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秋阳仍带着夏日的燥热，透过庄口中心小学教学楼与老樟树之间的缝隙，在水泥地上洒下了斑驳的光影。
这是我第三回在这样的季节里接过学校的“接力棒”——十五年前的九月初，我从别处村小调来，接了教务处主任的职；而这个九月初，我站在前任总务处主任的门口，手里攥着一串沉甸甸的钥匙，钥匙链上还挂着个磨得发亮的铜制小牌子，隐隐约约上面似乎醒目地刻着一个“刘”字。
这是刘晓明主任亲手交接给我的，他说：“自学校从圩场处搬迁到这里，这串钥匙跟着我三十年，校园里每道门、每个电箱，它都认路！”
一
记得那天，我几乎是亦步亦趋跟着他，绕着这所不算小的校园走了一圈又一圈，他走得很慢，脚步也轻，像是怕踩疼了脚下的水泥地。
走到教学楼西侧的墙角，他指着一截埋在土里的水管，声音带着点自豪：“这根是2005年换的，当时为了不影响学生上课，我们利用周末连夜组织人员挖沟铺管，现在还好好的，一共十二根主水管，每根的接头在哪我都记着！”
走到操场边的配电房，他拉开锈迹斑斑的铁门，里面整整齐齐贴着标签，红笔写的“教学楼东”“食堂”“门卫室”格外醒目：“共有十八个电闸，每个都对应着一块区域，夏天和冬天用电高峰时，每天要过来拉两次闸，不然容易跳闸！”
他给我说这些的时候，眼睛里总是泛着炯炯有神的星光。“早晨六点半记得要开食堂的进水阀，晚上十点记得要关教学楼的总电闸，图书室的窗户下雨天记得要关最西边那扇……”这些细碎到近乎琐碎的事，他讲得条理分明，仿佛校园里的一砖一瓦、一管一闸，都不是冰冷的物件，而是他亲手呵护养大成年的孩子。
可是一路走来，我听得脑子发懵，手里的手机拍了几次又记了几遍，却还是分不清哪根水管对应着哪栋楼，哪个电闸管控着哪个教室。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窘迫，拍了拍我的肩膀：“别急，慢慢记，我刚接的时候，比你还慌，记了三个月才摸清门道。”
傍晚的时候，他要走了。我站在校门口看着他的背影，秋风吹起他鬓角的白发，也吹得他脚步慢了些。他走几步就回头望一眼，先是望了望教学楼的顶楼——那是他以前“办公室”的位置，后来返聘时还在那儿“坐了两年”；又望了望操场边的那棵老槐树，他曾在树下跟我讲过，这树是他刚到学校时种的，如今已经枝繁叶茂。
走得远了，我看见他抬手擦了擦眼角，那动作很轻，却像一块小石子落在我心里，漾开一圈又一圈的酸。我忽然懂了，他舍不得的哪里是一份工作，是这所他待了三十多年的校园，是那些他每天摸一遍的水管、查一遍的电闸，是每个早晨听惯了的学生读书声，是每个傍晚锁门时的“咔嗒”声。
二
算起来，我和刘晓明主任的缘分，已经整整三十年了。1995年的秋天，我上五年级，他从下芦小学调过来，成了我们的自然课老师。第一次见他，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手里拎着个铁皮盒子，里面装着放大镜、树叶标本，还有几只玻璃瓶。
他讲课的时候不喜欢站在讲台后面，总拿着标本走到我们课桌前，让我们凑近了看：“你们看这枫叶的叶脉，像不像爷爷手里的拐杖？”那时候的他，三十出头，声音洪亮，眼里满是对讲台的热情。
也是那时候，我认识了他的女儿刘春花——一个扎着马尾辫、说话轻声细语的女生，坐在我斜前方，作业本上的字写得工工整整，每次考试都是班里的前三名，是当时班里为数不多能评上“三好学生”的女生，一直是我从小学到初中学习的榜样。
那时候的庄口镇，重男轻女的风气还很重。邻居家的女孩读到小学毕业就辍学打工，村里的老人常说“女孩读书没用，不如早点嫁人”。
可刘晓明主任不这样。我常看见放学后，他骑着自行车，后座载着刘春花，车把上挂着从镇上书店买来的习题册。有一次我路过他家门口，看见他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陪着两个小女儿写作业，手里拿着铅笔，耐心地给她们讲数学题。
后来才知道，他一共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刘春花考上了瑞金师范，二女儿刘秋华读了赣南医专，小女儿刘珍珍后来也考了定了师范——在那个年代，一个普通教师家庭里，三个女儿都能考上学校，义无反顾缴她们读书，让她们能端上“铁饭碗”，这是一件让整个镇子都羡慕、都敬佩的事。
有人问他秘诀，他总是笑着说：“没啥秘诀，当时心里就想，就想只要有一口力在气，就要坚持让她们多读书，走出大山深处去，女孩子也能有自己的本事！”
三
2002年的夏天，我和她的大女儿一同从瑞金师范毕业，回到了庄口中心小学当老师。报到那天，在办公室门口遇见了刘晓明主任，他比几年前胖了些，头发也添了些白，但笑容还是那样亲切。
“回来好啊，咱们学校又多了个年轻人。”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里满是欣慰。不久我被分到上芦小学，也当着村小的总务处主任，没过多久就知道，中心小学的总务处主任正是他——也就是说，他成了我的直接上司。
