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钦 崇文书局
我的求学之路始于法学院的课堂，中途悄然转向了故纸堆的幽深。攻读法学本科时，当同学们沉浸在《刑法总论》的逻辑推演中，我的书包里却常装着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与厚重的《剑桥中国史》。法制史课程如同一盏孤灯，照亮了我对历史的隐秘热情。在出租屋昏黄的台灯下，反复摩挲《陈垣史源学杂文》，纸张的触感和文字的力量，最终为我拨开迷雾，指明了历史文献学的新方向。
这条新路始于严苛的筑基。考取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后，我有幸师从吴柱教授，经历了系统的学术训练：繁体字考核，需将简体《论语》段落一句句转换为繁体；每月缩写四篇名家论文，快速抓取核心观点，培养论文写作语感与技巧；更有从基础《十三经译注》攀登至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刘宝楠父子《论语正义》的阶梯式阅读。那段时光，将我对古籍的模糊兴趣锻造成了较为扎实的基本功。当我的毕业论文《刘恭冕生平学术与著作版本研究》获得优秀毕业论文时，我感受到之前的努力，终见成效。在吴老师的建议下，我去应聘了崇文书局的古籍编辑，顺利通过了笔试、面试，成为该社古籍编辑部的一名成员。
崇文书局古籍编辑部主要承担《荆楚文库》编辑审稿和其他古籍项目的选题策划及审稿工作。这几年我陆续完成了十种《荆楚文库·方志编》和一种《文献编》，以及《仪礼节解》《周礼完解》《老子原始》《文心雕龙论析》《学海沧桑》《曾国青铜器铭文选萃》《尚书正读》等十余种学术书的编辑审稿工作。其中既有出版项目，也有我自己策划的一些学术书。
《<文心雕龙>论析》
万奇著
我一开始在校对室实习。古籍编辑部李艳丽主任给了我两份稿子，要我校对。其中一份关于宋词鉴赏的稿子，李主任看后，觉得我审稿基础还不错，就让我提前结束了校对实习，到古籍编辑部正式开始做编辑。作为新人，虽然在编辑培训和校对部门学习了一些稿件处理方法和原则，至于编辑流程、策划选题、联系作者、合同流程、排版样式、挑选封面设计方案及选纸、营销宣传这些知识都只能靠自己去看、去问、去悟，在日常的工作实际中去摸索。很庆幸的是社里有不少经验丰富的前辈，其中李艳丽、陶永跃、鲁兴刚这三位对我帮助很大。
李艳丽主任在工作中时常鼓励我，对我的疑问总是耐心予以解答。在我刚结束校对实习的时候就把夏渌先生《文字学概论》和《徐行可先生年谱》的编辑审稿工作交给我。这两份稿子都有一定难度，遇到审稿和流程问题，我时常向李主任请教。《徐行可先生年谱》的编辑出版工作历时大半年，这部书收集整理了大量民国著名藏书家徐行可先生的相关文献，不少内容是首次披露，很有价值。前不久这部书荣获第九届长江读书节“十佳”图书，作为责编我也感到与有荣焉。
《徐行可先生年谱》
马志立著
编辑部每年的审稿任务都不轻，李主任除了督促我们完成既定任务外，还鼓励我们多策划选题，为单位、也为自己积攒“底气”。她要求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多查资料，重点关注每年的国家社科项目和学术书选题。在她看来，古籍编辑部做好书应该包括前沿项目和学术经典。为此，她时常在办公室或者微信上与部门同事讨论选题。在出版项目竞争日益激烈，国内图书市场环境不甚景气的背景下，我们策划的时候是举重若轻，真正落实的时候却是举轻若重，每一个选题都经历了数次讨论和评估，综合考量其学术价值和市场价值。
陶永跃是一位水平非常高的学者型编辑，对《楚辞》《文选》《文心雕龙》及民国学者文献极为熟稔。我与他共事两年多，在学问和修养上获益良多。在选题策划上，他连续策划《黄侃黄焯批校昭明文选》《“龙学”前沿书系》《屈宋辞赋笺注》《文选学经典书系》《高步瀛著作集》等学术价值很高的好书，堪称“宝藏编辑”。我们常在下班后一起“走湖”（围着南湖遛弯），晚风拂过，听他讲读书心得、各种好书、学界轶事以及复盘出版想法与计划，使我获益匪浅，对策划、审稿和部门各个项目都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他为人淡泊名利，全部心思都扑在学习和工作上。承他勉励，我也尽量坚持睡觉前读两三个小时书，保证自己处在一个学习的状态，防止自己的热情为日常工作而消磨。
胡钦参加庆祝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学会第十七次年会
鲁兴刚是一位有着丰富出版经验的成熟编辑，熟悉编辑工作的各个环节。他在策划上极有眼光，《日本史译丛》一经推出就在学界相关研究领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我们同时入职，志趣相投，2021年刚入职的我们开始合作进行《武内义雄文集》的出版工作。找译者、排版、装帧设计、选纸印刷，每一个细节都尽量做到最好。他日语水平很高，翻译过不少日语学术书，我审稿时遇到日语疑难句往往请他把关。通过合作编辑这套书，从他那里学到了如何签翻译合同、如何精准营销以及排版和设计装帧的注意事项。这套书出来后，受到了读者好评，首印几个月就卖完了。
