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暮春，山海关的风里头还带着渤海潮水的咸腥味儿，可就是吹不散关宁军大帐里那股子低气压。吴三桂站在箭楼上往下看，只瞧见南边北边两股狼烟同时往关口逼过来。南边，是李自成那十万大顺军，刚拿下北京，气势正盛。北边，是多尔衮的两黄旗铁骑，已经在欢喜岭扎下了营，离关城也就二十里地。
对这个三十二岁的“平西伯”来说，这时候做的决定不光关系到他自个儿的命，更要决定整个帝国的走向。而历史上记的那场“山海关投降”之所以一点悬念都没有。原因就在于，他手底下那支号称五万的关宁铁骑，早就在三条绳子同步收紧的情况下，集体失去了说“不”的力气。
第一条绳子，是“断饷”之后的饿肚子。崇祯十七年正月，北京的户部就发不出关宁军的军饷。到了三月皇帝都上吊了，朝廷彻底瘫了，吴三桂只能自己想办法搞粮食。可山海关这地方本来就地薄，突然多出来几万张嘴吃饭，粮仓一下子就见了底。
根据当时山海关通判朱国梓留下来的残稿记着，四月份的时候，关宁军一天的口粮已经减到了“米三合、豆二合”，连平时三成都不到。战马更是“一天连一石谷子都吃不上”，饿得直啃营帐的木头桩子。当李自成派来的使者，带着四千两白银和十天的口粮到的时候，士兵眼里看到的已经不是“叛贼”，而是“活路”。
吴三桂心里头跟明镜似的，再拖上三天，不用敌人来攻城，饿疯了的兵自己就得打开关门出去抢粮食。第二条绳子，是“人质”带来的寒心。吴三桂他爹吴襄、他爱妾陈圆圆，还有三十多个亲戚，全让李自成扣在了北京。四月上旬，大顺军把吴襄押到德胜门外头，当着大伙儿的面打了四十板子，这消息很快就从逃兵嘴里传到了山海关。
那每一板子都跟打在关宁军自己脸上一样，再不投降，老帅就要被活活打死了。更要命的是，李自成派来的密使带来了最后通牒，要是三天内不投降，就在军营前头砍了吴襄的头，再把吴家在北京的亲戚杀个干净。
就在这时候，清军的密使也送来了多尔衮的“优惠套餐”，只要打开关门，人质由清军负责去救，吴家全族都能拿到“免死金牌”。一边是亲爹马上要被砍头，一边是“保你全家平安”的承诺，士兵们用脚投票，谁给饭吃、谁保家人，他们就认谁当老板。
第三条绳子，是“同僚”带起来的从众。山海关不止吴三桂一支部队，还有总兵高第、副将杨珅、参将郭云龙十几支人马，号称五万，真能打的也就一万不到。这些将领好多都是辽东将门出来的，跟清军那边千丝万缕的。有的亲戚早就投了清，有的老部下在清军里头官都做挺大了。
四月二十号，高第第一个派人跟多尔衮搭上了线，提出“开关换粮食”的条件。第二天，郭云龙他们五个将领就联名写了请愿书，要求“顺应天意民心，保全关宁上下”，吴三桂起初还想着“再看看情况”，却被手下的将领们团团围住，一句**“您要是不做决定，我们自己去投降清军了”**，直接把他逼得没路可走。大伙儿心都齐了，他再坚持，就是众叛亲离，连他自己的中军亲兵都可能当场哗变。
于是，四月二十二号天刚亮，山海关的城门慢慢打开了。吴三桂带着手下人剃了头换了衣服，跪在了多尔衮面前，没有激烈的内部争论，没有悲壮的血书死谏，甚至连一场象征性的“兵谏”都没有，就只有一场近乎安静的集体转身。
史书上记着“关宁军五万，一夜之间全投降了”，这并不是夸张，而是那三条绳子同时收紧之后的必然结果。饥饿让他们打不动，人质让他们不敢打，同僚让他们觉得没必要打。更深层的原因，是“明朝”这张大旗早就破产了，士兵们不知道什么叫“反清复明”，他们只知道，明朝发不出军饷。
明朝守不住北京，明朝连皇帝都上吊了。而清军呢，不光带来了白花花的银子、黄澄澄的粮食，还带来了“世袭佐领”、“封妻荫子”这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当活命和忠诚只能二选一的时候，大多数士兵用脚投了票，选了活下去。
所以，当吴三桂剃了头跪下去那一刻，山海关没有一点反对的声音。不是因为那些将领对他有多忠心，是那三条绳子早就把“反抗”这个选项给活活勒断了。所谓的“集体投降”，不过是饿肚子、害怕和随大流这三种心理搅和在一起的必然结果。
历史没给山海关留下一抹悲壮的血色，却留下了一句冰冷到骨子里的话。当制度烂了、粮饷断了、家人被抓了，再厉害的部队，也只是一群想活下去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