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我国的近代史，那可真是人才辈出，以至于很多名字现在再提起甚至还让人多少觉得有些陌生，不过，这些“无名英雄”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同样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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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瑞就是这样的一位将领，在山东的时候，他还是罗荣桓的顶头上司，可到了东北以后，他们之间就“两级反转”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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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瑞于1905年出生在江苏的一个书香家庭，原本日子过得还算安稳，可8岁那年，父亲突然没了，家里又遭了土匪好几次劫掠，好好的家一下就散了架。
母亲没办法，只能带着他四处搬家，寄人篱下的日子，让朱瑞早早尝够了苦。好在他脑子灵，读书肯下功夫，后来还考上了当时的“国立广东大学”，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大学。
那会儿的中国到处是战乱，年轻的朱瑞看着国家遭难，心里急得慌，总想着干点实事。1925年，他听说苏联有专门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咬咬牙就去了，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理论，后来又转到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专业炮兵技术。
这所学校在当时很有名，教的都是真刀真枪的炮兵战术，朱瑞在那学了3年，把炮兵的门道摸得透透的。1928年，他还在苏联入了党，心里的革命“火苗”就烧得更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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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朱瑞回国，本想把学的炮兵技术用上，可那会儿红军的条件太差了，别说正规火炮，连像样的步枪都没几支，哪有条件搞炮兵？党组织看他脑子活、会做思想工作，就把他安排到政工岗位上，先从基层做起。
他先后当过中央特派员、长江局军委参谋长，不管干啥都踏实，连危机四伏的地下工作都敢接，从没出过错。
1931年，上海出了顾顺章叛变的大事，党组织赶紧把朱瑞调回中央苏区。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他跟罗荣桓的人生开始“缠”到一起。
1932年，红军队伍调整，红一军团缺个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先顶上了这个位置。后来罗荣桓被调到江西军区、总政治部当主任，朱瑞主动申请去红一军团，接了政治部主任的活儿。没过多久，红八军团因为编制调整被撤了，罗荣桓又回到红一军团。
这下倒好，以前的主任成了朱瑞的“副手”。俩人在一块工作时，没少互相帮衬。朱瑞佩服罗荣桓的稳重，不管遇到什么情况，罗荣桓总能沉住气想办法；罗荣桓也觉得朱瑞有想法，搞政工、抓纪律都有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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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红军里职务调整快，谁也没把“上下级”当回事，只想着把仗打好、把队伍带好。1936年12月，贺龙跟中央提了一嘴，想让朱瑞去红二方面军当政治部主任，中央同意了，朱瑞一走，罗荣桓又回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俩人的第一次上下级关系就这么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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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打起来后，山东成了重要的抗日根据地。1939年，罗荣桓带着115师东进山东，刚把摊子铺开，中央又派了徐向前和朱瑞去山东，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徐向前当司令员，朱瑞当政委。
那会儿山东的情况特别复杂：有黎玉带领的本地革命武装，有115师这样的主力部队，还有第一纵队的人马，几股力量各干各的，有时候还会因为资源分配、指挥协调闹点小矛盾。
为了理顺关系，1939年，中央把原来的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调回延安，让朱瑞兼任山东分局书记。这下朱瑞成了山东根据地的“一把手”，管着党政军一摊子事，还兼着组织部长、统战部长、党校校长，连妇委工作都抓，风头正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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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虽然带着115师这支主力，但论职务，也成了朱瑞的下属。朱瑞这人确实有本事，尤其擅长统战工作。到了山东，他还是把统战放在重点，跟当地的开明绅士、国民党里的进步军官打交道，想团结更多力量抗日。
可问题也出在这，抗战时期，根据地要想站稳脚，光靠统战不行，还得发动群众，让老百姓跟着干。但在当时的形势之下，朱瑞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统战上，这样一来，群众工作就有些“松了劲”。
