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沙滩文化”二代郑知同眼里的张之国作家协会会员胡启涌
2.1906年笔山书院“十三学子”的由来及考证贵州省黔西南州文化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陈应秋
“沙滩文化”二代郑知同眼里的张之

“沙滩文化”二代郑知同眼里的张之洞黔北沙滩郑知同是“西南硕儒”郑珍之子,是清代同治、光绪年间著名的经学大师。张之洞是清代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是晚清政坛的大腕。两人一个高在庙堂,一个远处江湖,却是一对探究学问的挚友。张之洞一直深慕沙滩郑氏之学,曾两次聘请郑知同,委以蜀地校务和书局工作,是郑氏家学得以传世的首功之人。郑知同曾随张之洞在成都四年,在广东两年,为铭记张之洞的伯乐之识,先后作诗多首以志知遇之恩。

道光十七年(1837年),张之洞出生于贵阳六洞桥旁的家宅中(今贵阳海关大楼旁)。两年后,父亲张锳携张之洞出任遵义知府,从而结识黔北沙滩的大儒郑珍和莫友芝。在任四个月后,张锳又调任黎平知府,但对郑、莫之才一直仰慕在怀,以后课子授学之时,常以遵义沙滩郑珍、莫友芝为范激励张之洞,使张之洞自幼对郑、莫充满敬慕之情。在他后来的诗作“蚤年高名功帝都,西南莫郑称两儒”(莫指莫友芝,郑指郑珍)中可见一斑。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两广总督任上,极力推荐“沙滩二代”郑知同(《文史天地》2024年1期《张锳“添灯油劝学”的文化价值》)。

一、离黔入蜀展才华,留诗沈园赞张氏

郑知同,字伯更(1831—1890年),是郑珍的独子,年长张之洞六岁,在经学、文字学、训诂学等方面继绍家学,与父齐名,时称“大小郑”。同治十三年(1874年),张之洞出任四川学政,得晓郑知同绍继家学,特招往成都幕中,时郑已44岁。张之洞着力提倡文字学和训诂学,使郑知同所学名响蜀中。在此期间,郑知同经常随张之洞到蜀中各院校授课巡视,所拟《说文》的内容被选作试题,培育了不少蜀中子弟,就连后来参加“百日维新”变法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也曾求学郑氏门下。龙先绪先生在《屈庐诗集笺注》一书中,还录有郑知同1877年赠予蜀中杨锐的两首诗作。

遵义市沙滩历史文化名村

某日,郑知同与张之洞等一起畅游成都名胜沈园,游罢而作《张香涛学使约游沈氏园林》一诗:

  成都名园称沈氏,十年曾羡游人趾。我时寄食豪右门,侧睨春申客珠履。数闻假馆宴宾从,惭为大嚼过屠市。久矣刘郎去后春,又经几辈玄都里。堪叹人间傀儡场,当年上坐今贱子。居停似识白圭辱,雅集偏教雪初耻。主人刮目迎降阶,信然曩昔书生耳。风送滕王又一时,苦称题咏得佳士。花径石林迷去向,曲池怪岛指周视。薜萝松柏无世情,竟为朱门屈身徙。■森自不改柯叶,苍劲翘然压桃李。层轩面水最幽处,古迹纷纶竞云委。朱繇铁石谁与辨,翻惜家鸡罹刀几。眼底桓玄寒具污,忍说王涯故垣毁。盛衰莫复计他人,荣瘁堪嗟殊一已。从来云雨剧翻覆,无负当前骋观美。他年著屐幸重来,又知看客情何似。

  此诗长达三十四句,诗中尽书誉张之辞,可见郑知同对张之洞的知遇之恩充满感激。  

二、“三苏祠”里赋长诗,“文学台”前歌义举

张之洞十分重视地方文化,在蜀地任学使期间集资修缮眉山“三苏祠”。光绪二年(1876年)初,郑知同受张之洞之遣,在眉山的院校任分校士,学校与“三苏祠”仅一墙之隔,他便选择住在祠内。就在当年,“三苏祠”修葺一新后,张之洞邀约郑知同及蜀中名士会聚于此,举行“曲水流觞”雅集活动。席间,张之洞文思如涌,写了一篇赋文,参会名士纷纷作诗酬和,以歌张氏功绩。在当天的宴会上,郑知同最后一个完稿,被免去喝三杯金谷酒的惩罚,所作的《登云屿楼和香涛学使作(并引)》清楚记载了整个活动:

