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夫,

接前文:

四、经过

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省委军委书记湘农和保属特委贾臣(原名贾振丰)到蠡县宋家庄(西北区),当即召开紧急会议,由特委特派员赵同志,易北同志和xx县特派员小王和博、蠡中心县委书记宋洛署等同志参加。

这时已引起敌人严密警惕,天津的《大公报》、《意识报》(应为《益世报》,保留原文,魏江涛)就登出“共产党在蠡县南玉田村组织暴动,运去了大批枪支”等消息,蠡县伪县长陈中岳派了六个马快(即武装差役,群众称他们是狗腿子)到南玉田村进行搜捕,在共产党员李印池家中搜出笔记本、字纸等,当时将李逮捕,该村原党支部书记田顺德同志也同时被捕了,因村中出钱贿赂差役们,因此两同志都被保释,没有押走(在当时的社会,县官是用钱买加门子当成的,目的是发财,只要弄了钱就成。当差役的更是如此,给了他们钱,什么事都好办了)。

另外,西北区以宋家庄为中心,这村有一个支部、十几个党员,每个党员家庭都是贫苦农民,平时活动也都是贫苦农民们之间来往。忽然,穿大褂的学生们、推着自行车的先生们,各种打扮的人络绎不绝地来往中心县委书记宋洛署家,宋洛署同志又是没有半寸土地的贫农,特别是湘农同志到蠡县宋家庄后,大家都说来了南方人,嚷着:“南方人来了,共产党真的要动了。”保密工作做得再好,也保守不住秘密了,宋洛署的家已经成了共产党的公开机关,男女老少都知道“共产党要起义了”。临近的各个村庄都知道了,人们都在等着看这出起义的戏。

原决定在八月二十八日凌晨举行起义,由蠡县的宋家庄、南王田,高阳的北辛庄分三个地区同时发动,发动后在东北区(南玉田)集合,然后再有联络地分散去游击。湘农、贾臣同志在西北区(宋家庄)组织第一大队(即一团),小王到蠡县东北区(南玉田)组织二大队(即二团),赵志远同志到高阳东南区(高阳北辛庄)组织第三大队(即三团)。因情况紧急,又召集了一个各起义负责人的紧急会议。

根据当时敌人对我进攻的环境。决定采取用武装斗争的方法来回击敌人的武装进攻,遂按照特委的决定,组织以上三个大队(即一、二、三团)。又因为当时的起义计划临近各村的老百姓都知道了,于是湘农等同志又由原定的八月二十八日早晨。改为八月二十七日(即农历七月二十五日)晨起义。起义时,先贴出了布告,其原文如下:

保属革命委员会

提出“河北省游击队行动纲领”

(一)没收地主、豪绅、教堂及一切反革命的土地,分给雇农、贫农及少地的中农。

(二)没收地主、豪绅及一切反革命的粮食,财产分给贫农及灾民。

(三)废除苛捐杂税。

(四)取消一切高利贷。

(五)焚烧一切契约、债据。

(六)夺取地主及一切反革命的武装,武装工农

(七)人民有淋硝,淋小盐、买卖小盐的自由。

(八)取消官盐店及盐巡。

(九)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

(十)建立苏维埃政府和红军。

司令员 湘农

副司令员 宋洛署

八月二十六日晚上,因为宋洛署同志被起义的激情所支配。又不大懂军事知识,没通过湘农等同志就下了通知,责令宋家庄村长孙玉峰马上把村里的十二条枪交出来,否则不客气,一连两次通知,可是当晚一条枪也没交出来,这时宋洛署同志才告诉了湘农等同志,湘农同志说:“这一定坏了,枪走了”。宋洛署同志一听很着急,便要一个人拿起盒子去收,当天晚上下毛毛雨,伸手不见掌,湘农等同志才决定,改为第二天早晨再收宋家庄的枪。

八月二十七日早晨天还不明,宋洛署同志一个人在村里就先闹了起来,因对本村的党员发动还不充分,所以一支枪也没有收到,后来重新又集合了五个外边来支援我们起义的同志们,这才收了长短枪十二支。从此,湘农、宋洛署同志等二十多人,先后到宋家庄附近的各村去收枪,首先到清苑县的李家庄收枪四支;博野县吴王庄收枪三支;蠡县的杨庄、马庄、孙庄等村收枪七支;七个村共收长短枪十四支,收枪的同时,就把十项政治纲领公布出去了。

