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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美国社会学期刊》上刊发了《关系社会学宣言》（下文称《宣言》），宣告了关系社会学（relational sociology）的到来，并且全面地介绍了其议程。关系社会学这一说法，并不是指开创了新的分支领域或者经验研究对象，而是指以一种与传统主流迥然不同的方式构想社会学的新老议题和各类关切。虽然关系社会学彼时才算被正式“官宣”，但是其所蕴含的思想脉络和核心问题，在横向的现当代的研究中并不罕见，纵向则可以追溯至社会学诞生之时，以及更早的哲学源头。本文中，笔者先简要介绍关系社会学的核心思想和争论焦点，在下一部分中将对其理论源头进行回顾。

关系社会学的“关系”（relation），是一种社会学视角和研究起点，并不等同于我们本土研究中常提及的“关系社会”中的“关系”（relationship），或者互动论与网络研究中的互动关系。在近年来的本土作品中，赵鼎新教授将关系视角作为“质性研究的新理论与新方法”的一种有所提及，但并未作出具体介绍，而是旨在告诫社会科学学人不要以这些前沿为幌子掩盖基本功的缺失、进行水平低下的学术生产；或者旨在将关系视角纳入他所提倡的质性研究的差异性发问艺术中。而笔者所要指出的是，赵鼎新教授所观察到并担忧的用关系等“新”视角作为基本功扎实的机制分析的替代、包装逻辑混乱的叙事等现象，除了来自他所批判的专业水平问题外，可能恰恰来自他所告诫的对象将关系视角视为某种“新名目”标签所做的误解与误用，特别是对其十分悠久的理论源头和历史的忽视，以及对关系概念的泛化与不严谨使用，这更突出了系统介绍与澄清关系视角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另一方面，关系视角所涵盖的方法论，实际上既包括质性方法，也包括定量方法，既可以进行纵向历史分析，也可以进行横截面分析，下文中所提及的布迪厄普及的多重对应分析，和笔者将进行更详细介绍的关系类别分析，都是十分重要的关系视角的方法工具，因此关系视角也并不能完全被概括为“质性研究的新理论与新方法”。诚然，这些方法确实在本土社会学成果中不太常见，但在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之中，出现了一些相关成果，例如在公共卫生领域，有用多重对应分析方法展开的对医保、婚育和工作满意度等方面的研究。因此，本文将详述关系视角的经典理论源头，并从理论与方法论两大方面对关系视角展开探讨，结合具体研究对其定性、定量两种方法论进行介绍。

之所以说“关系”是根本研究起点，是要强调它所带来的视角转换，是从社会学研究，甚至人文社科以及自然科学的基本单位（unit）开始的。顾名思义，在关系社会学里，或者更广泛的关系视角之下，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基本起始单位是关系。而关于关系的理解和侧重，在统称为关系社会学的领域中各有不同：埃米尔贝尔（Mustafa Emirbayer）在《宣言》中借助的是实用主义思想家杜威（Dewey）和本特利（Bentley）的理论，区分了自动（self-action）、互动（inter-action）和联动（trans-action）。自动与互动都是关系社会学所对比的实体论的一部分，即不论是微观个人还是中观、宏观集体与组织等，都被视为能够发生自动以及互动的实体。而联动就是他所强调的关系论的核心，联动学说是用描述和命名系统来指涉行动的不同方面和阶段，而又不把它们归于“元素”或者其他能够割裂开来的实体与本质，同时也不把这二者之间分离开来。联动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而非稳态的、相对固定的。埃米尔贝尔分别以权力、平等、自由和自主性为例，指出它们皆非可以“获得”和“拥有”的实体般的所有物，而是不断展开的联动。因为联动的核心地位，他将关系主义也称为联动主义（transactionalism）。