眉州市廛比村落,桑畦稻田满城郭。苏祠十亩据西偏,曲沼层轩绕兰薄。岑楼涌出池上头,绿阴翠浪看齐收。江山平远外无极,一点峨眉天际浮。庙貌辉煌久雄丽,旧少飞甍壮奇气。寿乐堂开中舍来,特爱山泉养仁智。捐金创建三历年,落成今始招群贤。留题传遍苏与沈,独缀梅溪婪尾篇。感念邦人重前献,星使他山代完缮。官囊世上什袭悭,小住谁能恣挥散。到处卜筑鸿爪留,恰是东坡偕宛邱。更闻嘉州辟亭坞,指日快作凌云游。初拓黄庭捧瑶轴,那许风琴弄成曲。若教著色序滕王,坐客能无子安属。

此诗前还有一序:“苏祠内环池沼,外接耕桑,花木茏葱,致为幽蔚。前岁试时,学政手资付州刺史,令增建高楼于水际,为览胜之所,逾年工作告竣,今复按试,颜以嘉名,遂宴集宾从,以落之,先赋长篇,诸君叠和,余最后成章,幸未罚依金谷酒数。”序中的“学政”便是张之洞,讲了张之洞集资修祠,工成宴集、赋诗以和的雅集之事。诗作中不难读到他与张不仅是从属关系,还是志趣相和的文友。

张之洞与同僚交谈中(AI模拟图)

光绪四年(1878年),张之洞在成都嘉定试院边修筑了一个亭台叫“文学台”,竣工后特宴请文人前往观览,郑知同即同往并作诗《登文学台陪宴(并引)》一诗当贺。在序中写道:“香涛学使别于嘉定试院东偏隙地大榕树下,筑亭台,可以远望城内外,纤悉毕现。今来复试,题为文学台,志先汉创业经师也。宴同人登览,赋诗当颂。”诗云:

台高不逾丈,眼底生江山。特立群众表,巍然俯尘寰。宴游洽欣赏,秀挹眉宇间。群峰趋两江,拱立如仙班。一岩截中流,势欲掣挽还。回旋却迤去,浩淼穿寥天。四围敞幽蔚,百里滋林峦。远近写殊诡,晨昏变云烟。嘉州古名胜,旷日穷跻攀。不谓官府居,寸地坐揽延。达人具天眼,创造期不刊。一朝自得趣,他时人共便。盛名乃不有,题署彰前贤。岂知茇棠阴,指日谁忘旃。今古几兴废,姑苏麋鹿闲。独有高人居,不并陵谷迁。缅昔文学公,雅注推造端。此邦溯明经,鼻祖更所专。著述有遗址,千年如目前。曾历几何世,泯民诂训传。更始复在兹,大义方祛搴。著籍亦口授,经纬成罗穿。先汉业再昌,士竞著祖鞭,悬知后来俊,陟降凭留连。追维一时盛,想见开讲筵。岂独游览助,尊共经岩坚。凌云犹觉卑,琴台空渺然。

“香涛”是张之洞的字,序中交待了张之洞筑台宴友、同游赋诗的雅趣之事,诗中抒写郑知同的所见所感时,也颂张之洞的筑台义举。

三、写诗诚表知遇恩,家学得以传蜀地

同年某日,张之洞还专门乘车来看他,令郑知同十分感动,特写《之洞学使星轺回觐,进诗一章,无任备述功德,意惟只颂恩私》一诗,标题中郑知同也说明,写此诗并非颂扬张之洞,只是讲对他的知遇之恩。诗云:

