员就冲了出去，后面的同志则大喊：“枪是老蒋的，命是自己的！赶快放下武器，宽待你们！”
敌人本来已被解放军打得如惊弓之鸟，听到处是枪声，遍地是解放军，以为又中了埋伏，走在前面的三十几个敌兵果真放下了武器。后面的敌人扭头便往回跑。邓管理员和三个宣传员马上跟着追了上去。
陈队长把缴了枪的30多个敌兵集合起来，给他们讲解放军的宽大政策。其中有一个操着东北口音的俘虏问：“你们保证真的不杀吗？”
“不但我保证，我们解放军从来就是对缴枪者不杀。”卫生队长斩钉截铁地对他说。
“得，山上还有人，有你这句话，我去叫他们下来缴枪。”
陈队长派了两个人跟他同去，不大一会儿，果然押着27个放下武器的敌兵回来了。
陈队长看了看表，前后40分钟，共俘虏了敌保二师五团副团长袁维瀚、营长郑春秋、少校主任戴奉仪以下军官31名，兵士45名，短枪6支、冲锋枪5挺、掷弹筒3个，步枪30支，子弹3000余发。
战斗顺利结束，大家皆大欢喜。唯独卫生队担架班的王班长唉声叹气。他气的是连病号都能抓到俘虏，为啥他没有份儿。
闷闷不乐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他一个人悄悄溜到昨天作战的地方再去搜索，心想能不能再捉他个把俘虏。
他摸到一间小屋子前面，从墙洞往里一瞧，竟有十几个敌人正无精打采地围着火堆烤火。有的耷拉着脑袋，有的好像在打盹……
“举起手来！缴枪不杀！”王班长一个箭步冲进门，冲锋枪对准了敌人。
烤火的敌兵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糊里糊涂地就按王班长的命令举起了双手，从屋里走了出来。这时候，敌人才发现发号令的人连个同伴儿都没有。
老王在屋里顺手捡了一把短枪，又背上了两支步枪，押着13个俘虏走了回来。
这一次，四四八团的非战斗人员一共活捉了92个敌兵，我方无一伤亡。他们在卡门战斗史上写下了别开生面的一页。
五十军某部正在湖北恩施县抢修被蒋军破坏的小官桥（随军记者胡宝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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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铭（1920—2018）生于河北省冀县，中共党员，国立云南大学肄业。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主编《云南妇女》杂志；曾任缅甸《侨商报》、重庆《新华日报》、长春《长春新报》、哈尔滨《东北日报》编辑、记者。1940年代末任新华社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军支社代理社长、军事记者。1950年代任最高人民检察署研究组副组长，创刊《人民检察》杂志（后改《人民检察报》)；任检察长办公室主任、最高院人民检察员。先后担任黑龙江省委政法部处长、黑龙江省统战部副秘书长、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是黑龙江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