而在关系论代表人物之一的布迪厄的理论中，关系是结构性的、并不能直接观测的，换句话说，关系是结构位置之间的，不论所谓的结构是社会结构、思维结构、空间结构，还是概念上的结构或者语言学上的结构。且结构关系和结构关系之间，也有着结构关系，他在一些作品之中反复使用的同构性（homology）概念就表达了这种层层嵌套的复杂性。他的场域理论、分类斗争理论等等，都体现出关系在他的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他并未对关系进行定义性质的描述，而是十分强调关系式思维，并以此同实体化思维进行严格区分，延续了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卡西尔（Cassirer）的思想遗产（该区分以及卡西尔的理论将会在第二部分继续探讨）。而欧洲的关系论倡导者，则对布迪厄的关系论提出质疑，反过来对布迪厄所认为的更为表面、反映着结构关系的互动关系和社会关系更为强调。比较有代表性的克罗斯利（Nick Crossley）在对布迪厄的场域等关系理论进行系统批判的同时，提出了自己对于关系的定义，即迭代互动的实际路径（lived trajectories of iterated interaction），并提出了互动的四个维度：符号的、情感的、习俗—即兴、策略和权力交换。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无法全面综述各种关于关系定义和关系社会学的争论，更无资格进行选取裁断，因此采取一种更为温和折中的视角来理解。笔者认为，对关系（relation）以及关系社会学的不同理论倾向和方法论选择，可以以一个从“显”到“隐”的序列来进行排序：将关系理解为社会关系和互动关系的关系社会学，是将关系以一种更明显可感的方式来理解；布迪厄那种将无法直观感知的结构关系视为更为根本与真实、而将可见的网络关系与互动交流等视为这一背后真相的显化的，是这个序列的另一端；实用主义的联动与过程性思想，介于两者之间，即其一方面非常严格地区分了互动和联动，一方面又不认为联动是无法直接可见的。从认知论角度来说，这体现的是一种下文将探讨的关于“认知论决裂”（epistemological break）的不同倾向。而不论对关系的定义采取哪种倾向，其出发点与传统主流构想方式的根本差异在于，后者的基本单位是元素（element），或者实体（substance），且实体是自生（self-generating）、自动（self-moving）、自驱（self-propelling）与自足的（self-subsistent）。在实体化的视角里，实体是更为先验的、相对稳定的，相对独立也可以发生互动；而在关系视角里，实体本就存在并嵌入于一套关系系统中，无法且不应当被单独提取出来对待。实体与关系是共生共变、动态过程性的，因此关系也不能被化约成实体。后面部分的经验案例中，笔者会做更具体的展示。

在传统社会学中偏个人主义的流派里，作为基本单位和研究起点的实体是以肉体（或思维、精神）为边界的个体行动者，而在更为中观和宏观的脉络之中，此类实体为群体、组织、制度（institution）等类物和相对均质的实体；而不论微观宏观，被当作实体的也有可能是某种“本质”（essence）或者“属性”（property），既有可能是个体属性，也有可能是事物、群体或者宏观的属性，如“贫穷”（形容人）、“高雅”（形容艺术)、“理性”（形容组织）等等。埃米尔贝尔总结道：社会科学中有两种表面看似针锋相对而实际上却不谋而合的思想，一种是经济学以及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另一种是新康德主义式的非理性行动理论。前者预设理性计算的行动个体，有着较为稳定的利益、目标和偏好并以此进行行动选择，而在解释多个个体行动的综合结果时则要借鉴博弈论；后者则针对理性人假设和理性选择视角的功利主义与狭隘性，突出非理性社会规范与理念的地位，关注并分析非理性的行动，而这样的侧重则超越了社会学单个学派，成为了社会学学科本身的标志之一。这两种思想虽然表面看起来截然不同，背后却共享一套预设和起始点，即上文提到的，以实体而非关系作为研究基本单位，二者的实体都是个体行动者。因此，结合自动、互动和联动的区别，我们就能理解为何互动论并不就是关系社会学，互动关系也并不是关系社会学中所说的关系：所谓互动，也预设着相对独立稳定的实体个体，实体本身在互动之中保持相对不变，而这恰恰是关系社会学所反对的。