牂柯万山,振古才难。经术文章,两汉肇耑。长通继马,身逝业殚。道真宗许,绝学泯传。藐矣千载,天启侧陋。嚞考崛兴,破荒发覆。抽顾江绪,证段严后,洗涤遐陬,辟许郑宙。余未小子,竟守挈瓶。远惭继述,促师礼经。特儆面墙,遗诟趋庭。踵武竭蹶,果否景行。志古违今,十上不遇。重婴泯乱,转徙颠仆。刃数磨颈,幸脱斧锯。难靖亲老,困守衰暮。顺受优游,知命何求。自他岩阿,枯槁与寿。所不废业,惧坠箕裘。敢藉养望,闻达诸侯。洪惟我公,饥渴汲引。掇拾碔砆,进偕瑜瑾。优异礼数,决去畦畛。过量延誉,增重楛箘。沽及泉壤,宅兆安卜。使尽礼终,厚资仁粟。燕丹寿金,要结只辱。匡章改葬,情同贸■。唯公坦诚,报施莫名。不责琼琚,益愧鲰生。借觥祝嘏,微独尊荣。德悬日月,永永扬赓。

赴成都时,郑知同带上家翁郑珍《说文新附考》书稿六卷,作为“郑粉”的张之洞阅后,认为大大超过同类学术水平,即嘱郑知同将书稿与当时的同题著作进行比较,找出疵谬之处,充实内容。然后由张之洞推荐给川东道员姚觐,纳入文字学专著《咫进斋丛书》中出版,姚氏还作了序,对郑珍之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书一出很受欢迎,书商便把郑珍的《说文新附考》和《说文逸字》合刊为袖珍本,成了读书人随身携带的工具书。这样一来,使得郑氏之学名噪蜀中,就蜀中文字训诂学而言,就有“先倡者张之洞,助力者郑知同”之说。

在成都的四年间,郑知同生性耿介,不谐流俗,又不善作八股文,常受蜀中文人轻视。但他却以朴学自居,常以家学衡量天下,惹来不少非议。光绪四年(1878年),张之洞任满后离蜀返京。是年冬,无所依附的郑知同离开成都,出三峡、过武昌、经上海、溯江西,到扬州为黎庶蕃审定《椒园诗钞》,往广东替姚觐元校订《说文考异》,奔湖北投黄彭年,转辗五年后才回到沙滩老家,过上隐逸生活。      

四、再遇张氏赴广东,两年书局殁任上

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之洞调两广总督,在南园开设广雅书局,又去函招郑知同委以广雅书局总纂一职。此时已56岁的郑知同欣喜若狂。在赴任路上郑知同欣然写下了《张之洞制军招往粤东,舟行遣兴二首》诗作:

(其一)冬晴水涸若迟回,岁暮途长不可摧。骏快滩刚姑息过,倒吹风又石尤来。偶逢名胜还留赏,况有居停数宴开。独切海南贤制府,深期望眼几徘徊。

(其二)前度刘郎事可伤,客缘未尽却还偿。巧同苏子过惶恐,仍是韩公下乐昌。岂有文章超绝域,徒令衰朽播岩疆。空群自合非皮相,亦要精诚答九方。

诗中以“伯乐选马”和“九方相马”的典故,表达了作者暮年再遇张之洞的知遇之恩。

位于今广州市荔湾区西湾路1号的广雅书院

赴任后,身为总纂的郑知同与提调(社长)王秉恩携手合作,共同打理书局工作。1888年,长子郑师惠也来广州,协助书局工作并照顾他。张之洞十分重视书局工作,并嘱附郑知同尽快把其父郑珍遗著及家藏书稿付梓刊行,在张的竭力倡导下,广雅书局先后以丛书形式刊印了郑珍的《汗简笺正》八卷、《亲属记》二卷及郑知同的《说文本经答问》两卷、《六书浅说》四种。黄万机、黄江玲父女在《遵义沙滩文化史》一书中所记:由郑知同补正的《姚氏〈说文考异〉》二十卷和自作的《说文正异》二卷,经张之洞转交姚觐元收藏,后被清宫内阁作为善本收藏(今藏国家图书馆)。

可叹的是,正当郑知同致力校订其父及自己的著作时,不幸身染沉疴,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殁于广雅书局,卒年59岁。后由其子郑师惠扶柩回黔,一路上水陆万里,艰难苦行。当灵柩运至遵义城中时,郑师惠又病逝于姑父赵怡家中,赵怡操办丧事后将郑氏父子运回沙滩,归葬故地。郑氏父子的遗稿散章、手迹著述、未定书稿即被转放在郑知同的女婿王应玖处。然而几经浩劫,再加之世事更迭无常,大师遗作今已散失殆尽。

