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走了25000里，国民党军司令吴奇伟就带队整整追了20000里，谁料，1949年的10月1日，他却赫然站在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城楼上五星红旗猎猎作响，广场上的欢呼浪头一波接一波，这位穿着中山装的中年人望着眼前的景象，手不自觉攥紧了衣角——15年前还在黔北山地追剿红军的国民党中将，此刻成了新中国诞生的见证者，这人生的大转弯，要从他半辈子的军旅路说起。
吴奇伟是广东大埔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六期毕业，一出道就进了粤军。早年间跟着粤军打硬仗，北伐时在汀泗桥战役里，他跟着团长黄琪翔配合叶挺独立团，硬把吴佩孚的主力从阵地里赶了出去，凭战功一步步从参谋升成团长，不到一年又当上第四师师长。他待士兵实在，行军时总把马让给伤员，自己跟着队伍走，士兵们都私下叫他“阿婆将军”，不是说他软，是说他像家里长辈一样疼人。
抗日战争打响后，吴奇伟的名气彻底打了出来。淞沪会战那会，他任第四军军长，带着部队在嘉定、罗店一带守了三天三夜，日军的炮弹把阵地炸得坑坑洼洼，他就趴在战壕里跟士兵一起扛，最后硬是歼敌数千，没让日军前进一步。后来的万家岭战役更厉害，他参与指挥，几乎把日军一个师团全歼，创下抗战以来的空前记录，战后还得了青天白日勋章。到抗战末期，他已经是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长江上游江防司令，成了华南地界响当当的军事人物。
可谁也没想到，抗战胜利后，吴奇伟却陷入了迷茫。蒋介石不放心非嫡系的将领，给他个湖南省主席的头衔，可不到半年就把他调去当武汉行辕副主任，明升暗降，军权全被剥了。更让他憋闷的是，蒋介石要打内战，他看着手底下的士兵刚从抗日战场下来，又要扛枪去打自己人，心里不是滋味，干脆托病躲到南京汤山疗养。直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打完，国民党军主力垮了，他站在汤山的院子里看着报纸，才明白：这时代要变了。
1949年初，解放军要过长江的消息传来，华南分局的人找到了吴奇伟的宗兄弟吴启彦，想通过他牵线。吴奇伟一听就动了心，让吴启彦跑了好几趟香港，跟华南分局的人商量起义的事。同时，他又悄悄联系了李洁之、曾天节这些跟自己一样不满国民党的粤系将领，几个人夜里关起门来，把粤东的防御图铺在桌上，一点点敲定起义计划。4月9日，华南分局书记方方还专门见了李洁之，叮嘱他们起义后要筹粮食支援南下的解放军，还要赶紧释放政治犯，最好能试着策反国民党广东的军事主官余汉谋。
5月14日，解放军刚打过长江、拿下南京，吴奇伟知道时机到了。在广东河源龙川老隆镇，他跟李洁之、曾天节等八个人一起，在《我们的宣言》上签了名。宣言里写着“脱离蒋介石反动集团，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签完字，他拿着宣言对在场的军官说：“咱们别再为蒋介石卖命了，跟着共产党，给老百姓谋条活路！”当天，起义部队就配合解放军解放了梅州、兴宁这些县城，粤东不少国民党军见他带头起义，也纷纷缴了枪，华南的解放进程一下子快了不少。
同年8月，吴奇伟作为华南代表，受邀去北平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筹备会。9月的一天，他接到通知，毛主席要在中南海见他。那天他特意穿了件新做的中山装，走到会客室门口，手心还在出汗——毕竟自己当年追过红军，心里总有点疙瘩。没等他开口，毛主席先站起来伸过手，笑着说：“吴奇伟同志，粤东起义干得好啊！”
握手的时候，吴奇伟忍不住提了过去追剿红军的事，声音有点发紧。毛主席却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语气平和却有分量：“以往的事就算了，以后多为人民做点好事吧。”这句话像块石头落了地，吴奇伟用力点了点头。
开国大典那天，吴奇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看着五星红旗慢慢升上天，眼泪没忍住掉了下来，这条路他选对了。
新中国成立后，吴奇伟当了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粤东有残匪作乱，他凭着熟悉当地地形和国民党军的战术，帮解放军制定清剿方案，没多久就把潮汕、兴梅的顽匪清干净了；家乡大埔县的韩江老发洪水，他跑遍沿岸的村子勘察，跟政府商量修防洪堤，堤坝建成那年，雨季没淹过一亩田，老乡们还专门给他送了面锦旗。
1953年7月10日，吴奇伟在北京病逝，享年62岁。他的骨灰埋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就刻着“吴奇伟同志”五个字。这位追过红军2万里、打过抗日硬仗、最后率部起义的将领，终究用后半辈子的行动，守住了对毛主席“为人民多做点好事”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