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陈诚领袖欲很强，而在蒋介石的亲信之中，他又是后起的人物，要跑到那些亲信人物前头，陈觉得只有靠打仗才能达到目的。陈诚认定他自己的羽翼已丰满，歼灭中央红军的任务可由他包办下来了，便秘密定了方案，于1932年12月中旬电请赴南京谒蒋，蒋允可，他就把部队交给我（时任参谋长）代理，自行赴南京了。
红军情报极其灵通，陈诚和蒋介石商定的第四次“围剿”计划完全为他们所侦知，遂乘陈赴南京和陈之部队未集中的时机，先发制人，大举进攻抚州。
1933年元旦夜，我打电话给十四师师长周至柔拜年，偶然问及有无新发现之敌情。周说，万年桥以东有敌军活动，有小部窜拢万年桥东村内，交了火退去。我大吃一惊，对周说：“据我看是敌主力绕过南城袭攻黄狮渡第五师周士达旅。周旅只有三团兵力，且离各部队较远，地形又很复杂，很适合红军胃口。”遂命周士达旅向浒湾撤退，与二十七师池峰城旅并力据守，命二十七师驻龙骨渡之冯安邦旅接守宜黄，九十师回驻浒湾待命，并将处置情况电报行营。谁知行营参谋长贺国光不同意放弃黄狮渡阵地。4日2时，黄狮渡不守，周士达被俘，其大部被歼灭。8日，吴奇伟所部左翼被红军一、三军团击败，浒湾不能守，退保抚州。红军占领浒湾，一部进至抚州城郊，主力北攻贵溪周浑元部。抚州空虚，我急急布置二十七师炮兵团作步兵守城，撤回二十七师冯安邦旅，并由行营增派白天民独立三十六旅增援抚州。红军退回浒湾，抚州局势安定下来。
1月下旬，陈诚由南京回抚州，孙连仲亦同回，接着罗卓英率十一师亦到达。在陈外出期间，关于战况及重要措施，由于我随时电报他，一切他都很明白，回来也不再加查问。战败的责任问题，陈诚以嫡系部队周至柔十四师损失不大，不予追究。吴奇伟引咎自责，我亦自请处分，要求引退。结果谁都未受处分，周至柔部的旅团长还得了五枚奖章。
1933年农历除夕，陈诚派罗卓英率十一、十四、九十师出击，于春节拂晓，袭击浒湾。红军主动撤退，绕道资溪入建宁，赣东解围。
1933年1月底，蒋介石再次到南昌，发动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陈诚趁此机会把十八军扩编成第五、第十八两个军，以罗卓英为第五军军长，萧乾为第十一师师长，陈自兼第十八军军长，以周至柔为副军长，升霍揆彰为十四师师长。陈诚改称中路军总指挥，国民党军队在江西部队悉归统率，行营等于给他办后勤。
蒋介石到南昌后改组了行营，以熊式辉兼参谋长，贺国光为第一厅长，杨永泰为秘书长兼第二厅长。这几个幕僚巨头，对陈诚的得宠专横极端嫉妒，以一睹陈部败衄为快。
2月26日，我在金溪暂领七十九师（4月末正式任该师师长），接到陈诚“进剿”以来首次发布的作战命令，该命令竟全部推翻预定作战计划，反而以第一纵队先动。无目标地向宜黄以东地区挺进，五十二、五十九两师由乐安侧敌行进，向宜黄集中，犯了兵家大忌。第二纵队也不向南丰集中，而是由临川经龙骨渡在第一纵队后跟进，只第三纵队五、六两师向南城集中，形成陈嫡系部队单独作战的局势。28日五十九师陈时骥已在登仙桥附近隘路受截而侧面被围。五十二师李明在红军围攻时，直属部队哗变，五十二师全被红军歼灭，五十九师残留温良旅一部。军队还未集中，就断送了两个师，全军沮丧。
陈诚不甘失败，3月，以第九师李延年部加入第一纵队，第十师李默庵部加入第二纵队。调第二纵队为先锋，经东陂、黄陂、侯坊向洛口探进；第一纵队在后面跟进。不料，后来红军放过兵力强大的第二纵队，集中兵力截击第一纵队，把陈诚的王牌第十一师歼灭了。
蒋介石得十一师歼灭噩耗，特从南昌来到抚州看望陈诚，熊式辉偕往。熊式辉沿途挑剔，临下车时，一面双手扶着蒋下来，一面说：“委员长年纪大了，为了辞修兄措置失当，使委员长长途跋涉，真正该死！”谁知蒋只乐于施恩而耻受人恩，听了熊式辉的话后，勃然大怒，说：“谁要你来，你先回去吧！”熊碰了一鼻子灰，只好抱头回去，到家里把一桌饭碗摔了个粉碎。但战败事情不是那么简单，陈诚只得把妻子谭祥请到抚州，到宋美龄处去替他求情，终以内助之功未受处分，而第五军军长罗卓英却在两个多月后被降为十八军副军长；第十八军副军长周至柔被派出国考察，而以薛岳继任第五军军长。
