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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出无意于佳乃佳尔
“无意于佳”意谓在进行创作之时，精神处于松弛之态，心理仿若弥散开来，自由洒脱地挥笔，不必绞尽脑汁、苦思冥想，“乃佳”则是指在不经意间蓦然有所领悟，有所畅想。苏轼之《黄州寒食诗帖》乃是他于黄州困窘艰难生活的真切且形象之映照。
苏轼凭借其横溢超绝、奇诡纵逸之才气以及意态纵横、不受拘束之刚健笔力挥就了这篇诗卷墨宝，我们仿若能够目睹他“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般困厄之境以及“苦雨”所蕴含的沉郁苦闷之心境。观此篇诗卷，其笔迹起始匀整明净、流畅严整且精妙雅致，继而渐至心手交融、顺畅自如，慢慢趋向于笔触的随意，起伏愈发增大，彰显出跌宕之气势，忽而笔锋坚实、墨色浓重，运笔转为沉厚凝重，字形或欹斜或端正，字势或开张或紧敛。
清代之宋荦赞此帖乃苏轼“偶然起意而书，遂入神妙之品”之名作。苏轼自认为自己之字虽非上乘之佳构，然却为真性情之展露，而非如唐人那般严循法度，以致失却情感。
苏轼作文亦如此般，其于《文说》中言：“吾文如万千粗泉，源泉不择地而涌。于平地则滔滔汩汩，即便一日千里亦无难处。及其与山石迂曲转折，依随外物赋形，而难以测知也。所能知晓者，常行于所当行之处，止于不可止之境，仅此而已矣，其余即便吾亦难以知晓。”于他而言，学书与作文恰似下棋一般，仅为排解忧困，抒发情性罢了。苏轼主张书应“放言无忌，无此等道也”。李泽厚曾于《美的历程》中妥帖评说：“苏轼于美学上所追求者乃一种质朴无华、平淡自然之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之人生理想与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与装饰雕琢，并将一切提升至某种通透彻悟之哲理高度。”此乃将苏轼“无意于佳”之思想提升至哲学范畴之一番概括。我们观其行书，论及古法，鍾繇、王羲之全然不见，然笔势翩翩，初看平淡无奇，反复细品玩味，却觉气象峥嵘，可谓于平淡中蕴含灿烂辉煌。故而董其昌评议北宋书家以苏为首位，实非虚妄谄媚之语。
二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妙情理于豪放之外
《黄州寒食诗帖》虽属“无意于佳”之创作，然而就字之用笔而言，亦是循着唐楷之轨迹，并非如郑板桥之“六分书”那般全然摒弃古人之规矩。字形虽渐趋扁平，然字势却为中正，每一笔之伸展皆不会影响整个字之重心。
然而每个字并非等大，各自呈显姿态，极尽所能之事。诸如“灶”字之大，“也”字之小，“破”字之歪斜，“衔”字之疏朗，“云”字之扁阔，“纸”字之修长，“势”字之开阔，“那”字之闭合。正可谓“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苏轼之《题孙莘老墨妙亭诗》两首五言古诗，同样为十二句，第一首仅占空间之三分之一，第二首则占去三分之二，书法之奇妙，贵在能笔随心意而发，情依心意而转，于此可清晰见得。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出新意”“豪放”须得出自“法度”“妙理”之内，方为艺术创新之准则。故而他广为学习博取，而后加以变化熔铸，展现出自己之意念。然他不单是通晓各家书法，更能在更深层次上通晓众家之长，经熔炼而后获得自身之新意。他时常突破古人之法度，“我书意造本无法”，深刻体悟到所谓“法”皆会随不同之审美观、不同之创作原则而各异，一成不变之法乃死法，是以他认为唯有变法方能出新意。
“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出自苏轼《孙莘老求墨妙亭诗》。“我书意造本无法”出自苏轼《石苍舒醉墨堂》。
三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
苏轼以为，“笔成冢，墨成池”“退笔如山”所达成的仅是“法”之层面，“法”无法将字写活，写得传神。“神”需依靠书者自身之修养来传递，唯有“读书万卷”方可做到。运用此等读书之法，苏轼博览群籍，最终映射于其字上。
