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中，这位享誉世界的剧作家唯一在世的直系后裔，追溯了其审判案投下的阴影以及他作为同性恋偶像的声誉恢复过程。如今，奥斯卡·王尔德是英语世界享有盛名的作家之一，既家喻户晓，作品也广被阅读。他的戏剧不断上演，他的话语被引用传颂。他的雕像矗立在斯特兰德大街和国王路上，威斯敏斯特教堂甚至为他设立了纪念窗。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1900年，当他在巴黎去世，年仅46岁时，当时的讣告并不客气。人们普遍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个令人难堪的人物终于从舞台上消失了，并普遍希望他和他的作品很快会被遗忘。《波迈宪报》（The Pall Mall Gazette）甚至认为，他的所有作品都缺乏”持久的力量”。就在五年前，他还是伦敦社交界的宠儿，有两部成功的戏剧在西区上演。但他因”与男性发生严重猥亵行为”的罪名被捕并定罪，导致了他极为戏剧性的陨落。两年的牢狱之灾之后，是三年的耻辱、流亡欧洲大陆、贫困和健康状况恶化，最终在不起眼的阿尔萨斯旅馆走到了凄凉的终点。只有旅馆员工和少数老朋友参加了他的葬礼，前往远郊巴涅奥公墓看他入土为安的人则更少。他长期受苦的妻子康斯坦斯已先他而去，尽管他的两个儿子——15岁的西里尔和14岁的维维安幸存下来，但他们当时在英国的学校，隐姓埋名改用”霍兰德”（Holland）这个姓氏，并且不知道他们父亲的去向。事实上，他们那些一本正经的母系亲属让他们相信，他们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奥斯卡身后辉煌的声誉恢复过程以及他给他的两个儿子、并持续影响他唯一孙辈的漫长阴影，正是这本引人入胜的书籍的主题——此书由他的孙子梅林·霍兰德（Merlin Holland）亲自撰写，兼具机智、坦诚和学术层面的严谨于一体。线索既是文化层面的，也是带有私人性质，霍兰德以巧妙的手法将它们编织在一起。他摒弃了严格的时间顺序，转而采用一种更偏向插曲式的手法。这带来了一些微小的重复时刻，但使得整个戏剧性的展开过程更加清晰。而这个故事确实充满戏剧性，夹杂着喜剧、悲剧、闹剧和相当的悲怆之情。在王尔德死后十几年间，为维护其遗产而进行的斗争中，罗比·罗斯（Robbie Ross）的身影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位”忠诚的朋友”将王尔德的遗产从王尔德陨落时陷入的破产境地中挽救出来。他促成了《莎乐美》在德国的实验性演出，监督了多卷本《奥斯卡·王尔德作品集》的出版，鼓励年轻的亚瑟·兰塞姆（Arthur Ransome）撰写了第一部关于王尔德作品的评述性研究，并协调了将奥斯卡的坟墓迁至巴黎时尚的拉雪兹神父公墓（Père-Lachaise）的那个“宏大”的计划，并请雕塑家雅各布·爱泼斯坦为其建造了一座宏伟的纪念碑（由一位王尔德作品的富有的女性仰慕者支付了费用）。王尔德之墓这座带有”恶魔天使”形象的墓碑，在书中扮演了一个反复出现且颇具娱乐性的角色：从法国当局因担心雕塑的裸露而用防水布将其覆盖，到后来雕塑突出的”男性器官”（那时已因频繁的抚摸而变得光滑）神秘失踪；再到最近，作者本人与法国官僚机构斗争，希望将该墓列为历史遗迹，以保护它免受热情崇拜者留下的无数口红吻痕的侵害。罗斯的所有努力都受到了他曾经的朋友（也是奥斯卡的前情人）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Lord Alfred Douglas）的蓄意阻挠。道格拉斯在王尔德去世后的岁月里，摒弃了自己的过去，皈依了罗马天主教，并结了婚。