  回想同治三年(1864年),“西南硕儒”郑珍临终时,特嘱儿子郑知同:“吾生平腹稿尚多,若加我数年,庶几尽有成书,而今已矣。第所有稿亦不为检,汝力犹能校订,甚未次者,当善排比,勿使紊乱遗失。”可惜临终之托只及一代,郑知同后所遗书稿大多飘零无踪,幸有张之洞出资出策、倡导传播、校订刊印,才使得郑氏父子之作未遭全失。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7期

「胡启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06年笔山书院“十三学子”的由来及考证

今天,人们谈到“加油文化”,必会谈及笔山书院,而贵州人更会津津乐道1906年的那场省考。那一年,魏正楷、王文华、窦居敬(字简之)、高志强、熊璜玺等十三名兴义公立高等小学堂学生,在堂长徐天叙的带领下,进省城参加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考试,结果不但全部录取,而且成绩排名第一至十三名。一时轰动贵州学界,成为贵州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也是“加油文化”在发源地自张锳“添灯油劝学”之后的一次巅峰。成为教育后代的励志教材及向外宣传兴义清末教育辉煌的经典实例。但具体细节早已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那是一个传奇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因机缘巧合,今得以重新梳理那段逝去的历史,与诸位共同回顾那个时代、那一年发生的人和事,而这一切,则要从第一座笔山书院开始说起……  

1948年,《(民国)兴义县志》在教育篇中开头,列举兴义县历年考入上一级学校的学生名单中,第一节就有王文华、魏树生、高用之、熊凤阶考上贵州优级师范选科学堂的记载。

新中国成立后的1964年,王文华(字电轮)的学生,曾经在兴义县高等小学堂读过书的王健安在兴义县政协《兴义文史资料》之《我所知道的王电轮先生从幼年在家到贵阳留学时之电轮先生》中写道:“清末年,废科举、改学制,开办学堂。贵阳,省会所在地,首先创办,先生闻而慕之,与窦简之、魏树生、高用之、熊凤阶等,结伴赴贵阳,考入贵州通省公立中学,旋改为优级选科师范,肄业文科。”这是兴义文史资料中最早所见关于王文华、窦简之、魏树生、高用之、熊凤阶到省城参加考试的记载。此时还没有十三学子之说。

1929年拍摄的兴义笔山书院

文史天地|2025年第7期《加油文化》专栏文章

一直到1983年,兴义县组织各部门开展《兴义县志》编写,其中的编者之一岑明英(1910年生,兴义鱼龙村人,1922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兴义县立高等小学校。1929年,兴义县立中学毕业,获公费,就读于贵州省优级师范学校。1934年回乡,任中二小学校长、兴义县立中学训育主任)向编写组提供了兴义教育史上一段早已尘封多年的历史:那是风雨飘荡的20世纪40年代,其到贵阳谋职时在贵阳找到好友窦居仁,希望窦帮忙。在窦处逗留期间,在一次谈到兴义的教育时,窦居仁感慨地说:贵阳成立通省公立中学(即后来的南明中学),兴义前往投考的共十三人,由徐天叙先生率领,以照应考生的生活、复习、报名和应考事宜。考试结果,不仅十三名概被录取;而且十三名是顺序的前列。其中有魏正楷(字树身)、王文华(字电轮)、窦居敬(字简之)、高志强(字用之)、熊璜玺(字风阶)等人。后来,他们又大多转入优级师范选科学堂学习。毕业后,都在教育、政治、军事上有所贡献。因此,“县令马桢以办学成绩优异得清政府传令嘉奖”。辛亥前后,“文人蔚起,自光复,而护国、护法,而革命军北伐,以至抗日战争,功在国家,名闻国内外者均有人在”。

1988年2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兴义县志》,将这一历史事实写进了县志,在“教育篇”中,这样写道:“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笔山书院改办高等小学堂,1906年堂长徐天叙带领书院学生王文华、魏正楷、窦居敬等13人赴省会贵阳报考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囊括1—13名的前列录取而名震贵州学界。”