工作后，我坚持利用业余时间读书。这几年逐渐将自己的读书重点放在古文字、出土文献和礼学研究著作上，陆续学习了唐兰、张政烺、李学勤、裘锡圭、陈伟、陈剑、冯胜君、钱玄、虞万里等先生的著作，还温习了《史记》和《春秋左传注》。读书的好处是在审稿和选题上，判断能力会好一些。
九部经解
〔明〕郝敬撰
前年我策划了两个出土文献相关的选题，也曾将这两个选题向学界老师请教，得到的答复都是“选题很有价值，但我现在没时间做”。如今的学界、出版界，都是高度重视各级项目，我们这样的地方社，在项目策划和出版上都存在先天困难。尤其是古籍出版，投入大、时间长、收益低，深度整理的高质量稿件难求，如果没项目资金支持，仅靠出版社编辑的学术热情是难以坚持的。由于高校教师重论文发表而轻著作出版，这些年我们也在探索兼顾学术性的市场类选题。随着全民阅读水平的提高，学术书的读者越来越多，某些轻学术的出版物逐渐得到青睐，成为出版爆款者屡见不鲜。在我的建议下，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古典·新知丛书”第一辑五种（龙宇纯《中国文字学》《说文读记》、夏渌《文字学概论》、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论》《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即将面世，希望在为读者提供好书的同时，也能探索一条出版良性发展之路。
《中国文字学·〈说文〉读记》
龙宇纯著
当初我在校对实习的时候，有一天李艳丽主任突然问我，会不会运营微信公众号。我因自己有个个人号，所以这方面还有点经验。于是，我们部门“崇文古籍”公众号就由我来负责运营。后来，我又陆续开通运营“崇文古籍”豆瓣号和小红书账号。在这个新媒体如火如荼发展的时代，运用这些平台进行宣传营销是不可避免的。从2023年开始，每年年初我都收集社内文史古籍相关新书做年度新书预告，对于一些学术价值较高的书，我会在豆瓣做转发抽奖活动，目的就是让更多读者了解我们，知道我们做的书。每年的新书预告都是阅读量最大的一篇。相信这两年有不少读者是通过新书预告对我们崇文书局有所了解的。
运营这些平台并不简单，很要花些功夫和心思。首先要想办法蹭热点，公众号的更新要及时，编者按的撰写要重点突出，表达流畅。小红书和豆瓣的笔记需要构思精巧，视频剪辑要轻松有趣，根据平台的不同设计不同风格的内容，这些都是我日常琢磨出来的。平时会有读者留言或者私信交流，我也如获至宝，积极回应。这些平台的搭建拉近了我们与读者的距离，也坚定了我做好书的信心。
入职前我曾问过李艳丽主任，做编辑需不需要“996”，她的回答是“看情况”。项目结项、图书赶销售节点的时候，不加班是不可能的。三年前盛夏，出版城大楼空调维修，我和陶老师顶着39度高温在办公室赶《周礼完解》；去年年底为了赶《曾国青铜器铭文选萃》和英文版《曾国历史与文化》，在一段时间内每天加班到深夜十一点半。今年为了补《中国文字学》《说文读记》的字形图，四、五月份我几乎天天加班。有些人可能会说，审个稿子有那么难吗？你又不是作者。是的，即使我再认真负责、花再多时间也无法保证书稿里没有一点错误，但做事情总要尽力。书里的引文要尽量核查原文；书里前后引文要保持文字一致；旧字形、异体字、繁简字转换需要注意；书里的校勘记可能不够规范需要重新措辞；在审稿核底本的时候发现的新异文，需要新补校勘记；古文字、出土文献类的书稿，有的还需要在网上找清晰的字形图……有些内容，为了达到出版要求，编辑恨不得重写，做编辑是个良心活。良心活是要靠时间磨出来的。
做编辑需要坚持读书，内容却不一定要限制在有限的范围。虽说我是古籍编辑，但实际做的书或者社里计划的选题并不都是古籍。何况古籍也分属文史哲不同学科。从编辑的角度来说，知识的广博可能比专深更重要。有一个比较广的知识面，对策划、审稿、营销都是有好处的。
回顾这四年，我其实没做出什么“业绩”。策划、外联、审稿、营销，我什么都做一点，但哪一点也谈不上好，都是在边干边学。我们学古典文献或者历史文献的同学，找工作时范围比较窄，有一些同学会进入出版社工作。古籍工作号称“冷板凳”，选择了这行必须忍受一定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寂寞，但是从事古籍和学术工作也会促使个人不断进步、不断丰富和提升自己，这又是编辑这份工作的迷人之处。相信只要不忘初心、真心热爱古籍，热爱学术，咬定青山，即便我这种“中人之姿”，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出一点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