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奥尔基·戈斯波丁诺夫（1968—）保加利亚作家，处女作《自然小说》已被译为21种语言，是1989年后被译介最广的保加利亚作品；第二部长篇小说《悲伤的物理学》一经出版，就进入保加利亚最畅销小说之列，并入围欧洲各主流文学奖；最新作品《时间庇护所》已授权全球39个语种，并获2023年国际布克奖。此外还创作有短篇小说、剧作等。
看到格奥尔基不禁就会联想到杜布拉夫卡，保加利亚对应作为南斯拉夫分身的克罗地亚。这两个国家与我们中国人来说既亲切又陌生：前者因为在某个时间段它们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仿佛因此我们就成了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尽管实际上无论在哪个方面（文化、地理、心理、习俗、传统）它们都距离欧洲更近；后者则因为在某个时间点之后，它们转变为了民主国家（为什么我没有说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如果脱离了马克思的语境，是不存在所谓的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的；在典型的政治哲学领域，或许只有民主、集权、独裁这样的国家形态划分），这让我们有些无所适从，非但陌生，更有些许的恼怒，因为据说人家都过得不错，甚至很好。
这里面有一种新与旧的更替，但并非像数学那样清晰，仿佛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哪个都不要想进入对方的领地；也不像艺术那样颇具美感，让我们的想象力可以从有的放矢拓展到无限的远方。其主要特征是，旧的东西都被颠覆、破坏、消解了，新的东西却尚未建立起来，而且或许永远建立不起来。正如一个童年时节常常逡巡于山坳中的小池塘的男人，他或许还能找到那个池塘，但要么池塘已然干涸，要么风景依旧，但纯真无虑的感觉却找不到了。或者某个东西、某个地方对一对恋人所具有的意味，如果他们分手了，最甜蜜之地就变成了最伤心、最撕心裂肺之地；如果他们迈入了婚姻，曾经的爱之信物就褪去了光芒和吸引力，变成了如同衣柜、案板、饭桌、沙发，甚至脚垫、垃圾桶一般的寻常物。我（那时我还年轻）曾经见到办公室的一个四十岁的男人，他深夜来到办公室，从文件柜的深处拿出好几沓信封，一封一封地撕碎。我不怀好意地问都是些什么，谁写的，为什么不要了。对方说是年轻时写的情书，太肉麻了，自己已经受不了了。
永远回不到从前——无论我们愿不愿意——这大概不仅是历史性的特征，也是所有人类涉及的事物的特征。这于是导致了一种后果，有时候我们怀念那个过去，愤恨于被带到陌生的时代，它令我们手足无措，仿佛幼狮从母海狮的身体中滑落，一瞬间感受到温暖、舒适、安全到冰冷、严酷、危机四伏的生存的转变，也就是，极不适应，厌恶这种转变。有时候，尽管我们知道那个过去代表了腐朽的、压迫性的力量，将它跨过去、迎来一个新时代毕竟是好的，是进步；但仍然免不了叹息，甚至或许有些后悔，因为旧时代的当权者都是狐狸，他们摇身一变又成了新时代的当权者，大多数人仍旧是驴子，仍旧需要小心翼翼，苟延残喘。
或许正是基于新与旧的国家形态的变迁，如格奥尔基、杜布拉夫卡一般的作家，她们的文字中都充满了一种无奈的、本能的、想要经受血的洗礼的、渗透着写作者无形的反抗的反讽。区别大概可以这样表述：杜布拉夫卡接近卡夫卡，他们描述那些事实，事实呈现出一种冷峻的“客观性”，但仅仅通过事实就让我们头痛欲裂，因为生存只有正常的表象，在此之下却是血与泪、无奈与痛苦；而格奥尔基接近罗伯特·瓦尔泽，他们虚构事实，事实中无处不在的东西是一种将悲伤作为基调的“主观性”，雅各布·冯·贡腾甘心做一个“又好又圆的零”，作为叙述者的“我”虽然能够随意进入任何人、任何物体的意念中，但没有一个能够逃脱悲伤的基调，所以既有“悲伤的面包”，也有“悲伤的粒子物理学”。
有时候他是仿佛被囚禁在迷宫中的小弥诺陶洛斯——一个被展示的、长着牛头的十二岁男孩，“他看上去有种忧伤，那是任何动物都不会有的一种忧伤”。讲故事的人重复那个古老的故事，不过结果变成这个可怜的被遗弃的孩子是由牧羊人送给他的。然后他让弥诺陶洛斯表演喝水，“弥诺陶洛斯张开嘴巴，接近咆哮般地发出低沉嘶哑的不友好的哞呜呜⋯⋯”。他和我的目光交错，以至于“任何时候都无法回避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这张脸我在什么地方见过”。
或许尽管存在面貌上的显著差异，他和我却是一对互为镜像的孪生子，精神上的流浪者，生存上的被囚禁于迷宫、但想要逃脱这个迷宫的被遗弃者和冒险者。或许现实充满了虚假性，神话反映了生活的本真。
有时候它是被患溃疡的爷爷当作活药的鼻涕虫。对它来说，口腔、咽喉、食道直到胃里的旅程也是一段迷宫之旅，它像忒修斯带着线团一样，也在身后留下记号，以为将来沿着那条路还能回去。只不过生存的主题或许常常表现为事与愿违，在洞穴的一端射出一股热流。“我从上面慢慢走过，留下一点点黏液。但是这个地方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喜欢。狭窄、黑暗而且闷湿，幽闭恐惧症，洞穴的墙壁好像在收缩，挤夹着我。但是最可怕的是一种奇怪的液体，是墙壁自身渗出来的，从我的身上流过后，我就开始感觉到刺痛。我已经无力再动一动了，就如同置身于噩梦之中，你移动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越来越⋯…”
这趟鼻涕虫的有去无回之旅像极了写作，同样是“朝着未知的方向爬行（其实方向是一目了然的——那里，万物都要去的地方）”，“并且要在自己的身后留下只言片语的痕迹”。有时候我们会循着这些痕迹回去——为了审视、修正、重塑自己；有时候我们既绝望又理性地发现回不去了——为了满足生命想要向前冲的本能，只有死亡才能让这种本能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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