而在更为中观和宏观的脉络之下，实体则是群体、组织和制度等等。主流思想例如功能主义、系统论、结构主义和比较历史研究中，这类研究起点和基本单位往往都被默认或建构为实体。虽然此类实体不能被看作个体的集合，而是有各自组成部分的有机体，但是它们也一样被视为具有实体性质和行动能力的实在物，研究者以此为起点去发掘各种动态与规律。群体（如职业群体、阶级等）、组织（公司等）和制度（社会与经济等）等实体，在当代研究中，特别是文化转向之后，都被重新审视与解构：从群体边界和群体建构，如拉蒙特（Michèle Lamont）关于边界工作和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等人对于种族和族群的研究，到1977年梅耶（John W. Meyer）和罗文（Brian Rowan）的发表所开启的新制度主义社会学，以及制度的建构与划分等研究议题的突破，都挑战了以往的研究手法和思维方式。而不论着眼点是微观还是宏观、关注的是互动还是较为稳定的状态，实体视角与关系视角都有着巨大的区别。在关系社会学中，实体被认为是关系的产物，小到个体行动者（不论是否是理性人），大到社会、市场这样的宏观范畴，都无法和一系列的关系割裂开来，它们首先是在关系中和通过关系存在的：个体行动者是嵌入在随时空变动的活动与事件之中的，从关系性中割裂的、真空中的个体实际是不存在的；宏观实体也是在与其他类似实体的区别、关联等各种关系中获得实体的面貌并被当作实体来对待的。埃米尔贝尔指出，实体论和关系论虽然泾渭分明，但是无法成为划分学派以及单个学者毕生思想的界线。社会学奠基者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都在不同作品和不同时期对实体和关系视角采取了不同的倾向，当代的结构功能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也有着视角上的转变。

因此，关系社会学并非颠覆传统，而是对传统与当代研究的另一侧面的继承与发扬。这一说法的明确提出与范式转换，首先当然是替代性路径的提出和学术思维的革新，又同时是两大方面的重要创举。一方面，这是一种对研究行动和研究思维的自我反思：社会科学中的概念范畴，不再被仅仅当作接近事实的外在工具，通过不断完善和精细化就可以获得提升，而是被视作一种认知建构并对此加以警惕——这种建构与现有的语言和思维定势紧紧捆绑，因此可能是貌似合理实则片面的，如若不断对其进行再生产和推广，则使得更全面的理解和其他的建构可能性被遮蔽。另一方面，这一转变也体现出了对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尊重与借鉴，这种借鉴本身也是一种打破学科边界的去实体化思维的实践，下一部分将对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实用主义学者杜威与本特利的联动视角，以及布迪厄的关系视角，对实体与关系的探讨都追溯到古典哲学思想和自然科学的传统。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以实体为核心，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大家普遍认为存在着自驱的、不断运动的事物（things）。这种思维影响着世世代代的思想家与科学家，直到伽利略的出现。而在现当代，它的影子仍旧可以在上文提到的社会科学中对被意志所驱动的行动者，以及集体与宏观层面的实体的构建中看到。埃米尔贝尔引用当代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强调实体实际是无法独立并先在于关系而存在的。而布迪厄也同样将实体化思维的源头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并对卡西尔有着大量的借鉴和讨论，同时也对自然科学的洞见有着明确的区分与参考。有论者指出，布迪厄的诸多核心理论关切在英美社会学中被忽视，与后者对哲学传统，以及法国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了解不深有关。鉴于欧美关系社会学对这一共同思想源头的重视，笔者此处将主要介绍卡西尔对事物和关系的探讨。

在著作《实体、功能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卡西尔指出了对现代科学影响巨大、源自古典哲学的重要区分， 即事物概念（thing-concepts）和关系概念（relation-concepts）的区分。卡西尔指出，理解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要通过他关于存在和概念的学说来进行。亚里士多德明确区分了概念的存在和具体事物的存在，赋予了实体概念逻辑上的一种不言自明的先导位置，各种各样的逻辑和语法都是以更深层的事物为存在和应用的基础的。数量和质量、时间和空间等本身都并不存在，而是某种绝对存在的现实的表现。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里，关系被赋予一种依附性的、次要的位置，它无法改变实体概念的“本质”，而只能作补充和外在修饰。关系或者联系被认为是概念的“非核心”特征，因此可以被忽略又不犯逻辑错误。而当代的科学发展中可以被概括为实体化与关系论的两种逻辑，实际上就来自他们对事物概念和关系概念的侧重的不同。这解释了实体化和关系式思维的哲学源头，以及为什么前者保持统治地位，后者直到近现代才能由自然科学带领成为一种替代。

在另外一部关于启蒙哲学的著作中，卡西尔比较了笛卡尔和牛顿的科学哲学，而布迪厄在对关系式思维的探讨中，则明确地采用了后者，即牛顿的科学哲学，并指出其对物理世界的看待与探索方式可以被应用到社会世界中。而这样的科学哲学，是关系社会学，特别是布迪厄所强调的互动关系背后隐藏的不可见的关系的思想基础，能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大家熟知且颇为流行的“场域”（field）概念：