他对罗斯的嫉妒以及因不断被描绘成王尔德生活中的”邪恶天才”而燃起的怒火，引发了一连串无休止的恶意和法律诉讼。王尔德之墓霍兰德将这场皮影戏般的闹剧一直延续到罗斯早逝之后。事实上，直到道格拉斯于1945年去世，任何选择撰写关于王尔德文章的人都可能成为这位好讼勋爵的攻击目标；即使是维维安·霍兰德也未能幸免。然而，这仅仅是奥斯卡的孩子们在面对父辈遗产时所承受的压力之一。本书令人沉痛地描述了他们孤独的童年——他们被分开，送到不同的学校，寄居在不同的朋友和亲戚家里。西里尔年纪较长，深知父亲蒙羞的原因，他退缩到循规蹈矩之中。为了”洗刷污点”，他中学毕业后立即加入了皇家炮兵部队，于1915年，30岁时在西线战场死于一名狙击手之手。维维安则敏感且爱好文学，与他父亲的遗产有着更为复杂的关系。他本人作为备受尊敬的法语翻译家的文学生涯，得到了遗产所带来的丰厚版税的支持——尤其是在演员兼经理人乔治·亚历山大（George Alexander）将《不可儿戏》（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和《温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的版权归还之后。但即使这也带来了它自己的问题。20世纪40年代末是丰收的年份，王尔德的戏剧有了重要的电影改编制作，并在西区得以继续上演，但这恰逢战后工党政府对投资收入一次性征收50%的税。维维安面临着3600英镑的税单，而此刻他自己的收入正在减少，王尔德已出版作品的版权也即将到期。他努力维持，（为了赚钱还写了自传《奥斯卡·王尔德之子》（Son of Oscar Wilde）），但最终在1955年宣布破产。这一窘境发生之时，正值他父亲作为作家和文化偶像的声音加速增长之际。这种日益提升的地位刺激了，除其他事物外，一大串（并且持续不断的）伪作的诞生。书中对这些都有详实且有趣的记述，包括唯灵论书籍《奥斯卡·王尔德的幽灵箴言》（The Ghost Epigrams of Oscar Wilde），其中包含诸如”爱情，如麻疹，只攻击年轻人”这样惊人之语。但声誉上升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王尔德日益增长的声音仍然不时因其性取向的丑闻而蒙上阴影——这丑闻总会在不合时宜的时刻重新成为焦点。原本计划由约翰·吉尔古德（John Gielgud）为王尔德泰特街（Tite Street）故居外墙的蓝色牌匾揭幕，却因他因在“公厕寻欢”被捕而搁浅。这项任务被委托给了康普顿·麦肯齐（Compton Mackenzie）。如果说维维安已经对这些挫折习以为常，那么他的澳大利亚妻子塞尔玛（Thelma）则对此深感苦恼。塞尔玛是赛克莱斯（Cyclax）公司的护肤专家，曾为年轻的伊丽莎白女王提供美容建议，并急于粉刷家族历史。王尔德故居正是梅林对这项计划日益增长的焦虑（塞尔玛在维维安1967年去世后仍在继续这项事业），逐渐将他拉入了王尔德的世界。在经历了童年时期试图避免这种看似尴尬的关联，以及大学毕业后在中东从事学术出版的职业生涯之后，他逐渐意识到，需要的是诚实。如果他打算承认他的祖父，就不能仅仅作为与过去相连的”活纽带”，而应该成为一位知识渊博的专家。而这正是他已经成为的样子，他已经成为有着几部重要的王尔德历史与史学著作的作者，包括本文提到的这本书。但这并不意味着DNA不重要。他生动地记述了2006年参加莫斯科骄傲游行时，身陷新法西斯暴徒和俄罗斯防暴警察之间的惊险经历。他是在组织者的恳求下，以”奥斯卡·王尔德的孙子”的身份前往的。这是一个勇敢的姿态，同时也是他祖父持续且不断演变的影响力的一个生动例证。王尔德的身后之名，几乎与他生前的生命一样丰富而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