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在书法界中的地位无可撼动。这位东晋时期的书法大家,出身琅琊王氏,七岁师从卫夫人学习书法,最终开创了影响后世千年的书法新风。其代表作《兰亭序》被后世奉为’天下第一行书’,真迹据传随唐太宗葬入昭陵,成为书法史上永恒的遗憾。
王羲之传世墨迹多为尺牍短札,散见于各处。唐代虽有怀仁集王羲之字而成的《圣教序》和《十七帖》等,但这些集字作品终究难现原作风神。
直到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后主李煜主持编纂《澄清堂帖》,才使王羲之书法得以系统保存。南唐内府设立’澄心堂’作为书画鉴藏中心,由徐铉、冯延巳等学者主持,采用’双钩填墨’技术精心摹制。
《澄清堂帖》的艺术价值不仅在于其内容的丰富性,更在于它对王羲之笔法的精准再现。米芾赞叹它’尽摄右军魂魄’,这种评价绝非虚言。
他们不满足于形似,更追求神似,通过技术手段捕捉到了王羲之笔墨中那种’空中取势’的微妙感觉。这种对书法艺术本质的把握,使《澄清堂帖》超越了简单的摹本范畴,成为理解魏晋风度的活化石。
赵匡胤将其作为战利品带回北宋宫廷,临终又命其陪葬,这一系列行为揭示了艺术珍品在权力象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而《澄清堂帖》能在盗墓浩劫中幸存,又在施宿等收藏家手中得到修复,则展现了文化生命力的顽强——即使在政治动荡中,仍有一批人以守护文化为己任。
这种守护不是被动的保存,而是积极的传承,每一处题跋、每一次修复,都是对文化记忆的重新激活。
与北宋淳化三年刊刻的《淳化阁帖》相比,《澄清堂帖》在真伪鉴别上更为严谨。米芾曾批评《淳化阁帖》’真伪相杂至多’,而《澄清堂帖》则经过严格筛选,且收录了部分《淳化阁帖》未收之作。王文治评价它’精气’胜过《大观帖》。
《澄清堂帖》从南唐内府到北宋皇宫,从帝王陵墓到私人藏家,最后进入现代学术机构,它的每一次易手都伴随着文化权力的转移。20世纪60年代,香港收藏家利荣森将所得《澄清堂帖》捐赠香港中文大学,今为该馆’北山十宝’之一。
《澄清堂帖》现存宋拓本,全卷长达十米,收录王羲之书迹六十余帖,约二千余字,涵盖行、楷、草三体。
清代学者王文治在题跋中盛赞:’右军行草书一册,当是淳化阁所摹,毫芒飞动,使转纵横,晋人神韵,赖此以传。’何绍基更认为此帖远胜《淳化阁帖》《大观帖》等宋代著名法帖。
从书法艺术角度看,《澄清堂帖》充分展现了王羲之’空中取势’的笔法特点,线条轻盈如游丝,转折处多用绞转技法,形成’圆劲如铁’的独特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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