1.《贵州公立通省中学堂总览》中寻觅十三学子

多年来,兴义文史界学者围绕查证十三学子,作了不停的研究探索,但均无果而终。究其原因,一直困扰查清十三学子问题的核心在于无法找到1906年贵州公立通省中学堂学生名单,因而导致研究工作无法深入。有研究者认为,只要找到了这份名单,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但当2022年8月,笔者找到一本1986年贵阳一中编写的《贵阳第一中学八十周年校庆纪念册》时,不但没有解决所困扰的问题,反而增加了一些新的未解之谜。在书中历届毕业生一栏上面查1906年入学的学生名单,虽然找到了熟悉的魏正楷、王文华、窦居敬、高志强、熊璜玺等5人的名字,但另外8人则无法查证。2023年,笔者在黔西南州笔山书院研究专班,当时在省内一家图书馆查到一本《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总览》。该书是纪念册之类的资料,出版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详细记录了1906年入学的学生名单,与《贵阳第一中学八十周年校庆纪念册》上面所录名单相同。后笔者又在一张1908年拍摄的贵州公立通省中学师生合影的背景墙上依稀见到王文华、高志强的名字。

1906年何应钦(右)从兴义高等小学堂考入贵州陆军小学堂后留影于贵阳

笔者仔细研究了《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总览》1906年所招收的第一期学生名单上的52名学员,仍无法找到另外8名兴义学子。原因是上面虽然有名字,但无地域说明,时间过去100多年,无从分辨哪些是兴义籍的,还得假以时日作进一步的查考。

  《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总览》关于历年学生的说明中另有这样一段文字:“从1906年至1910年,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共招收学生370人,毕业239人,有131人历年先后因事出堂。”这部分因事出堂者,学校无名单,又无史书记载,兴义8名学子会不会在因事出堂人员中?按照这一思路,笔者确实又找到了中途退学的2位兴义学子。 

  刘显世之子刘燧昌(字刚吾)在1927年写的《刘刚吾自述行略》中写道:“刘刚吾,名燧昌,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庚寅六月二十四日酉时,生于兴义下午屯观察第。甲午(1894年)五岁入塾,从张亦先生启蒙。七岁从魏普之先生读。十一岁从刘廷梓先生治群经。壬寅(1902年)十三岁从魏大鹏先生学,为讲《左传》,初习为代理文。其明(次)年应童子试,皆名列前茅,院试未第。甲辰(1904年)从董北平先生治数、理、化等科学。乙巳(1905年)改家塾为高等小学,进高等一年级,试辄首列。丙午(1906年)由县申送贵阳陆军小学,因诸父执之勖勉(意即鼓励),考入贵阳中学(即南明中学原称)。在校两年,成绩冠侪辈,唐慰慈、任志清诸师,极加奖许。丁未秋(1907年),祖父刘官礼在籍患风痹,辍学归侍疾。”(引文中括号内文字为引者注,后同)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刘刚吾说他在父亲刘显世的极力鼓励下考上了贵阳中学,这个中学后来改名南明中学。经查,其所说的贵阳中学就是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之所以通省公立中学堂学生名录没有刘刚吾的名字,是因为其1907年就退学了,所以毕业生中自然就找不到他的名字。此外,在《贵州教育史简况(上)》中,1921年入学南明中学的学生龙之鸿在其回忆文章《贵州省南明四校概况》中写道:“通省公立中学毕业的校友,几近千人,笔者只知道窦居仁(曾任旅长)、徐朝龙(曾任纵队司令参谋长)、王克仁(曾任贵阳师范学院院长)、华永源(实业家)等较有地位的几个人。”经笔者考证,窦居仁于1906年考入通省公立中学,学习一年后离开,弃文从武,次年到云南昆明,考入云南武备学堂。他与刘刚吾一样,属于中途退学,毕业生中找不到名字自然顺理成章。

  研究至此,根据《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总览》一书所能提供的学子名单,加上其他研究材料,我们得出第一个结论:1906年到贵阳参加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的十三学子可以肯定的有魏正楷、王文华、窦居敬、窦居仁、高志强、熊璜玺、刘刚吾等7人。另外6人,是否也在中途退学者中,这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及新发现。

