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維新
畫/吳湖帆
國外也有這樣的畫家，對著一個景、一個人，翻來覆去地畫。今天畫，明天畫，晴天畫，雨天也畫。畫布上的顏色變來變去，早晨的光和傍晚的光不同，熱鬧時的神氣與安靜時的神氣兩樣。看的人或許覺得單調，畫的人卻自有他的道理。
這種事在中國更不算稀奇。隨便走進哪家畫鋪，總能看到松竹菊蘭掛在牆上。這幾樣東西，畫了千百年，不知多少人畫過多少回。樣子差不多，手法差不多，連那股子勁兒也差不多。如今呢，還有不少人在畫。你說奇怪不奇怪？難道不厭煩麼？有人便要問了，老是畫這些，究竟為的什麼？聽到的回答往往是：松竹菊蘭代表四君子的品格，畫它們便是寄託做人的理想。這話聽起來漂亮，細細一想卻靠不住。若真是為表現品格，世上可畫的東西多得很，何必年年月月守著這幾樣？說穿了，不過是借個由頭罷了。
中國畫到底畫的是什麼？我看來看去，覺得終究是筆和墨的事。同樣一竿竹子，張先生畫出來瘦硬，李先生畫出來豐潤；用的都是毛筆，蘸的都是黑墨，落在紙上卻全然不同。你看那片竹葉，尖兒上輕輕一挑，那根竹節，頓筆時微微一挫，裡頭全是手腳。功夫深的，一筆下去又乾脆又飽滿；功夫淺的，描來描去總顯得單薄。墨也是活的，濃墨蘸上去像夜裡山影，淡墨化開來像晨間霧氣，半濃半淡處最見心思。所以看畫的人，不該只顧著看像不像竹子，該湊近些，看那筆是怎麼行走的，墨是怎麼點染的。
從前人常說「書畫同源」，不是沒有道理。寫字講究提拔轉折，畫畫也一樣。勾一朵蘭花，那線條的流暢，彷彿在寫草書；撇幾叢草葉，那筆鋒的轉換，又近似行書。好的畫筆下有氣，一股子流動的氣息。墨呢，不止是黑色。清水調開，分成五色六彩；濃淡乾濕，各有各的用處。一灘墨漬在宣紙上慢慢滲開，邊緣毛茸茸的，中間厚重些，漸漸淡下去，這過程本身就耐看。墨色好的畫，掛在牆上，晴天看是一種韻味，陰天看又是另一種韻味。
所以說，畫家反反復復畫同一個東西，圖的不是那東西本身。他是在練手，也是在練眼。今天用這種筆法試試，明天換那種墨法嘗嘗。同一叢菊花，上回畫得工整了，這回偏要畫得散漫些；上次墨色太實，這次就讓它虛一點。畫來畫去，畫的是手腕的靈活，眼睛的判別，心思的沈澱。看畫的人呢，也得學會從這些地方去看。別管它標的是什麼題目，你就看那筆墨。筆墨好了，哪怕畫的是最尋常的石頭，也值得瞧上半晌；筆墨不好，就算畫了龍鳳祥雲，也只覺得眼花繚亂罷了。
外國的畫家對著一個景重復地畫，多半是想捉住光的變化、色的層次。他們是往外求，求那景象瞬間的奇妙。中國的畫家守著老題材不放手，卻是往內求，求手下功夫的純熟，求筆墨境界的深長。一個在乎眼睛看見的，一個在乎手裡出來的。你說誰高誰低？我看沒有高低，只是路數不同。
但如今有些人總愛把簡單的事情講複雜。一提四君子，非得扯上仁義道德，好像不這樣說就顯得沒學問。其實畫畫的人坐在案前，哪裡想得了那麼多？他提著筆，對著紙，琢磨的是這一筆該濃還是該淡，這一處該疏還是該密。畫成了，掛在壁上，自己端詳半天：嗯，今天這筆力比昨天穩了些；唉，那處墨色終究還是太浮。全是手藝上的事，心裡頭的計較。
品畫也是同樣的道理。看客若是懂得，他便不看竹子的形態像不像真竹子，他看線條的力道，看墨韻的厚薄。一片竹葉，從根到梢，筆鋒有沒有送到？墨色有沒有枯潤的變化？兩根竹竿交錯，交接的地方是生硬還是自然？這些東西，說不出來，只能靠眼睛慢慢咂摸。咂摸久了，就能分出好壞。好比聽戲，外行聽個故事，內行聽那嗓子里的轉折、板眼裡的分寸。
所以你說，畫四君子畫膩了沒有？怕是永遠畫不膩的。筆在手裡，墨在硯中，每一回都是新的開始。前人畫過的，我還能不能畫出一點自己的意思？同樣的蘭草，我能不能讓筆更松活些？同樣的松枝，我能不能讓墨更蒼潤些？這就成了永遠的題目。畫家一輩子，就在這反復里討生活，也在這反復里找快樂。
至於那些象徵的說法，由它去吧。人總是愛給東西加上許多名目，好像不加點意義就不夠鄭重。其實鄭重的都在畫裡頭。你看一幅好竹，看得入神時，哪裡還想得起什麼「君子之風」？只覺得那筆墨清朗，心裡也舒坦起來。看一幅好菊，墨色團團，筆意灑落，彷彿能聞到一點清冷的香氣——這香氣是從紙上傳出來的，是筆墨的香氣。
我常想，藝術這件事，到了最後，比的不是誰的想法新奇，是誰的功夫到家。功夫到了，平淡無奇的東西也能畫出味道；功夫不到，再了不得的題材也是白費。中國畫講究「耐看」，什麼叫耐看？就是筆墨好，讓你看了還想看，每次看都能看出點新意思。這新意思不在別處，就在那筆痕墨跡的細微之處。
因此，無休止地畫同一個題材，實在是很自然的事。畫家不是在重復題材，他是在重復練習，在重復中尋找突破的可能。每一次落筆，都是對前一次的應答，也是對下一次的預備。畫松畫竹，畫菊畫蘭，畫到後來，松竹菊蘭都成了老朋友，見面不必寒暄，只管坐下來，用筆墨說說心裡話。這些話，懂的人自然懂；不懂的，說再多解釋也是對牛彈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