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吴石将军留在台湾的长子吴健成，找了近五十年的救命恩人“陈明德”，真面目揭开时，他捧着解密档案的手都在抖——这人竟是当年国民党的“行政院长”，陈诚。
1950年6月10日，吴石将军被处决的消息传到台北家中，吴健成刚满12岁。那天宪兵守在门口，邻居不敢靠近，母亲王碧奎抱着他和弟弟吴学成哭到失声。从那以后，“吴石家属”成了甩不掉的标签：上学时特务跟着，同学躲着走，母亲去买米都被粮店老板刁难；居委会每月上门“查户口”，翻箱倒柜找“通共证据”，一家人连说话都要压低声音，生怕被抓着把柄。
大概1952年冬天，一个穿灰布中山装的男人找上门，自称“陈明德”，说是吴石将军的老部下。他没进屋，只在门口塞给母亲一包糙米和200元新台币，低声说“孩子要上学，这点钱先交学费”，转身就走。后来“陈明德”又来过几次，有时带瓶治感冒的药，有时说“最近别去东边，上面要查”；有次母亲被居委会逼着搬去乡下，也是“陈明德”隔天来一趟，没几天居委会就不再提搬家的事。吴健成记得，这人说话温和，每次来都先往巷口望两眼，放下东西就走，问他联系方式，只说“有事我会找你们”。
等吴健成长大，母亲临终前还攥着他的手说：“一定要找到陈先生，跟他说谢谢，没有他，咱们娘仨活不到现在。”可找“陈明德”比大海捞针还难。70年代台湾解严后，吴健成托亲戚打听，去父亲当年的旧部家里问，甚至跑遍台北、高雄的老街区，逢人就提“陈明德”，可没人听过这个名字。有人说“可能是特务的化名，不敢露面”，也有人劝他“都过去这么久了，别找了”，但吴健成不甘心——那是一家人的活路，怎么能说忘就忘？
直到2000年，台湾“国防部”解密了一批1950年代的私人拨款档案。吴健成托人花了两个月，在堆满灰尘的档案柜里翻到一份《遗属补助记录》，拨款人那一栏写着“陈诚”，收款地址正是他们家当年的住处。往下看，里面记着“1952年12月，补助糙米10斤、新台币200元”“1953年3月，协调台北市第三区公所暂缓迁移吴宅”——这些事，全是“陈明德”做的！吴健成盯着“陈诚”两个字，突然想起当年“陈明德”左手腕有块胎记，档案里附的陈诚早年照片上，左手腕竟有一模一样的印记。
后来通过档案里的联系方式，吴健成找到了陈诚的儿子陈履安。一见面，陈履安就说：“我爸临终前跟我说过，他和吴石将军是保定军校校友，南昌战役时吴将军还救过他的命。吴将军被处决后，他看着你们家难，又不能明着帮，就编了’陈明德’这个名字，让副官吴荫先偷偷送钱送物，每次回去都要跟下面人编瞎话，说’吴家属无异常’。”
吴健成这才明白，当年“陈明德”往巷口张望的原因，明白他不敢留联系方式的原因——他是国民党的二号人物，在蒋介石眼皮底下帮“共谍家属”，是拿自己的前途甚至性命冒险。那天他跟陈履安坐在老茶馆里，翻着陈诚留下的日记，里面有一页写着“吴石忠，其家属苦，吾虽为职，不敢负旧恩”，字迹工整，却看得人眼睛发酸。
后来吴健成带着陈履安去了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站在刻着吴石名字的纪念碑前，他指着父亲的名字说：“爸，我找到陈先生了，他没忘了您的情。”风刮过广场上的松柏，沙沙作响，像是在回应。
有人问吴健成，当年陈诚是国民党高官，明明能阻止处决，为什么只敢偷偷帮忙？他总说：“那个年代，谁都身不由己。可陈诚在风口浪尖上，还能记得当年的恩情，给我们留一点活路，这份善意就够重了。”
至于吴石留在大陆的长子吴韶成，这些年一直在整理父亲的史料，他受过大革命前辈何康的帮助，后来还设立了“吴石奖学金”。每次跟弟弟吴健成通电话，兄弟俩都会说起“陈明德”——那个藏在化名背后的人，用一份跨越阵营的恩情，让他们在黑暗里，看到了一点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