  2.有史实证明1906年到贵阳参加省考的兴义十三学子

为找到另外6名学子,笔者想到了另外一条研究渠道。那就是,既然参加考试的13名学子均来自兴义高等小学堂,那么,我们首先就要找出小学堂当年到底是派出哪些学子去省城参加考试。这就需要找到一份1905年和1906年兴义高等小学堂学生名单。在此过程中,笔者发现了1911年贵州学政上报学部的兴义县1905年、1906年学生名单。发现1905年兴义高等小学堂学生,其学员情况分为两类:一类是1903至1904年求学于笔山书院,1905年转入高等小学堂,基础比较好的学子,如魏正楷、王文华、窦居敬、窦居仁、高志强、熊璜玺、刘刚吾、李毓华、李儒清、何应钦、刘开汉、李培潘等人。另外一类是窦觉苍、吴开文、吕声清、附生吕声应等26人,他们是1905年高等小学堂刚成立时入学的,因此,派出考试,首先派出的肯定是1903至1904年就入学的学子,而1906年2月刚刚入学的窦善祥等21人,因未接受新学,基础较差,所以进省城考试自然就不会选拔他们。

黔军司令王文华

  明确了以上思路,接下来我们就要查证1906年到省城参加考试的学子,经过查证核实,到省城参加考试的有以下6人。

  在1990年版《兴义文史资料》第5辑《清末,兴义教育与刘统之》中,作者岑明英引用1926年担任兴义县教育局局长黄济周的一次谈话,黄济周说:“1906年刚成立的贵阳陆军小学堂要兴义派三人到该校学习,两名已由李毓华(字蕴奇)、李儒清报名参加;另一名还没有确定,须由高小在校学生甄选。那时大家学习的兴趣很高,都不愿离开学堂。何应钦正读高小,他大哥应祯(字耀之)、二哥应禄(字陞之)都读附设的师范讲习所,弟兄三人同在一堂(校),为人也较忠厚。同学们就以这为词,建议学堂当局派他们弟兄中一人去抵补。于是就轮到了何应钦。何也没有推辞,就和李毓华、李儒清同到贵阳陆小学习,进而汉口陆军中学、日本士官学校,走上军人道路,后来成为国民党长期显赫人物。”

  这段文字叙述的事实是:1906年,兴义高等小学堂何应钦、李毓华、李儒清3名学子被选拔参加陆军小学堂考试的细节及过程。

  除了他们3人,在《(民国)兴义县志》的人物介绍中,1906年读贵州陆军小学堂的还有刘开汉、李培潘2人。

  除此之外,贵州辛亥革命人物阎崇阶《贵州陆军小学辛亥革命活动回忆》(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记载:“陆军小学第一期学生,受了《民报》的影响,便在校中酝酿革命。但事机不密,丁未(1907年)春为贵州巡抚庞鸿书所知,一次就开除了三十余人,占第一期学生总数的二分之一,个别情节严重的,并交由该县的地方官严加教管,刚发芽的革命嫩苗,便被摧残而中断了。”文中所述之学校开除的人员就有1906年入学的第一期学生刘开汉、李培潘。

  除了兴义高等小学堂外,还有刘若遗也是1906年到贵阳参加省考的,他是笔山书院的生员。《(民国)兴义县志》第十二节“货殖”中写道:“刘志道,字若遗,县城人。戊戌清廷变政,废科举,兴学校,若遗赴筑垣考入陆军校。嗣各县派遣出洋学生,若遗得与选留学日本。”兴义县废科举、兴学校是1905年后的事情,而刘志道又是1907年留学的,其考贵州陆军小学堂的时间是1906年。还有《兴义文史资料》第4期岑明英著《刘若遗其人》:“废科举,兴学堂,兴义笔山书院改为兴义县立高等小学堂,附设师范传习所,若遗被提升入所学师范课程。教员如姚华(原任书院山长)、徐天叙、熊范舆(又名继先、铁岩)、张协陆等均系省内’新学’名士,若遗益勤奋,以优异成绩毕业,任城关中一初等小学堂教习。值贵阳创办陆军小学堂(陆军小学的创办时间是1906年),若遗赴省考入肄业。1907年,兴义团防局及劝学所以完全公费再次派遣留日学生。若遗得选,舍陆小而东渡学习。”以上二则史实再次证明了刘若遗1906年到贵阳,考入陆军小学的事实。

