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泱泱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那真是波澜壮阔，英雄豪杰辈出，数都数不过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名字个个如雷贯耳；卫青霍去病，岳飞戚继光，故事听得人热血沸腾。
可是，静下心来想一想，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英雄？是开疆拓土的帝王？是战功赫赫的名将？还是才高八斗的文豪？
这个看似宏大的问题，其实鲁迅先生曾给出过一个非常深刻、也非常接地气的答案。他不是凭空乱说的，而是基于对历史的深刻洞察和对民族精神的思考。
鲁迅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里，饱含深情地指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看，鲁迅先生眼中的“脊梁”，他心中的真英雄，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帝王将相，而是那些扎根在泥土里，为了理想、为了百姓、为了道义，默默付出甚至不惜牺牲的普通人或杰出人物。
他们可能没有显赫的爵位，没有惊天动地的“大功绩”被史书大书特书，但正是千千万万个这样的“脊梁”，支撑起了我们这个民族一次次从苦难中奋起，绵延不绝。
拼命硬干的“定海神针”
顺着鲁迅先生指出的第一种精神，“拼命硬干”，我们目光回溯，一下子就被拉到了中华文明的源头，聚焦在一位近乎神话传说，却又深深烙印在民族集体记忆中的巨人身上，他就是大禹。
如果说“脊梁”需要一个具象化的开端，大禹无疑是最有分量的一块基石。
提起大禹，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大禹治水”。这事儿听起来像是上古神话，但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都告诉我们，在遥远的四五千年前，黄河中下游地区洪水泛滥绝对是真实存在的、毁灭性的灾难。
那时候，面对滔天洪水，人类的力量显得多么渺小！大禹的父亲鲧，就是试图用“堵”的办法治水，失败了，结局很惨烈。轮到禹接过这副比山还重的担子，他面临的困难和压力，我们今天想想都觉得头皮发麻。
大禹是怎么干的？他彻底改变了父亲的思路，从“堵”变成了“疏”。这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是难以想象的艰辛。
史书上说他“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大家都听过，听起来像是个工作狂的传说。但细想一下，那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十三年啊！不是三天，也不是三个月。他带着人，拿着简陋的工具，跋山涉水，风餐露宿。
双脚常年泡在泥水里，可能都烂了（古人说他“腓无胈，胫无毛”）；脸被风吹日晒，估计又黑又粗糙。路过自己家，听到孩子出生的啼哭，或者孩子长大后的呼唤，他硬是咬着牙没进去。
这是铁石心肠吗？不！这恰恰是因为他深知，早一天疏通河道，下游的百姓就少受一天洪水的煎熬。他肩上扛的，是无数人的身家性命！这份责任感，沉重到让他无暇顾及个人的亲情和享受。
他走遍了九州大地，摸清了山川河流的脉络，硬是用最原始的工具和人海战术，劈开大山（如龙门），疏通河道，把洪水导入了大海。这不是神话，这是用血肉之躯和钢铁意志，与大自然进行的史诗级搏斗，是一场持续了整整一代人的“拼命硬干”。
最终，洪水退去，大地重现生机，百姓得以安居。大禹的名字，从此和“治水”紧紧相连，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艰苦奋斗、公而忘私精神的最初象征。他就像一个“定海神针”，在文明初曙的混沌时代，用“拼命硬干”的壮举，为后世树立了第一座精神丰碑。
他的故事，代代相传，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
埋头苦干的“智慧化身”
鲁迅先生说的第二种精神，是“埋头苦干”。这个词听起来似乎平平无奇，甚至有点“笨”。
但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三国那个烽火连天、群雄并起的时代，就会明白，能在乱世中真正做到“埋头苦干”并成就一番事业的，是何等了不起的人物。
诸葛亮，这个名字一出来，大家脑海中浮现的，恐怕就是那个羽扇纶巾、足智多谋、神机妙算的形象。
他是智慧的化身，但鲁迅先生看重的，更是他智慧光芒背后那份沉甸甸的实干精神和鞠躬尽瘁的执着。
