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在位期间，都曾广收王羲之真迹，并交由宫廷书家精心摹刻拓印和钩填。但是，由于“安史之乱”以及长安数次被攻破，这些真迹绝大多数流落民间、散如星斗。到了南唐后主李煜在位时，他决定重新搜集王羲之真迹，编集一部堪比《圣教序》《十七帖》的“大部头”。
经过大臣的寻访，最终有100余件被收入宫中，李煜精于书法和鉴定，他亲自过目每一帖，将其中的伪帖和水平相对较低者全部剔除，最终留下了60余件，合成了一部丛帖。这部丛帖不仅选帖严谨、摹刻精湛，而且很多帖非常罕见，每一笔都是正宗的魏晋笔法。
后来，赵匡胤攻灭南唐，李煜投降，内府所藏的珍宝字画尽数被带到汴梁，其中就包括这部作品。赵匡胤深爱此帖，视其为“传家宝”，还命宫廷书家将它拓印并随葬永昌陵。宋太宗在位时编《淳化阁帖》，便是以这部法帖为母本。
“靖康之变”后，此帖不知所踪，南宋时被泰州提举常平使施宿所得，他在“澄清堂”内将这部作品修复、摹刻，因此得名《澄清堂帖》。此帖曾被王文治、孙承泽、张伯英、翁方纲、何绍基等人珍藏，何绍基赞其：“于淳化、大观、绛、潭、太清楼诸拓为远胜也。”
这就是说，相比于《淳化阁帖》《绛帖》《大观帖》等，这部《澄清堂帖》不论是内容的真实性、摹刻的细腻程度还是篇幅之长、保存之完好，都居于魁首，它才是我们学习王羲之行草书的“标准教科书”和“用笔范本”。
王文治点评：“右军草书一册，当是淳化阁所摹，毫芒飞动，使转纵横，晋人神韵，赖此以传。《大观》虽工致过之，精气弗及也。此种宋刻宋拓之右军书，真世间稀有之宝！”《澄清堂帖》为白纸镶边剪方裱本，麻纸乌墨拓，总计82页，每页纵约26.5厘米，横约13.4厘米，卷上有孙承泽、潘仕成、耆英等17段跋文，钤藏印28方。
《澄清堂帖》笔法去粗存精，相较《淳化》的刀刻失真与《大观》的线条板滞，精准保留原作笔势，起收笔细节清晰，提按变化如实还原，中锋绞转、粗细变化纤毫毕现。结字更具真迹鲜活感，欹侧取势无造作，牵丝映带如实刻出，通过刀法轻重还原墨色浓淡。清代吴荣光称《澄清堂帖》：“下真迹一等，胜《淳化》《大观》处在于见笔见墨”，值得毕生临摹。
此作在上世纪70年代被利荣森博士捐赠给香港中文大学，是“北山十宝”之首，还被国家评为“珍贵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