在发动群众工作方面,只在某一个村打了一个高利贷者,分了一些粮食和衣服,参加的群众有数百人,原来计划在某村召集个群众大会,大会没开成,只是贴了些布告写了些标语,又返回宋家庄编制队伍,很快扩大到了五十多人,共收枪二十六支,加上原有枪支共约三十多支了,成立起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

八月二十八日,游击队活动的第二天,这一天计划在宋家庄附近村庄继续活动,打算收了x村的枪后再回宋家庄,开群众大会,

游击队在林堡村的情况是:这一天该村大地主齐墨林企图与红军抵抗,游击队分为两个小组,当第一小队到林堡村时,地主武装占了高房顶,向游击队射击,双方开始战斗,第二小队突入村中,抓住了该村村长。这时地主才提出调合,要求拿出六条枪,经我方同意换回了村长,因此,对林堡村的地主家、豪绅一个也没有打。

八月二十八日晚上回到宋家庄宿营,到晚间集合时人数共有五十多人,这一天收枪二十三支(内有盒子枪二支,格朗林一支),连我们原有的七支总共有三十多支枪了。

这一次为什么集合的人数比预计的人少?主要是对党、团员政治思想发动工作不够。如西北邻区的博野县属的一些村在二十七日下午发动,原计划可集合四、五十人,发动分粮、收枪,可是到晚上因怕地主豪绅报复,或有碍于情面只集合了十六个人,也没做分粮收枪的工作。

下午有二十多个同志到xx村。该村有几个大地主、豪绅(由于该村支书因情面关系躲避了)。结果只在一个茶店收了一支驳壳枪,四支大枪。豪绅一个也没打,该村茶店老板有人告他说是坏人,要求枪毙他,可我们的同志们说他是好人,拼命地保,群众又不敢说话,结果,也只得放了。当时,特委的想法是:这么多党、团员、赤色群众,共三千多人,只要一号召就可以组织一个师、三个团,二千五百人没问题。因此,放弃了艰苦的思想工作。

八月二十九日是游击队活动的第三天,因在宋家庄一带活动的目标大了,晚上特委派人持信来,信内指示:要求击队迅速解决经济问题,这时有博野县的一个同志说:博野某村(按应指城东蒋家是有名的大地主)大地主家现放着现大洋两千多元。因此决定,计划到博野地区出击。

当进入博野县境数村后,半路上遇到一个博野县的同志报告说,“前边要经过一个反动村庄(应是反共专家张荫梧所在的杨村)该村有民团、民团内有人一百几十个,有枪一百多支。”本来可去解决它,但因我们人数、枪支还少,同时二十七日的事实告诉我们,这样的游击队还不能胜任这个任务,因在二十七日在某村收枪时,敌人向我们队员放了一枪,队员就无目的的向天上放了数枪,表现了队伍的混乱和缺乏作战经验。

王夫回忆整理的博、蠡、高起义始末(二)

故又临时决定,改变路线,开到东北区(南玉村)集合,从西北区(宋家庄村)先向西去博野,走数村后又折回到东北区(南玉田村)约六、七十里路,天又很热,经过十余个村庄,在六、七十里的路上,没找向导,走得很快。因此,没做什么群众工作,在所到达的村庄,只在村边上写了些标语,贴了些布告,做了些简单的口头宣传,有的村因不知敌情,不知哪村有豪绅地主的武装或民团等,不敢从村里经过,下午五点钟才到达目的地,即东北区(南玉田村)。

特派员小王同志,在八月二十六日早到了东北区集中点(南王田村),他和南玉田村支部书记田顺德同志,支部委员王凤斋同志在八月二十七日晚上即召集了党团员大会,动员了六十多人,大枪六支,盒子枪一支,还有特委从保定运来的一把山西造的冲锋枪(共八支枪)。第二大队已初步组织起来了,暂时负责人是南玉田支部书记田顺德同志。

