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书法，极少出现长篇作品，这是因为当时没有高桌，案几普遍矮小，有时还要一手执笔，一手拿纸，采用短幅更加便捷，而且魏晋“尚韵”为主，倡导无意为工，大多即兴创作。
就像张芝《冠军帖》、钟繇《宣誓表》、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仅有寥寥几行，不求数量，以质感、意韵为重，虽然这样的法帖精妙，艺术气息、技法十分高超，但是字数少，分布太散，不利于临摹。
特别是王羲之笔法，颇为高深，需要系统性、正确的掌握，为了保障高效学习，唐朝时期，出现诸多的“集字”与融合范本，比如《圣教序》、《十七帖》等。
其中最高妙的一幅，并非耳熟能详的《十七帖》，或者名气颇高的《半截碑》，而是晚唐时期，“南唐后主”李煜亲自监制，所编撰的巨幅书法《澄清堂帖》。
此帖名气并不算高，甚至知晓它的人，不足一成，但是论及技法量、精善程度等，它甩开《圣教序》10条街，这是李煜和书匠们，参考《圣教序》、《十七帖》和传世手札后，选出水平最高的60幅作品合成。
卷内每幅作品纵26.5厘米，横13.4厘米，加上卷尾题跋，总长达将近20米，字数达3000多，笔法完备而浩瀚，字字灵动俊逸、温雅遒和，笔画衔接自然畅达，总的来说，通篇变化丰富、沉着有序，极具中华之美。
相比挑选单字，重新排布章法，此帖保留王羲之的原有气脉、风貌，章法衔接自然生动，可以得到正统的笔法和意韵，还能悟出构势技巧，学会把控全篇，连接气脉，利于日后个人创作。
南唐被攻时，宋太宗赵匡胤见到此作，被其精妙震撼，把它带走珍藏，视为“传家宝”，靖康之难爆发时，不慎流出，后被南宋施宿找到，进行修复，并制作出清晰、完整的拓本。
观察图片，每个细微的翻折、连转痕迹，均详细可察，甚至石花也能看清，无愧于何绍基赞叹：“于淳化、大观、绛、潭、太清楼诸拓为远胜也”，目前藏在香港中文大学，被列为“北山十宝”之一，价值十分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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