现在想来，那时候的他，算是我总务处工作生涯里的第一任师傅。总务处的工作琐碎又繁杂，做账、报账、采购物品、盘点校产，每一件都容不得半点马虎。
我刚接手的时候，对着一堆票据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分类，也不知道该怎么填报销单。刘晓明主任知道后，每周都会抽半天时间来教委办公室加班，坐在我对面，手把手教我。
他拿着红笔，在我填错的地方轻轻圈出来：“这里的日期要写报销当天的，不是采购当天的；还有这个金额，小数点后面要写两位，不能漏。”
他教我怎么给物品分类登记，怎么盘点校产时做到“账物相符”，甚至教我怎么跟供应商砍价——“买粉笔的时候要看看硬度，太脆的容易断；买扫帚要选竹枝密的，耐用。”那些日子里，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亮到很晚，他手里的算盘打得噼啪响，我在旁边记着笔记，心里满是踏实。
四
2008年9月，我有幸调入了庄口中心小学，和刘晓明主任成了面对面的同事，他还是那样勤恳，每天早上第一个到学校，晚上最后一个离开，当好学校领导的勤务兵，站好自己每一个岗位。
记得每逢学校的假期值班表排出来后，春节那天只要轮到我值班，他总会提前跟我说：“你家里有事就先忙，值班的事有我足够了！”
有一年冬天，下了场小雪，路面结了冰，我本来要去学校值班，早上六点多就接到了他的电话：“你别来了，路太滑，我已经到学校了，门口的雪我都扫完了。”
当我赶到学校时，看见他正拿着铁锹铲操场里的雪，帽子上、肩膀上都落满了雪，手冻得通红，却还是笑着说：“没事，孩子们明天来上学就安全了。”那时候我才明白，“以校为家”这四个字，在他身上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
2010年9月，学校要调整中层干部，刘晓明主任找到我，说他跟校长推荐了我当教务处主任。“你做事认真，又勤快，跟我年轻的时候很像，教务处的工作交给你，我放心。”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很坚定，没有半点犹豫。后来我才知道，他在校长面前说了我不少好话，说我“做事踏实，值得信任”。就这样，我从普通的教师安排到了一线的教务处工作，而他依旧是总务处主任——从那以后，我们成了工作上的“搭档”，我负责教务，他负责后勤，不管我需要什么，他总能第一时间满足。
那时候学校要印试卷奖状，每次我把模板交给他，他总会当天加班安排好，第二天一早就把印好的试卷送到我办公室；学校要给学生发奖品，他会提前去镇上的商店挑选，挑那些实用又好看的笔记本、钢笔，还会跟老板砍价，尽量节省学校的开支。
有时候教学楼的水管坏了，或者电灯不亮了，只要有人跟他说一声，他马上就带着工具去修，从不耽误学生上课。有一年，我们要组织全镇学生去县城数学竞赛，需要准备晕车药、创可贴，还有饮用水，他提前两天就准备好了，还特意跟校车司机交代：“开慢些，路上注意安全。”
在那些个时候我总觉得，有他在，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用慌——他就像学校的“定海神针”，有他在，后勤保障就永远不会出问题。
五
如今，我接过了他手里的总务处钥匙，也接过了他曾经的工作。每天早上，我会按照他教的，先去检查水管和电闸；盘点校产的时候，我会拿出他以前用过的登记本，照着上面的格式一笔一笔地写。
可遇到不懂的问题，我总会习惯性地想：“要是刘晓明主任在就好了，他肯定知道该怎么办。”有一回，我找不到食堂的进水阀，急得满头大汗，忽然想起他曾经跟我说过，食堂的进水阀在厨房后面的墙角，被一块石板盖着。我跑过去，果然在石板下面找到了那个阀门——那一刻，我仿佛又听见了他的声音，看见了他笑着跟我讲解的样子。
有时候我会站在他曾经种的那棵老槐树下，看着校园里的学生跑来跑去，听着教室里的读书声，心里满是感慨。刘晓明主任退休了，可他留下的东西却一直都在——那串磨得发亮的钥匙，那本写满笔记的登记本，还有他对学校的热爱、对工作的勤恳、对同事的热心。
他是我的小学老师，教我认识了自然的奇妙；他是我的师傅，教我学会了工作的本领；他是我的老同事，陪我走过了多年的职场路；他更是学校的“大总管”，用三十年的时光，守护着这所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现在的我，依旧会在工作中犯迷糊，依旧会有手忙脚乱的时候，但我总会想起他说的那句话：“别急，慢慢记，总会摸清门道的。”我知道，我要走的路还很长，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但我会像他一样，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用心守护这所校园——因为我知道，这是他交给我的责任，也是我对他最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