湘农同志随着队伍二十九日下午到了蠡县的东北区(南王围村)。到南玉田后,因早晨游击队出发时没吃早饭,五十多人到下午五点时都又渴又累又饿,到目的地后一时又来不及做饭,只得先让当地的同志们发动群众,你送一碗,我送一碗,你拿一些干粮,他拿一些成菜等,这顿饭也吃得不太饱,这时才有党员和赤贫群众报告说明该村附近一带有地主、富农,应叫游击队到南玉田村附近的村庄去打地主、富农、没收枪支,解决给养问题,湘农同志随游击队到达南玉田村时,虽然他又累又饿,还有病,但立即号召群众分粮、分衣服,参加的群众又有数百人,在这里写了一些口号,贴了些布告。这时始知高阳东南区(北辛庄)一带还没有发起来,原来命令东南区二十九日早晨发动,由一、二大队去接应。

湘农同志在南玉田等到了深夜,集合了八十多人,编制成了第二大队,这时一、二大队共有一百五、六十人(有个八岁的小孩也报名参加红军,被我劝说拒绝),长短枪五十多支。

八月三十日,是游击队活动的第四天,本打算早晨就离开南玉田村到高阳东南区北辛庄,因审问一个侦探(杀了)和吃饭,耽误到八点才出发,这一天行军路过王家营村时,枪毙了一个地主,因贫雇农分东西时,头号大地主张老通的第三个儿子张凤鸣,他还看着,经群众揭发。由湘农同志揪起来枪毙了他。到该村一提出分粮吃大户时,一哄而起的数百数千人参加分东西。群众对红军热烈拥护,群众给挑水,送东西,吃了好多老大娘送的鸡蛋,离村时群众一再挽留不叫走,可因游击队的行军计划已约定了十二点前一定到高阳县东南区北辛庄与三大队汇合,只得给群众一个“改日再来”的回答,有的老大娘叩头、啼哭,穷家老头们说:“这样做才是对的,死了也不冤枉,现在老了,没有用了若是能跑,一定跟着走……。”

天色阴暗下来时,游击队到达齐家庄(河渡口)。乘木船渡过了潴泷河,向东去进入了高阳县境,直奔高阳县属的北辛庄,由蠡县东北区到高阳东南区,只有三、四十里路,因在路上打土豪,分粮分衣,到十二点才到达高阳县属的北幸庄目的地,在未到高阳北辛庄相距北辛庄十五里路的某村,游击队捉住了一个侦探,讯问之后,才知是我们的同志,还知道了第三大队所以还没有发动,是因为昨天的信没有收到,他们还在做梦,原来,送信人找不到收信的地方。而且后来该同志已被伪公安局怀疑软禁起来,早把信撕毁了。

从蠡县的东北区南玉田村到高阳县的东南区北辛庄后,因为北辛庄高小学校有个教员蔡书林同志,他是该区的区委书记,急等游击队的到来,因他在区公安局和保卫团内的工作早已布置妥当。党、团员的武装也准备好了,一旦听到湘农同志通知他时,高兴极了,冒着雨,前去会见湘农、宋洛署、贾臣、马永令等同志,蔡书林同志向湘农等同志汇报了工作和敌情,并提议趁敌人还不知道游击队的到来,立刻发动攻击,一定能胜利,湘农等同志采纳了蔡书林同志的意见,于是决定先解决公安局。

该公安局有二十支枪,这时,游击队便选拔了几个稍有军事知识的队员,担任先锋,又找了几个熟悉当地情况的同志作向导,到离北辛庄八里地的西演镇,在路上走时,恰遇大雨, 便冒雨快步前进,因为下雨、公安局也没有人站岗,游击队就从高小学校小侧门进去(高小和公安局是邻居),夺了公安局长马武奎的枪,并把他押起来,又很快把村东的保卫团解决了。(公安局在村南),一颗子弹也没发,数分钟就全部解决了,共缴获大枪四十支,当晚蔡书林同志和蔡汝林同志便发动党、团员参加游击队。头一次动员就参加了一百多人,组织起了第三大队。

雨稍止,第一、二大队队员,因衣服尽湿,便驻扎在公安局内休息。由当地同志们供给饭食,合起来共编为第一支队。到此,河北红军第一支队正式成立了。下设一、二、三大队。支队部设在高小学校院内,湘农同志兼支队长,朱洛署同志兼副队长,蔡书林同志暂任第三大队的大队长(据以后了解三个大队,)一大队长拟由易县吴振华同志担任,二大队拟由蠡县齐村杨万伦同志担任,三大队长拟由高阳西演村牛宗民同志担任。

