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文化基因与东南亚主流文明存在本质差异，其核心源于长达千年的 “北属中国” 历史，形成 “同于华夏、异于南洋” 的认知基底。
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在今越南北部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将其纳入中原郡县体系，此后直至公元 968 年丁朝建立，越南经历了 1079 年的直接管辖。这一时期，中原文化全方位渗透：汉字成为官方唯一书写系统，直到 1919 年阮朝仍以汉字科举选拔官员；儒家思想成为伦理核心，“忠君孝亲”“男尊女卑” 等观念深入人心，河内文庙的建筑形制与曲阜孔庙如出一辙；行政制度照搬中原，实行郡县制、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甚至节日习俗也与中国完全一致。
“华夏化” 进程使越南与东南亚邻国形成鲜明分野：当柬埔寨、老挝受印度教影响建立神王政体时，越南在推行科举取士；当马来群岛发展出伊斯兰城邦时，越南正以 “朱子学” 为官方哲学。即便独立后，越南君主仍以 “华夏继承者” 自居，阮朝明命帝（1820-1841 在位）曾言 “我越乃中华文献之邦，非他邦可比”，这种文化自定位从根源上拉开了与东南亚的距离。
越南独立后的历史叙事，始终围绕 “承接华夏正统” 与 “经略南洋蛮夷” 展开，进一步强化了对东南亚的疏离感。
独立后的越南王朝长期以 “小中华” 自居，将自身置于 “华夷秩序” 的次级核心 —— 视中国为 “北朝”，自称 “南朝”，而将老挝、柬埔寨、占城等东南亚邻国称为 “蛮夷”。这种叙事在历史文献中随处可见：《大越史记全书》将越南历史与中国上古史衔接，称其先祖为神农氏后裔；19 世纪阮朝编纂的《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完全模仿朱熹《通鉴纲目》的体例，强调越南对 “华夏道统” 的传承。这种自我定位使其在文化心理上更亲近中原，而非东南亚 “蛮夷之地”。
南进运动的历史记忆更加剧了这种认知。越南自独立后持续向南扩张，先后征服占城国、湄公河三角洲，将领土从北纬 18 度拓展至 10 度。在这一过程中，越南统治者将对占城、高棉人的征服描述为 “开化蛮夷”，与中国古代 “开疆拓土” 的逻辑如出一辙。这种 “征服者” 的历史记忆，让越南精英阶层难以接受与昔日被征服对象同属 “东南亚” 的地理归类，更倾向于将自身视为独立于东南亚的文明单元。
东南亚内部存在印度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与汉文化圈三大板块，越南作为汉文化圈的边缘延伸，与其他板块存在难以逾越的文化鸿沟。
宗教信仰上，越南以 “儒释道融合” 为核心，儒家思想主导社会伦理，佛教（北传大乘佛教）与道教作为补充，且世俗化程度极高 ——2023 年数据显示，越南自认有宗教信仰者仅占人口 30%，且多为家庭式祭祀，缺乏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宗教狂热。
而东南亚多数国家受印度文化影响深远：柬埔寨、泰国以上座部佛教为国教，寺庙成为社会文化核心；马来西亚、印尼则以伊斯兰教为主体，伊斯兰法渗透社会生活。这种宗教差异使越南在文化仪式、社会规范上与周边格格不入，例如越南的婚礼侧重儒家 “六礼” 流程，而泰国婚礼则以佛教祈福为核心。
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同样凸显差异。越南受中原宗族制度影响，以核心家庭为单位，强调血缘纽带与宗法秩序，姓氏多为阮、陈、黎等单姓（与中国姓氏高度重合）；而东南亚多国保留部落制残余，如马来西亚的 “kampung”（村社）制度、印尼的 “ adat ”（传统习俗），姓氏多为复姓且与宗教相关（如穆罕默德、苏加诺）。在饮食、服饰上，越南的河粉、奥黛明显受中国影响，而泰国的冬阴功、缅甸的笼基则带有鲜明的东南亚本土特色，这种日常文化的差异持续强化着越南的 “非东南亚” 认知。
历史上越南与东南亚邻国的互动以 “征服与被征服” 为主，缺乏文化认同的共同基础，而近代殖民经历进一步割裂了其与东南亚的联系。
在 19 世纪法国殖民前，越南与老挝、柬埔寨的关系始终是不平等的：1834 年阮朝强迫柬埔寨签订《顺化条约》，将其变为藩属国，派驻 “保护官” 控制内政；对老挝则通过军事征服设立 “镇宁府”，推行越南化政策。
这种长期的宗主 – 藩属关系，使越南形成对东南亚邻国的文化优越感，甚至在殖民时期仍拒绝与老挝、柬埔寨民众平等交往。法国殖民者虽将三国合并为 “法属印度联邦”，但刻意推行 “分而治之” 政策：以越南人作为殖民行政骨干，压制老挝、柬埔寨精英，这种统治结构进一步固化了越南的 “特殊地位” 认知，而非 “东南亚共同体” 意识。
二战后，越南的民族独立运动也与东南亚其他国家路径不同。越南共产党领导的抗法、抗美战争，始终以 “反殖民、反帝国主义” 为核心叙事，强调自身斗争的 “社会主义属性”，与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的 “民族主义独立运动” 缺乏共鸣。即便在 1967 年东盟成立后，越南长期因意识形态差异与东盟对立，直到 1995 年才加入东盟，这种长期的政治疏离感，让部分越南人尤其是中老年群体，对 “东南亚” 身份缺乏情感认同。
经济上，越南与中国的联系远强于东南亚邻国：2023 年中越贸易额达 2349 亿美元，占越南外贸总额的 19.2%，而越南与东盟内部贸易占比仅 25%，且多为初级产品交换。越南的制造业集群高度依赖中国供应链，大量中国企业的入驻使越南北部形成 “中越经济共同体” 雏形，日常生活中人民币流通、中文标识随处可见，这种经济融合强化了其与东亚的关联。
外交与文化交流上，越南更积极参与东亚框架：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后，优先与中、日、韩开展产能合作；在文化领域，越南翻拍中国电视剧、举办汉字书法大赛，而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仍停留在官方层面。此外，越南的高等教育体系模仿中国与法国，历史教材中 “北属时期”“抗中战争”“南进运动” 的叙事比重，远超与东南亚邻国的互动史，这种教育导向从根源上塑造了新一代的身份认知。
越南精英阶层受历史教育与文化熏陶最深，往往从文明高度强调越南的 “特殊性”，例如历史学家陈重金在《越南史略》中直言 “越南虽居热带，但其文化精神与东亚一致”；而普通民众更关注现实利益，2023 年越南社会科学院调查显示，68% 的 18-30 岁青年认为 “自己既是东南亚人，也是东亚文化圈一员”，他们更认同东盟带来的经济红利，对历史上的 “华夷之辨” 缺乏感知。这种代际与阶层差异，也使得越南的身份认同呈现复杂多元的特征，而非单一的 “否定东南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