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杭州之二:杭州的早期教堂——天水堂
梅庆吉
我们参观完司徒雷登故居的时候,发现没有看到路边那尊司徒雷登石像,也没看到天水堂,就去问工作人员,她说,你们来的时候没看到吗?就在路边上。她告诉我们这么拐这么拐,就看到了。我们按她的路线走,果然都看到了。原来我们是从延安路进来的,所以没看到。
我们按她说的,拐到耶稣堂路上,就看到了那尊司徒雷登的半身像,在一米多高的基座上。下面是他的简介。
像的两侧还有两株高大的树,一棵是银杏树,一棵是榉树,都是他的父亲司徒尔所栽。已成为杭州市保护树种。在司徒雷登的心目中,父亲喜欢栽树。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父亲在院子里栽了成片的树。我们身在其中,觉得整个院子显得宽广、庞大,充满了神秘感。
再往走不远,就看到了天水堂,位置在中山北路与耶稣堂弄的西北角,门牌号为耶稣堂弄2号。立面是洁白的颜色,屋脊呈“人”字形,拱形门的上方写着“天水堂”三个黑色字体。
紫红色的大门上写着两行字:“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九10。”我对后面的“箴九10”没弄明白,去查了一下,原来出自《圣经·箴言》第九章第10节。
门的右边还钉着两块牌子,一块上面写着“宗教活动场所基督教杭州天水堂”,下面写着“国家宗教事务局监制”。另一块写着“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天水堂”,下面写着“拱墅区文物局”。旁边有个小院,里面有座二层小楼,那大概就是牧师楼,楼下有段对天水堂的介绍文字:
天水堂是杭州市历史最悠久的基督教礼拜堂,由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胡思登、郝理美于同治七年(1868年)所建,初名为“胡郝礼拜堂”。至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约翰·司徒尔(司徒雷登之父)接任后,开始重建,并增建教育、医疗、慈善及传教士宿舍(包括司徒雷登故居)等附属建筑。总占地面积达4138.5平方米,并正式命名为基督教天水堂。

文中提到的胡思登和郝理美,是美国南长老会于咸丰十年(1860)派到杭州来的第一批传教士。他们最初落脚在城隍山(吴山)上,并建了个传教点,正对着山下卢定勋藩台的府邸。卢家连遭不幸,两个男孩相继患病死去(《司徒雷登与西湖》12页)。占卜者说山上的外国人带来一股邪气所至。卢藩台就去跟他们交涉,劝其离开此地,并在耶稣堂弄这个地方,给他们批了十多亩地,让他们重建道场。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一书里,对此事有描述:
刚来到杭州的传教团,在城内的城隍山上得到了一块土地,山坡上是一些寺庙和官员的宅院。传教团所在的地方在省财政厅的住宅正上方,上下相对。一次,厅长的儿子得了病,请来的医生和风水先生,把病因归结为山上的传教士,说是因为洋人散发出的邪气造成的。当地的官员们相信了这种说法,他们编造了各种理由,并在杭州城的另一端,为传教士们找了一块更大的地方,要求传教团搬离城隍山。传教团接受了这一要求。新的地方处在杭州最贫困的区域,太平天国时期遭受了最大程度的破坏。杭州地方的官员在那里修建了一座教堂,一所学校,和供传教士们居住的房屋。传教士住所旁边的街道成为了后来的“基督巷”。
传教团的地方虽然有了,可那里刚经太平天国浩劫过,没有房屋,田地荒芜,满目疮痍。传教团来了之后,没有地方住,只能租借民房。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差会拨来经费,才建起了两间平房,作为布道之所,也是他们的住处。落成之日,卢藩台还特地赠送了块“胡郝礼拜堂”木匾一块,以示祝贺。
继胡、郝二位传教士之后,由于布道的需要,差会又差谴了第二批人员来杭州,传教士名单中,就有司徒尔和他的同事们,时间为清同治七年(1868)。司徒尔是司徒雷登的父亲,英文名约翰·林顿·斯图尔特,司徒尔是他到中国传教后起的中文名。对于父亲,司徒雷登这样写道:
我的父亲,于1840年12月2日出生在谢尔比维尔。父亲曾就读于宾夕法尼亚的华盛顿学院、杰弗逊学院,以及肯塔基的森特里学院。他毕业后做了四年的老师,然后进入普林斯顿神学院学习神学。1868年,身在中国的约翰·倪维斯博士给他寄来了一封信,信中的内容让他激动不已,使他决定到国外去进行传教事业。这一年,国外传教执行委员会派出了三名传教士到中国。他们先到纽约,穿巴拿马海峡,到旧金山,经过两个多月的行程,横穿太平洋,到达上海。在距上海一百多英里的杭州,约翰·林顿留了下来,并在这里度过了46年的传教生涯。
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尔
司徒尔于1868年来到杭州,他最早从事传道活动的地点在湖山堂。1917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贝恩德为纪念其友司徒尔曾传道于湖山堂,开始筹款重建湖山堂,1920年建成。重建的湖山堂是一座房顶为灰绿色的哥特式尖顶礼拜堂,位于浣纱路与庆春路交叉口的西侧,现为交通银行大厦处。早期教堂建于1872年左右,是杭州兴建的最早教堂之一,司徒尔来到杭州,最早就在这里传道。《司徒雷登与西湖》一书写道:
湖山堂位于法院路1号,为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牧师贝恩德为纪念其友司徒尔牧师捐款所造,于1920年建成开放。由属于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的中华基督教浙江大会管理。在此举行的堂会活动甚多,影响也日趋扩大,成为当时杭州基督教活动的中心。抗战暴发,湖山堂被日军占作健身房,堂会活动被迫中止。抗战胜利后才恢复活动。
湖山堂(今已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