这里的队员们和宋家庄、南玉田的家里一样,都在脖子上系上一条红布带,即“牺牲带”作为红军中党、团员的标志。在高小学校大门口飘起了镰刀斧头的大红旗。各大队、中队、小队,都有较小些的中、小型的红旗,旗上标有自己的队号、正是:“起义红旗举向天,党员、团员齐狂欢,镰刀斧头风吹卷,苦难人群奔向前”

八月三十一日(即旧历七月二十九日)是游击队活动的第五天。

早晨北辛庄附近的各村党、团员和群众派人来。要求游击队派武装队员去他们村,协助去他们村收缴他本村地主的武装(当初就是这样规定的)。

湘农同志和同志们研究决定,第三大队留守北辛庄,看守着公安局长和高小的反动校长等人。第一、二大队到西演等村去,在西演镇压了几家地主、豪绅,砸了一家官盐店,叫群众们分粮,分衣、分盐等,参加的群众约有四、五千人之多,后又逮捕了几个土豪(后来又被群众放走了)。在西演参加游击队的人约有二百多,并立即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土地分配委员会、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等。

游击队伍大受贫苦群众欢迎,陆续要求参加红军的达数百人,还有北平(现北京)的两个缝鞋工人,因失业后回家路过西演村时,也不回家了,也参加了红军。高阳县的边渡口村, 一个村自动组织团结了二百多人,派了三个代表找游击队指挥部和负责人,商量参加红军的问题。真是:“我党一朝举义旗,贫苦农民拥向前,缝鞋工人要起义、雇农也把红军参,十岁儿童要革命,八岁娃娃也争先,劳动妇女垂涎视。只惜风暴时间短,革命洪流汹涌起,岩下泉水向上钻,势如狂风排海浪,好比火山喷红焰,久囚砸开监牢狱,怒吼一声要申冤!”

因为博、蠡、高地区起义的红军一天比一天地壮大起来,使得这一带的反动政府和地主豪绅,受到了很大的惊恐,八月二十九日,南玉田大地主崔汝太(曾任过国民党的县公安局长)火速奔赴蠡县县城勾结蠡县的反动县长陈中岳向驻扎在安国县的骑兵第六旅白凤祥部求援。

三十日早晨,派了骑兵旅的四十八团,由团副汪熔率领一个连的骑兵迅速到达蠡县,在蠡县城里耽搁较久(按:要大吃大喝之后还得要一定的报酬。这已是旧社会惯例。所以要耽搁时间)。当日晚才出了城。先到了蠡县南玉田村,这时南玉田的红军已经渡过了潴泷河。到达高阳县的北辛庄了,八月三十一日下午二时,敌人才赶到北辛庄附近,把起义队伍主力全部包围,以湘农、宋洛署二同志为首的主力红军从此结束。

在这同时,除了湘农和宋洛署这部分主力红军而外,还有在蠡县北区,南辛庄、北辛庄、万安、李庄等村,这一片村是由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李书文同志参加领导,李学敏同志(北区区委书记),黎彦昌同志(北区区团委书记)为首直接发动起来的,这一部分红军是以万安村(是千户以上的大村)为中心,该村西有李家庄村,西南有大杨庄村,北有南于巴、北于巴等村。东有夏家佐、季家佐,南有大百尺、西百尺村以及附近的南介河、北介河、荣家营、大柳树村。以蠡县万安村附近的南辛庄、北辛庄的党、团员为主力,首先燃起了起义之火。

这一片组织起来的部分武装。据黎彦昌同志的回忆,定名是第五大队。于八月二十九日下午九时在蠡县南辛庄举行起义的,第一指挥所设在本村龙王庙门外,第二指挥所设在本村刘家场小屋内,起义打响后,枪声象爆竹一样,震破了南辛庄一带夜空的沉寂,绣有镰刀斧头的大红旗飘扬在空中,使得敌人胆破心惊,只好龟缩在自己家里不敢出来。本村地主分子王福丰企图越墙逃跑。又被我们抓回来了,乖乖地把他那支步枪交了出来,天亮后有些群众出来看热闹,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做宣传工作。

