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政智君 政智局 2025年11月29日 13:15 福建
许多年前，我是一名在顶级媒体报社工作的调查记者，有件事情我到现在都忘不掉——去广东，悄悄调查一位“出事”的正部级领导。
01
那时我还是家顶尖媒体的调查记者，刚混进来不久，名气没有，理想倒挺满。
领导把我叫进屋，开门见山：“文化部副部长（正部级）于幼军出了点事，你去他曾经工作的广州、深圳转一圈，看能不能挖出一篇像样的好稿子。”
当时于幼军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在南方报业当小记者时，他正是广东的宣传部长，广州媒体那几年风光到什么程度？全国媒体人，都盯着这座城看风向。
02
那会儿广东报业如日中天，三大报业集团又叫座又好卖。金融危机来临，城市土地卖不动，上面只好动员“现金流最好的单位”出手相助，媒体单位被点名去买地。
很多人心里是委屈的——谁想到二十年后的今天，纸媒不行了，正是当年这些被迫买下的地块，成了养活一整家媒体的“救命钱”。时代转几圈，谁也算不准。
03
在不少广东媒体人口中，这位后来出事的正部级官员于幼军，有一件事一直被记着——在舆论风向最紧的时候，他硬是顶住中央的压力，把南方周末保了下来。
那时，南方周末锋芒太盛，在一些更保守的视角里非常“扎眼”，关停的声音时不时冒出来。关键时候，是于幼军和几位老同志扛住了：有人愿意担责，这家媒体才得以继续存在。
如今这家媒体还在，只是像很多人一样，从锋利变得圆润，从愤激变得更懂“顾全”。
04
后来，于幼军去深圳当市长。
那时，一位深漂呙中校写了一篇刷屏文章——《深圳，你被谁抛弃》，言辞犀利，城市焦虑被摆上台面。
出乎很多人意料，于市长没有翻脸，而是请作者呙中校和几位民间代表坐下聊天，面对面听他们骂城市、挑政府的毛病。
那场“官民对话”，一度被视为深圳的公共事件样板。可几年后，市长调离，写文章的人因涉嫌违法被抓，各自命运转向，没人再提那次座谈。
于幼军左边是呙中校
05
按调查记者的套路，要摸清一个官员，最好的办法是：回到他工作过的地方，找那些跟他有过摩擦、被他“得罪”过的人聊聊。
于是，我在广州、深圳转了两个月，找了几十个和他打过交道的人：老同事、旧下属、文艺圈、媒体圈……
结果却很尴尬——
几乎没人愿意说他坏话。
有人说他“不太像传统官场的人”；
有人说他“想事情快，有主见”；
还有几位广东鲁迅学会的老先生甚至激动到表示：要是有机会，真想去北京替他讲几句公道话。
对一个已经“出事”的正部来说，这种评价很反常。
对一个调查记者来说，更麻烦——你不能在所有人都盼着看“猛料”的时候，突然写一篇“为落马高官叫好的报道”。
于幼军写给记者的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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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溯源，他的出身说不上显赫。
早年只是工厂里的青工，下班后别人打牌，他啃鲁迅。几篇研究鲁迅的论文，让他被上级注意，从普通政工干部一路走上省里主管意识形态的岗位。按坊间说法，他是“南下干部后代”，但接触过的人普遍觉得：他更多靠的是脑子和勤奋，而不是背景。
至于他后来为何出事，江湖上流传过一个版本：
有人托他办事，他在湖南工作再到山西工作那段期间，一路坚持不办，双方彻底翻脸，举报随之而来。
各种说法我听过，细节却都缺乏可公开核实的证据——
作为记者，这当然是不能写的。
07
反而让我更在意的，是他被闲置那几年怎么过的。
朋友说，他几乎每天定点去图书馆写作：
背个包，几瓶水几块面包，坐在固定的位置，一写就是一天。
坚持了三年。
其间，他和原《广州日报》主编黎元江合作，写出一部《社会主义五百年》，三大卷、数百万字。
黎元江也是狠人，在狱中硬是考下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学位。
说到这儿，广东媒体圈有句半真半假的调侃：
广州办得最好的报纸，不是哪家都市报，而是一张内刊——《番禺监狱报》。
从传统党报“一哥”到市场化报业大将，不少人都在里面当过编辑，业余做的小报，在司法系统内评价一直很高。
命运有时，比任何文案都更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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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黎元江一同被提起的，还有喻华峰。他跟黎一样，出自人大新闻系，却一直做经营。南方都市报初创发不出工资时，他悄悄自掏近百万元，把团队扛了下来。
有人回忆，喻华峰快出狱前，猎头伪装成家属进去“探视”，想请他出山当总经理。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前阵子，一家全球知名投行，已经用同样的方式来找过我了。”
出狱后，他选择自己创业，做出了“本来生活”这个生鲜电商品牌。有人说，他用自己的起伏，演了一遍中国媒体人从黄金年代到互联网风暴的全程。
2020年在深圳疗养的于幼军
09
回头再看那次广东之行，我最终没交成一篇稿子。
不是因为没故事，而是那些故事，要么缺乏证据链，要么无法用新闻报道的方式讲出来。
但这趟路让我明白了一件事：
别轻易用“完人标准”去审判任何个体。
人非圣贤，要挑毛病，谁都有。
真正值得拿出来说的，往往只是那么几瞬间——
他有没有守住自己认定的底线？
他在体制起伏里，是选择随波逐流，还是哪怕付出代价，也要坚持一点点个人的判断。
如今，他已从聚光灯下退场，成了一名教书的“于老师”。
不再是新闻里的主角，只在偶尔被人提起的段落里，留下一句：
“他当年，其实是有点理想的人。”
愿他在讲台上、书桌前安然度过后半生，
也愿我们在看待每一个“被定性的人”时，
都能多一点节制，少一点简单粗暴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