1943年，中央决定调整山东的领导班子，把朱瑞和115师代师长陈光调回了延安，让罗荣桓兼任山东分局书记、115师政委、山东军区司令员，一下子把党政军大权捏到手里。
这并不是说朱瑞能力不行，而是山东的局面需要一个能把军事、群众工作、政权建设捏到一块的人，罗荣桓刚好适合。朱瑞走的时候也没闹情绪，他知道自己在山东确实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收拾行李就回了延安。
回到延安后，朱瑞赶上了整风运动。那会儿不管是多大的干部，都得坐下来反思自己的工作，写自传、做检讨。朱瑞也不例外，他把自己从参加革命到山东工作的经历捋了一遍，哪些做得对、哪些做错了，都写得明明白白。
在延安，朱瑞还遇到了以前在山东的秘书毛鹏云。老熟人见面，话就多了。朱瑞跟毛鹏云说：
“以前你们年轻人觉得我厉害，甚至崇拜我，其实不少地方是我的缺点，你们却当成了优点，这会耽误你们进步。现在整风了，你们得用新眼光看我，别被以前的印象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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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后来毛鹏云记了一辈子，他说从没见过哪个领导这么坦诚地跟下属说自己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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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中共七大开完后，中央想让朱瑞发挥统战特长，任命他为副总参谋长，协助叶剑英搞和平谈判。
可朱瑞却找毛主席谈了一次话，说自己不想搞谈判，想回军事领域，而且特别想搞炮兵，“主席，我在苏联学的就是炮兵，现在咱们有条件搞炮兵了，我想把这点本事用在正经地方。”
毛主席一听特别高兴。其实中央也琢磨过，朱瑞懂专业炮兵技术，让他搞谈判有点“屈才”，可又怕他觉得“从地方一把手调去搞技术”没面子，不好开口。现在朱瑞主动提出来，正好顺了大家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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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久，延安炮校正式成立，朱瑞当了代理校长，天天泡在炮校里，教学生认炮、修炮、用炮，比以前当书记时还劲头足。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东北成了战略要地。中央决定让延安炮校迁往东北，改名叫“东北军区炮兵学校”，朱瑞带着全校师生往北走。到了东北，朱瑞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捡炮”，日本关东军撤退时丢了不少火炮，有的藏在仓库里，有的埋在荒地里，还有的坏得只剩个架子。
朱瑞带着师生们四处找，翻山越岭、钻树林子，找到坏炮就修，零件不够就拆东补西，有时候为了一门炮，能跑好几百里地。
他还想起了在苏联的老关系，当年在克拉辛炮兵学校的同学，有的在苏军驻东北的部队里任职。朱瑞托人联系上他们，软磨硬泡，从苏军手里要来了十几门完好的大口径火炮。
到1946年5月，朱瑞他们一共凑了700多门各型火炮、50万发炮弹，甚至还有12辆坦克，硬生生给东北野战军攒出了第一支成规模的炮兵部队。
这时候，罗荣桓也到了东北，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成了朱瑞的“顶头上司”。俩人的上下级关系倒了过来，可谁也没觉得别扭，罗荣桓管全局，朱瑞管炮兵技术，分工明确，交集不多，但都想着把东北的仗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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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瑞一门心思扑在炮兵上，不仅教技术，还总结实战经验。1947年初，东北野战军三下江南作战，朱瑞先后派了70多批炮兵连参战，每打完一仗，他就组织人总结教训，后来提出了“快准猛、步炮协同、集中使用火力”的原则，这些原则简单好记，战士们一学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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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7月，辽沈战役快打响了，东北野战军计划南下作战。按照军区党委的安排，朱瑞应该留在哈尔滨主持后方工作，保障炮兵的弹药和装备供应。可朱瑞不干，他这辈子没指挥过大规模的炮兵作战，这次辽沈战役是个好机会，说啥也要去前线。
他找军区领导反复申请，最后总算获准，跟着部队去了前线。10月，攻打义县的战斗打响了。朱瑞指挥炮兵部队用新式美军榴弹炮轰击城墙，没一会儿就把城墙轰开了好几个口子。
步兵准备冲锋的时候，朱瑞想亲自去看看榴弹炮的轰击效果，这是他第一次用这种新式炮，心里没底，想看看弹着点准不准、破坏力够不够。他跟身边的参谋说：“我去前面看看，你们在这等着。”说完就往城墙的断口走，没走几步，突然“轰隆”一声，他不幸踩中了敌人撤退时埋下的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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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战士赶紧冲过去，只见朱瑞的两条腿已经被炸断，身上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装都浸透了。军医赶来抢救，可伤势太重，没一会儿朱瑞就没了气息，年仅43岁。他成了解放战争中我军牺牲的最高将领。
后来，中央军委为了纪念朱瑞，把东北军区炮兵学校改名为“朱瑞炮兵学校”。直到现在，这所学校培养的炮兵人才，还在为国防事业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