想想看，诸葛亮接手的是个什么样的“烂摊子”？刘备白帝城托孤时，蜀汉刚经历夷陵惨败，元气大伤，地盘最小，人才也最缺，北有强大的曹魏虎视眈眈，东有貌合神离的东吴。
用“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换成一般人，可能早就觉得“这局没法玩了”。但诸葛亮呢？他选择了最艰难也最扎实的路，埋头苦干。
他具体干了些什么？对内，他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大到国家战略、人事任命、法律制定，小到核对账簿、检查兵器、兴修水利，他都要过问。
史书上说他“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就是说，连处罚二十杖以上的案子他都要亲自审阅。这工作量，想想都让人喘不过气。有人说他管得太细，不懂放权。
但想想蜀汉的国力，想想那点本钱经不起任何大的折腾，他这种近乎苛刻的“细”，何尝不是一种极致的负责？他要确保这个弱小的政权能在夹缝中生存下来，发展起来。
他发展农业，兴修都江堰，让蜀地成为“天府之国”；他严格法治，做到“吏不容奸，人怀自厉”，社会风气为之一新；他改进连弩，发明木牛流马，提升军队战斗力……这些，哪一项不是靠日复一日的埋头苦干积累起来的？
对外，他深知蜀汉要生存，必须主动出击，以攻代守。于是，就有了那一次次悲壮的“北伐”。很多人只看到他“六出祁山”似乎劳而无功，甚至批评他穷兵黩武。
但站在蜀汉的角度看，这恰恰是他“埋头苦干”精神的延续和升华。每次出征，从路线选择、粮草筹集、兵力调配，到战术制定、临阵指挥，他都要殚精竭虑。
他不仅要面对强大的魏军，还要克服蜀道艰难、粮草转运不便等巨大的后勤压力。他就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拉着蜀汉这辆沉重的破车，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前行。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支撑他的，就是那份对先主托付的承诺（“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和对心中理想的执着。最终，他积劳成疾，病逝在五丈原的军营中，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诸葛亮的一生，完美诠释了什么是“埋头苦干”。他不是高高在上的神算子，而是一个面对现实困境，用超常的智慧、惊人的毅力和近乎自虐的勤奋，一点一滴去改变、去争取的实干家。
他的光芒，不仅在于隆中对的远见，更在于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付出。他像一座灯塔，照亮了后世无数在困境中默默耕耘、负重前行的实干者。
为民请命
鲁迅先生提到的第三种精神，“为民请命”，这就让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了那些在民间传说和戏曲舞台上被反复歌颂的“青天大老爷”。
而在众多清官形象中，包拯无疑是最耀眼、最深入人心的一位，几乎成了“公正廉明”的代名词。他额头上那弯明月，象征着明镜高悬；他手中的三口铡刀（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代表着王法无情，无论皇亲国戚还是平民百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老百姓亲切地叫他“包青天”或者“包公”，这称呼里饱含的是最朴素的信任和最深切的期盼。
包拯生活的北宋，表面上是经济文化繁荣的盛世，但官场积弊、权贵横行、百姓冤屈无处申诉的现象并不少见。在这种环境下，一个官员要做到“为民请命”，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担当？
包拯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他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连皇帝想给宠妃的伯父张尧佐乱加官职，包拯都敢在朝堂上据理力争，激动时唾沫星子都溅到了皇帝脸上（“唾溅帝面”），硬是让皇帝收回了成命。
这种“敢摸老虎屁股”的刚直，没有一颗以民为本、不畏权贵的心，是绝对做不到的。
他做地方官时，最著名的就是在开封府当府尹。开封是首都，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云集，关系盘根错节，案子最难办。包拯一上任，就改革诉讼制度，打开府衙大门（“开正门”），让告状的老百姓可以直接到他面前陈述冤情，省去了被衙役胥吏刁难勒索的环节。