黄庭坚评价苏轼之书法云：“东坡简札，字形温润，毫无一点俗气，胸中有书数千卷，则书不致有失韵之病。”苏轼诞生于一仕宦之家，自幼接受优良之教育。他于《陈太初尸解》中自述：“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东坡主张“心存形声与点画，何暇复求字外意，（《小篆般若心经赞》）”在掌握技法与形质之后，需走出其笼罩，探寻能使字传神之途径。此与苏轼作文之主张一致，他主张需“博学能文”，“博学而济雄文”。
《黄州寒食诗帖》之引经据典，乃是苏轼博学之最佳明证。文中“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此二句典出《庄子·大宗师》“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也拟哭涂穷”句，典出《晋书·阮籍传》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
“死灰吹不起”句，典出《史记·韩长孺列传》“安国（韩长孺）坐法抵罪，蒙（县名）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点画之间蕴含着儒雅之学问气息，不张扬，不锋芒毕露，而是于不温不火中渗透着典雅之气韵，在不激不励中蕴藏着含和之意蕴。
“笔成冢，墨成池”出自唐代怀素《怀素上人草书歌》。“退笔如山”出自宋代苏轼《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博学能文”出自《晋书·隐逸传·陶潜》。“博学而济雄文”出自唐代韩愈《进学解》。
《苏轼寒食帖黄庭坚跋全卷》实乃苏轼存世书法中最为精彩纷呈之作，亦为其书法生涯里具有里程碑意义之代表作品，它展露了东坡以意驭法，将众人意趣融而为一之“写意”风格。他此种极具浪漫色彩之书法，对宋代及后世产生了积极之影响。追随东坡书风者，有其弟苏辙，其子苏过，以及其好友赵令等。
彼时颇具时誉之书法家曾肇、王安石、王巩等，亦皆受苏风感染，从而形成了在当时声名卓著之苏派书家群体。虽说此作并不代表苏轼书法已然成型之风格特点，然而却是在其无心于书法创作之状态下，任凭情性肆意挥洒，方才出人意料地达成了最为理想之艺术效果，此正契合他所主张之“书出无意于佳乃佳”以及“尚意”之书法创作心态。
我们再来从整幅之章法布局，进一步去体悟苏轼此作笔墨之非凡所在。于第一首诗而言，着重进行叙述，“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且年年皆受苦雨所困，乃至“病起须已白”。其情感是低落的，笔墨之律动亦是平实且低缓的，第四、第五行稍有起伏，第六、第七行旋即归于平静。
相较而言，第二首则颇为激昂悲怆，从“春江欲入户”至“空疱煮寒菜”这三行，用笔迅疾、劲爽、猛利，仿若一首乐曲在即将推向高潮之前的铺垫酝酿，至第十一行“破灶烧湿草”，则恰似整首乐曲之最强音陡然响起，一下子令作者激愤悲凄之情感心绪得以淋漓尽致地暴发与宣泄。接下来的几行起伏跌宕、层层递进，困厄之日子竟使人忘却了祭祖烧纸之寒食节日，望见飞鸟衔纸远去，方才念及已是清明节了，一位昔日可出入宫廷之重臣，一个才华横溢之文人，此刻却遭贬谪居于他乡且离家万里之遥，如此情状，怎能不触动诗人那敏感之心，思念家乡，惦念亲人和先辈，禁不住“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已然是去国怀乡、欲哭无泪了。足见此件历经千年而不朽之作之特殊意义，绝不单单在于其笔墨之精妙，而更在于其诗情墨韵与作者人格修为之和谐统一，这乃是作者以一颗悲悯之“大心”对人类永恒情感之写意与舒怀，故而具备了一种历经千年而不泯之强烈艺术感染力。
偃卧执笔法之优点在于线条点画之挥写极为肯定平实，爽利矫健且酣畅淋漓，恰似“年”“中”“苇”“纸”四字当中之悬针竖，书写起来极为猛利刚烈，痛快畅意，且化解了苏字喜好作扁势所带来之沉闷压抑之感，于整幅作品里起到了画龙点睛之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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