蒋介石在抚州西南的崇仁住了三天，即回南昌。陈诚接着举行作战会议，罗卓英力主南进求敌决战，我主张暂停进攻，编整部队，以图后举，争执激烈。会议以无结果结束。会后陈诚电请蒋介石定夺。蒋介石复电谓：“进剿有把握则进剿，无把握则分区清剿。”陈诚收电后说：“谁敢说进剿有把握？还是分区清剿吧。”翌日，陈诚便将部队调开，停止对红军“进剿”而开始实行“清剿”。
1933年7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创办了中央暑期训练团（习称庐山军官训练团），旨在加强对军队指挥人员的反共思想教育。这次中央庐山暑期训练团办了两期，每期时间为三星期，内容是提高对“领袖”的信仰，研究“剿共”策略。先调“剿共”部队营长以上将校官轮训，第二期推广到全国军队。蒋介石为团长，陈诚任副团长兼教育长，由陈以蒋的名义调老将宿儒及知名之士为教官。团务全由陈诚主持，这无形中增强了陈的政治地位，他俨然成为蒋的副手；另一面，陈诚战败的部队乘此时机补充训练，恢复作战气势，尤其是拉拢各派系将领，以为己用。
在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中
1933年秋，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陈诚的作为，引起了蒋介石手下的一些人的不满。何应钦、熊式辉等不让陈诚伸头，怂恿蒋介石于9月份派任顾祝同为北路军“剿匪”总司令，陈诚为北路军第三路军总指挥，陈只得忍气耐受。会山门、硝石间七十九师在行军中被红军袭击，以有准备而未遭受大损失，而第五军4000套棉衣全部丢失。行营抓住这个问题，欲给陈诚以处分。陈诚嘱参谋长郭忏电商我承担责任。给我记了大过一次。行营以此大做文章，通令全军各师，大肆诋毁，打了丫头骂小姐。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建独立，李济深组织人民政府联共反蒋抗日。蒋介石惊惶失措，调集军队入闽“讨伐”十九路军。陈诚在“讨伐”十九路军的战斗序列中，虽被列入第三路军总指挥，但终未入闽，却留在黎川，与红军作战。盖蒋介石左右目陈诚为第三党人，尚有戒心。12月间，陈诚在黎川的团城与红军主力打了一仗，六十七师傅仲芳部损伤过半，红军如不引退，陈诚至为危险。
1934年3月初，我率七十九师开黎川归陈诚指挥，陈前部已进占樟村、横村，逼近武夷山麓。七十九师挺进建宁，战平寮，攻凤翔峰，突破王家山五都寨。事后，陈诚向蒋介石报喜，蒋对陈说：“辞修兄，你成功了，以后能守成不败就好了。”七十九师亦备受奖励，蒋介石亲函贺我，有“兄师作战勇敢，纪律严明”等语。
5月初，三路军攻占广昌后，蒋介石组织以杨永康为首的军事参观团至广昌参观，陈诚回军招待。7月初，陈诚再次随蒋介石上庐山办训练团。这次庐山训练团的团长仍是蒋介石，副团长也还是陈诚。此次调训人员范围更广，并还在星子县开设特种训练班，以用来培养特务人员。斯时，陈诚的总指挥职务由罗卓英代理，至第二期时，罗卓英、汤恩伯均到庐山受训，乃改派我代理。
庐山暑期中央训练团的两期毕业后，蒋介石、陈诚下山回南昌，于9月初召开军事会议。这时，陈诚开始提出“绝对拥护领袖”的口号，并要求今后无论在何种场合，凡听到“委员长”三个字应立即立正致敬。整个会议上只听到蒋冗长的训话及陈对蒋的吹捧，内容无非是“听领袖的话，万事成功，不听领袖的话，就会失败”等。所有将领只能频频立正，毫无讲话的权力。