早饭以后我们整队东进,目标是到高阳县北辛庄和以湘农、宋洛署二同志为首的红军主力汇合,经过季家佐、夏家佐和尹家佐村边,到了祁家口村停下来做宣传工作,吃中午饭,饭后又整队东进到大柳树村。然后又到荣营村遇到了地主武装的抵抗,我们便把这个村包围了,向村里做宣传,喊话无效,不得不进行围村战,一直打了一夜,因红军战士还都是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农民同志们,在这一夜到天亮后,有的就三三两两地离散了,到九点钟左右,经过检查,我们四中队的一名同志(魏云志,是于巴村的)被打死了。我们提出要地主方面给偿命,地主当然不肯。

在天亮后,地主家的两个妇女到外村走亲,当他们回村时,被我方卡住了,就以此为条件,最后地主答应由姓戴的地主出钱给死者家属一百元理葬费,我们就把两个妇女放回村,红军也不进村了,就这样调合了。这时敌人骑兵先到城里后又到南玉田村到高阳北辛庄等消息也传来了,就叫同志们分散各奔前程去了。

在这部分游击队中,有被我党及李学敏、黎彦昌等同志派党员到内部争取过来的一股土匪,为首的是刘双四(蠡县北辛庄人),为副的是原共产党员王春来同志,还有党员翟章造、吴双武二同志(三人都是万安村人)都是派进去做争取土匪工作的共产党员,这股土匪共有三十多人,二十多支枪,编制为四中队,这个大队加上原有十几支枪和三百多人,共近四百来人,三十多支枪,这部分名次是第五大队,掌大旗的是蠡县北辛庄人田大起同志,队伍内还有一个军医(中医)叫王凯,党员,是博野县小庄头村人。

参加这部分红军起义的人中,还有河北省南部的清丰县、南乐县(现在划归河南省了)两个县的一部分在蠡县、万安村一带当短工的工人也参加了这次起义活动,原来给这个第五大队的任务是在万安这一带独立活动,以便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这是按以湘农、宋洛署二同志为首的司令部的指示行动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又改变了原来的行动计划,也叫他们到高阳北辛庄集合。

参加这次起义的这部分游击队中,没有牺牲的人名如下:

蠡县南、北辛庄有:王发祥、黎屏图、黎恩昌、何如舟、田起、吴中岱、王其正、何东衡、田国荣、王呈祥、方振图、何明庚、何建、魏元昌、金振迈、张蛤蚂、刘子义。

蠡县万安村有:吴双武、吴老丁、王春来、王春梦、徐福祥、翟章造。

蠡县李家庄有:李雪山、李洛玉、李洛卫、李同格、李运昌、李桂章。

蠡县蔡庄有:蔡振山、蔡文。

以上提到的人都暂时回家务农去了。还有一位团委委员张云峰同志是蠡县南辛庄人。

王其正同志回忆:当开始在北辛庄和南辛庄两村之间高粱地集合时,大约有百人左右,经检查大多数人没有武器,赤手空拳怎能革命呢?于是当即决定分头回去筹集武器,同时派人和刘双四(土匪)一伙联系,借用其武器来干,因此耽误了和主力会合的时间。当夜,由区委书记李学敏同志派北辛庄王呈祥(十七岁)王其正(十六岁)何剑(十七岁),安国县的王纪奎(在北辛庄给地主当长工,偷出地主手枪一支),大名县的王云德(在北辛庄给地主当长工,偷出地主大枪一支),还有刘xx,(记不清名和住址了)共六个同志有的拿大砍刀,有的拿长矛,大斧等直奔玉田村和主力汇合。这时天已亮,就随主力一同经过王家营、齐家庄过河到高阳北辛庄去了。当被敌骑兵包围,突围出来后,也各奔前程了。

游击队总负责人湘农同志向省委的报告中说:“我同着一个完县的同志(被完县县委派来支援博、蠡、高起义的人)跑到一起,因我们都不熟悉道路,只好夜行,经过三天才走到望都县的一个群众家, 九月四日才回到保定。”又说:“从此,博、蠡、高起义失败了”

诗云:暂短五、六天,晴空巨雷般,地主吓破胆,恶霸头懵旋,调来骑兵旅,牵动四十八团,起义虽失败,我党美名传,牺牲有代价,革命长经验,此举非绝后,确实属空前,起义巨雷响,震撼北乾坤,砸断镣与铐,吓慌狐鬼神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