  由此观之,1906年兴义有李毓华、李儒清、何应钦、刘开汉、李培潘、刘若遗等6人到省城参加了贵州陆军小学堂考试。

  至此,我们可以肯定,1906年2月,贵州公立通省中学、贵州陆军小学在全省招收新生时,兴义县公立高等小学堂便通过选拔,从小学堂学生中挑选了魏正楷、王文华、窦居敬、窦居仁、高志强、熊璜玺、刘刚吾、李毓华、李儒清、何应钦、刘开汉、李培潘12人,加上已经在中一小学堂任教的刘若遗,共13人到贵阳参加了省考。其中魏正楷、王文华、窦居敬、窦居仁、高志强、熊璜玺、刘刚吾等7人,参加了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的考试,而同班同学李毓华、李儒清、何应钦、刘开汉、李培潘,加上教习刘若遗等6人,则参加了贵州陆军小学堂的考试。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13名到贵阳参加考试的学子,有考通省公立中学堂的,也有考陆军小学堂的,他们前往省城是分几批走的,还是一起走的,史书上没有确切的记载。

  现在我们所能够见到的史料,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考陆军小学堂的李毓华、李儒清、何应钦结伴同行,资料来源是民国早期兴义县教育局局长黄济周的回忆,另外王文华的学生王健安在《青少年时代的王文华》一文中记述,魏正楷、王文华、窦居敬、高志强、熊璜玺等人是一起去贵阳考通省公立中学堂考试的。

  《(民国)兴义县志》载:“兴兴公路北通兴仁六十六公里。由兴仁经沙子岭、晴隆过盘江桥,至关岭、安顺抵贵阳,共四百零二公里(民国三十年通车,即1941年)。”据姚华日记记载,其从贵阳到兴义任教,步行了13天。由此可以推断,在当时只能靠步行到贵阳且路途遥远的情况下,在1906年2月,兴义13名学子单独成行,或者分几批走的可能性不大。究其原因,一是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兴义学子,不知道行走路线,单独成行难度大;二是同是一个班,都是去省城参加考试,由学校统一安排成了最佳选择。

李毓华(中)等人合影

  于是就有了由家住贵阳,1904年从贵阳来兴义任职的末代山长徐天叙带领兴义学子翻山越岭到贵阳赶考的故事。

  由此我们有了第二个判断,当年兴义县有13名学子,在堂长徐天叙的带领下,到贵阳参加通省公立中学堂、贵州陆军小学堂考试,不仅全部被录取,而且在所考的学校都名列前茅。例如何应钦在贵州陆军小学堂的考试中名列第一。

  综上所述:我们所说的十三学子有两种可能:其一,有魏正楷、王文华、窦居敬、窦居仁、高志强、熊璜玺、刘燧昌(字刚吾)等7人,另外6人待查;其二,为魏正楷、王文华、窦居敬、窦居仁、高志强、熊璜玺、刘燧昌(字刚吾)、李毓华、李儒清、何应钦、刘开汉、李培潘、刘若遗等13人。

  对于以上两种判断,笔者倾向于第二种。主要依据是:1906年,兴义县只派出了这13人去省城参加考试。之所以会出现有13名学子全部参加了通省公立中学堂考试的说法,主要原因可能是:时间相隔久远,讲述者或者记述者记忆有误,将1906年到贵阳参加当年通省公立中学堂、贵阳陆军小学堂考试的13名学子误记为全部都参加了通省公立中学堂考试。

  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兴义13名学子到省城参加了两所学校的考试,不但全部录取,而且名列前茅,而他们可能就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寻找的十三学子。

  另外,关于十三学子的称呼,史料记载为兴义高等小学堂十三学子,真实的情况是,十三学子在笔山书院学习的时间远远多于高等小学堂,因此,兴义高等小学堂十三学子改称笔山书院十三学子则更为贴切,于是便有了本文的标题,笔山书院“十三学子”。  

  1906年参加省城考试的十三学子,毕业后,在各行各业均有不俗的贡献:有在国家民族存亡之际,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李儒清;有在护国、护法中建立功勋的王文华、窦居仁;有在抗战后代表国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何应钦;有教书育人的楷模魏正楷、高志强,更有行业翘楚、商业奇才刘若遗。他们以卓越的表现,名播一时。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7期

陈应秋,贵州省黔西南州文化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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