会后（9月初），陈诚回到驿前总部，我即去看望。陈诚问，前方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说：“仗打得不差，但有一件事非常痛心，那就是丧失人类同情心。前线病疫，汤恩伯部官兵随意在路旁空地大小便，倒毙了兵佚不管，留守处里健康的、病疫的、死亡的，隔间共处，趁夜把尸首向外扔，尤以八十九师王仲廉部最坏，人道灭绝，至堪寒心。”陈诚即通知各师，定期他要亲自检查卫生。汤恩伯部各师不敢马虎，准备了三天，应付检查。陈诚检查后，即电我说：“汤部卫生工作做得很好。”我问：“何以见得？”陈说：“伤病员均着白衣，官兵洗脸毛巾都是新的。”我愤慨地说：“这显然是假装给你看的，如平常是这样，就不会样样都是新的了。”陈问：“你师为什么不也装一装呢？”我才明白陈是喜欢表面奉承的。于是，一腔热血化为一盆冷水。
第五次“围剿”结束后陈诚的苦闷
蒋介石得到红军突围西走的确报告后，不久即派薛岳而不是陈诚为“追剿”军前敌总指挥。蒋并把陈诚的基本部队编为驻赣第一预备军，由陈任总指挥，罗卓英为副；罗卓英和我兼任绥靖分区主任，归南昌绥靖主任直辖。陈落得一场空，大为失望。在这期间，陈诚曾和我谈对共产党的前途及个人的前途问题。
不久，陈诚对我说：“江西剿共的局面看来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后我们干点啥？”我说：“我们学问不多，局部事情还能勉强，如做全国事情就显得能力太差了，容易误事，最好乘此时机请求出国留学，看看世界，广识各国人才，为异日打好基础。你如去，我跟你去。”陈说：“你说的话也对，只是中国情况特殊，如把权位丢掉，留学回来，会找不到事做，只能不即不离地做。”我说：“有能力没有地位，这不要紧；有地位如没有能力，终坏国家大事，失败下来，后悔不及。”我想，陈诚这个人和蒋介石性情相近，必然会爬上去。
经营陆军整理处
蒋介石政权是建筑在平衡（矛盾）政策的基础上的，他左右产生了两类要人，一类是因循敷衍、仰承颜色、追润唾余的；一类是排挤同僚、积极摩擦、争取二把交椅的。陈诚是最后一类的能手。他有一个要诀，就是每当遭蒋疑忌冷遇的时候，他就只身追随在蒋左右，揣摸蒋的意旨，献些对蒋个人极为有利的方案；蒋一点头，他就立假蒋意旨，交有关部门施行，连侍从室主任也不敢违背。陈见“围剿”红军的功劳落到顾祝同身上去后，就把军队交给罗卓英代理，自己跟蒋介石到南京去了。陈向蒋介石献上一个整理陆军的建议，而这又正合蒋介石想分何应钦军政部权力的意旨，蒋便立嘱陈诚筹设陆军整理处，成为全国陆军的最高组织机构。
1935年3月，蒋介石批准陈诚的条件，特派陈诚为陆军整理处长，陈同时推荐周至柔为航空学校教育长兼署长。何应钦窥知陈诚的攻势到了他的军政部头上来了，遂保了顾祝同为次长，以资抵制。陈诚的企图很大，想编训60个整编师，但事实上办不到。这是因为非中央嫡系部队不听调整，嫡系部队又以“绥靖”、“追剿”、“围剿”之事而无暇抽调，再加上何应钦的军政部又随时加以掣肘，所以，设在武昌南湖的陆军整理处（旋改为署），大有门庭冷落车马稀之感。当时被讥为是“非骡非马”的骈枝机关。见情况不妙，陈诚只得另作打算。7月，陈又追随蒋介石到四川创办峨嵋山军官训练团去了，同时并参赞“追剿”机密。他抓着机会，攻击政敌，为自己的基本部队找发展，为他个人谋出路。
压制两广事变
1936年夏，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以抗日号召联合反蒋，湖南省主席何键与谋拟迎桂军入湘。陈诚得报，急调孔令恂九十七师、周祥初四十三师由山西径开衡阳集中，威胁何键；派邹洪（若虚）勾结余汉谋倒戈；陈又亲率罗卓英等旧十八军部队径下广州。斯时，蒋介石也虽然亲自前往，但实际事务大多由陈诚主持。蒋、陈得粤后仍拟攻桂，我当时电陈以“得了广西，失了河北，滋长日寇，请悬崖勒马，与李、白言和，以缓和局势。”蒋然之，遂派陈诚到桂林与李、白缔盟，广西战局才告和平解决。
文章节选于《中华文史资料文库》1996年版，原载公众号：书迷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