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沈锡璋，建国前毅然从台湾返回大陆，参加新中国建设。后来尽管曾身陷冤狱，但外语水平依然高人一截。在他的人生旅历中，可以随心所欲地翻阅英文原著，也能够用流利的英语与外国人交流，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奥秘呢？
沈锡璋
父亲沈锡璋，是沈公钟岳的小儿子，生于1917农历11月30日，正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年代。他的生母詹世芳，贵县小江人，他出生时已经有兄姐五人，年纪与他最相近的是敬棠九姐（笔者称九姑妈）。他的胞兄沈锡瑚（早期中共地下党员）1928年在日本病逝后，锡璋算得上沈公唯一的嫡系亲传，掌上名珠（参头条《晚清民国时期，广西贵县沈福兆堂家族关系的基本轮廓》等文章）。
沈公墓碑：锡璋为嫡传子辈
父亲锡璋的童年生活，留下的文字资料不多，生前他对晚辈也极少提及，因此笔者只好在有限的家书片断中梳理，以获取大概的轮廓。
我的父母双亲
学龄前期的父亲，曾经在香港度过一段时光。他亲笔回忆写道：“1922年，我随父母在香港，居住博抚林道。三爷一家住二楼，我们在地下，和姓赖的四叔一家同住，地方十分狭小。当时亚照还未出世（是1924出世，绣屏亲家住兴汉道）”。笔者查阅相关资料，据《陆川县志》载：“（民国）十年（1921年）7月18日，县知事沈钟岳带印私逃。20日粤军数千人进入陆川县城，范国彦代理县知事。”其后的居住香港，或与当时军阀混战乱局有关。
父亲的部分英语存书及签名
先父继续说：“英生（即沈钟祥）三爷是1918-1920年左右，于南宁谭浩明时代在省府任职。后来广西政局转变，全家经安南辗转来到香港。六姐也是这时候同来。据说那时锡琮只周岁。三娘为了抱锡琮，路过安南时还丢失了一包金器。我们住博抚林道时，所以是父、母、六姐和我。四哥自梧州返回广州后，读高师，也常来香港。”从“地方十分狭小”一句，可揣测当时家庭经济条件，也不是十分宽裕。但他能与父母亲、六姐住在一起，四哥、二姐也常有见面，未尝不是一种天伦之乐。
笔者夫妇与父母双亲于广州
先父锡璋跟随父母返回贵县之后，不久进入“红学宫”（相当于传统的孔庙，旧永明小学前身）就读。相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称得上衣食无忧，但纨绔子弟的不良习性，丝毫没有在他身上显露。他自幼好学，天资聪颖，记忆力超群。尤其“五四”运动爆发后到1924年左右，他的兄长锡琳二哥和锡瑚四哥，已长成为才气横溢的青年。他们受早期革命思潮的影响，视野比较开阔，思想也相对激进（特别是四哥）。作为小弟，他不时依偎在兄长的身边，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加之他在幼年时，也接触过广西早期的中共地下党员陈勉恕，印象是“为人极之潇洒大方，平易近人”。这些接触，对父亲儿少时的心灵，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他志存高远，读书报国成了毕生的信条。
父亲晚年摄于广州
父亲的中学求学阶段，处于1930年代初、中期。他记得贵县怀城中学的创立是1931年，地点在十三巷旧电力厂，第一班学生有吴杰、林敏泉……等；而他当时在贵中第十班读书，怀城中学篮球队常到贵县中学比赛，期间还有黎达明任校长的贵县树人中学。此外，1933年罗尔纲（现代太平天国史学泰斗）在贵中教书，正是他的老师。
原县东小学内的天主教楼房，东边隔开一小巷，就是神父楼
沈家的祖居，原本在近井塘桥的太平街东侧，沈公馆1936年建成后，一家人才搬迁入住。此时尽管家中雇有佣人，但父亲一直坚持衣服自己清洗。沈公馆一墙之隔的西边，是贵县有名的天主教神父楼，隔空而望，窗户之间相距甚近。父亲把握了这个得天独厚的机会，有空经常练习与照面的外国神父用外语对话，不时还窜到隔壁亲自求教。他当时正值高中阶段，经此一举，加上他的悟性，外语水平提高很快。后来他精通英语，也通晓法、德等语系，就是这个时期奠定基础的，也印证了“天才源于勤奋”的格言。
天主教神父楼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加快侵华的步伐。此时父亲考取了国立中山大学，但因战火纷乱，学校数次搬迁，导致1937、1938的学生入学极其奔波。经过艰苦的辗转求学，努力攻读，父亲于1942年6月，在中山大学电机工程系，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直到老年，他还依稀记起“白云山高，珠江水长，吾校矗立，蔚为国光”的中大校歌。
旧沈公馆南面一角（拆除前）
父亲大学毕业后至1943年间，在梧州电厂任技术员，正吻合他所学的电机工程系专业。期间（1942.10.10.）他与母亲刘玉雪在梧州举行了一场简朴庄重的西式婚礼。此时他二哥沈锡琳，于1943担任修建丹竹机场副处长之职，1944年赴缅甸修建密支那战略公路，而父亲即由梧州转至丹竹机场任技术员，期间接触不少美国援华的盟军友人，他的外语专长开始有了用武之地。
沈公馆拆除后，依然可见神父楼
在中、英、美三国首脑商讨对日战略反攻的计划中，打通滇缅公路与修筑丹竹机场，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后来日军垂死反扑挣扎，丹竹机场一度失守被攻占。
来华传教的神父
1943年11月，日军侵占贵县，并将沈公馆征用作“侵贵日军司令部”。城破家亡之际，族人均到乡下躲避。母亲挺着大肚子，走避到必祝堂大黄村。而囿于当地习俗，外乡人分娩不得停留村屋中。因此母亲只能在村边的临时茅舍，在冷风吹袭、漆黑一片中，将笔者诞生下来，时间为1944年12月12日。
老年父母也庆祝生日
相隔多年之后，父亲在《沁园春·怀念山东石龙》诗词中写有一句：“逢甲申（1944年）烽火，倭寇逞凶。桂柳遍地哀鸿，走大黄六里避敌锋。”就包含有对当时境况的描述画面。
父亲与江云锦
1945年抗战胜利后至1946年，父亲曾在沈公钟岳牵头创办的贵县私立达开初级中学任教，翌年转到湘桂铁路工程局来湛段粤境工程处任工务员（二伯锡琳时任粤境工程处处长）。此时，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内战烽烟四起，国家前途命运令人担忧。父亲的后续命运如何，请继续关注“尔安说史”，谢谢阅读，欢迎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