他断案如神，明察秋毫的故事在《宋史》和民间传说中数不胜数，比如“铡美案”（陈世美）、“狸猫换太子”（虽为传说，但反映了其刚直形象）等。
这些故事的核心都在于：他总能洞察真相，不畏强权，为受欺压的普通百姓讨回公道。史书上记载他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意思是说，想找他走后门托关系？没门！他那铁面无私的样子，简直像阎罗王一样让人敬畏。
包拯的“为民请命”，不仅仅是断几个大案要案。更体现在他日常为官清正廉洁、心系民生上。他生活极其简朴，做端州知州时，那里产名贵的端砚，是进贡朝廷的佳品。
以前的官员常借机多征收几十倍，用来贿赂权贵。包拯却严格按贡额征收，自己离任时“不持一砚归”。他时刻关心百姓疾苦，多次上书请求朝廷免除百姓的苛捐杂税，赈济灾荒。他的一生，都在用行动践行着“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的座右铭。
包拯之所以能穿越千年，成为“青天”的象征，正是因为他代表了底层百姓最渴望的正义，不畏强权、明辨是非、清正廉洁、为民做主。他像一把利剑，刺破了官场的黑暗；他像一座天平，称量着人间的不平。当老百姓喊出“包青天”的时候，喊出的正是对“为民请命”这种精神的最高褒奖和永恒呼唤。
舍身求法的“变法丰碑”
鲁迅先生最后提到的“舍身求法”，是四种精神中最为悲壮和决绝的一种。“法”，可以理解为真理、道义、救国救民的道路。“求法”已属不易，而“舍身”以求，则意味着为了心中的信念和理想，甘愿献出生命，用鲜血去唤醒沉睡的人心。
在近代中国那段风雨如晦、内忧外患的至暗时刻，在戊戌变法失败的腥风血雨中，谭嗣同用他年仅33岁的生命，将“舍身求法”这四个字，铸成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谭嗣同出身官宦之家，本可过着优渥的生活。但他目睹了清朝的腐朽没落、列强的肆意欺凌、百姓的深重苦难，内心充满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变革冲动。他博览群书，思想激进，痛斥君主专制是“大盗之盗”，呼吁冲决一切罗网。
当康有为、梁启超推动光绪皇帝进行变法（戊戌变法）时，谭嗣同成为最坚定的核心成员之一。他满怀热情，积极参与新政，起草诏书，联络各方，幻想通过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迅速改变中国的命运。
然而，变法的阻力之大，守旧势力之顽固，远超他们的想象。仅仅103天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下令捕杀维新派。
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海外。在这个生死关头，摆在谭嗣同面前有两条路：逃，或者留。以他的能力和人脉（比如当时掌握新军、倾向变法的袁世凯），他完全有机会像康梁一样逃走，保全性命。很多人也劝他快走。
但谭嗣同的选择，震惊了所有人。他毅然拒绝逃亡。
他给出的理由，至今读来仍振聋发聩：“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他要用自己的死，来唤醒国人！他要用自己的鲜血，证明变法的必要和守旧派的残暴！他要用这最惨烈的方式，为后来者开辟道路！这是一种何等清醒、何等决绝、何等悲壮的担当！
被捕入狱后，谭嗣同泰然自若，在狱中墙壁上题下绝命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押赴北京菜市口刑场。面对屠刀，他毫无惧色，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他的头颅落地，他的热血喷涌，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舍身求法”的最高境界。
谭嗣同的死，在当时或许未能立即扭转乾坤，但他那“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壮烈情怀，他那为探索救国真理、为唤醒民众而甘愿赴死的精神，却如同黑暗中的一道惊雷，震撼了无数麻木的心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
英雄，从来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而是那支撑着我们民族昂首前行的、生生不息的“脊梁”精神！ 这种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定是，中华民族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