通过“场域”概念，我所提出的是一种类似于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的东西，所研究的是看不见的空间。这些空间需要通过建构来解释行动，而在这些空间中的力只有通过其对个人及其行为的改变才能捕捉到。我认为时至今日社会学都还未完全完成这一突破，尽管某种意义上一直有着这方面的努力（涂尔干在追求这个目标但是遵循着一条不同的逻辑）。我认为社会学只有通过规避个人、群体和他们之间外显的关系这类明显可见的对象才能获得真正科学的研究对象。交流、互动、交换和合作等关系确实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它们的基础并不可见。因此我们必须超越社会世界的可见层面而处理不可见的事物、独立存在的关系甚至外在的实践表现的集合。用简单的形象来说，我可以拍摄记录两个陌生人之间的表达，但是他们也许所表现的是超越这个实际交流的机制。

此部分笔者以国内外读者都较为熟悉的品味研究来介绍关系社会学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以呈现关系社会学的发问和探讨方式。概括来说，关系社会学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路径，以对常识或者以往研究中被直接当作实体的对象的纵向建构过程和横向结构空间的关系的挖掘为核心。例如，以“上层阶级热爱高雅艺术”——这一往往被当作是来自布迪厄品味研究的学术常识，同时也可以说是非学术的日常生活常识——为出发点，有着三种不一样的发问和分析方式。首先从发问上，即何为值得关注的悖论上，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异。例如，在对阿根廷的歌剧迷的研究中，作者的问题之一是：歌剧这一源于欧洲的高雅艺术为何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都经历着衰退的阿根廷成为中产阶级的狂热爱好？此类发问在品味研究中并不鲜见，特别是在对布迪厄的《区隔》进行批判时，很容易在跨国比较语境中产生，这类问题意识一般来自这样的观察，即某种在某一时空和某群体对应的文化产品/活动等，在另一时空与另外的群体相对应，研究者以此为研究立意和发问起点。而这一悖论要成立，暗含的是一种相对实体化的解读：“上层阶级喜欢（某类）高雅艺术”或者“上层阶级文化排他性更强”，是将上层阶级的实体群体与艺术的高雅这一实在性质的对接的表达，且这种对接被认为是较为固定的，因此在其他时空环境中所观察到的其他对接方式才可称为某种悖论或者矛盾。

而通过对高雅艺术的建构过程的历史分析，以及场域理论的应用，我们则可以看出以实体出发所提出的研究问题，会自动因为从实体到关系的视角转换而消解其悖论的性质。迪马乔（DiMaggio）对波士顿交响乐团和美术馆的分析，以及布迪厄的《区隔》中的提问和经验研究手法，就分别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展现了这一点。迪马乔在研究中追溯了“高雅”“通俗”被建构与对立，并与美国社会的分层发生对接的制度历史。他指出，当前广泛接受的所谓高雅和通俗的二元对立，既不体现艺术的本质特性，也并非机械映射它们的消费群体，而是通过城市精英有组织的构建而实现，这样的过程发生在1850年到1900年之间。在这之前，美国的文艺消费处于百花齐放的杂烩阶段，不论是音乐会、美术馆还是博物馆，都可以看到现在完全不可能出现在一起的混搭：博物馆里既陈列油画，也展出毛绒玩具；剧院既上演杂技，也上演莎士比亚作品。而只有到了波士顿的精英在面对移民潮和社会变迁所带来的结构与文化转变的威胁后，创建了维系高雅艺术区隔的美术馆和交响乐团，通过合同、资金等形式进行分类和排他，动用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舆论和大众视野中进行制度层面和思维层面的重新划分之后，才有了私人与半私人的非营利艺术机构与商业性质的流行文化产业的诞生与对立，所谓“高雅”与“低俗”的二元才真正地从制度、组织和思维层面都获得确立。在迪马乔的经验研究中，我们看到了去实体化的纵向思路：与“上层阶级热爱高雅艺术”的实体思维不同的是，他通过历史的视角和建构过程的追溯，将当前貌似稳态的、固定的阶级群体进行实体的解绑，同时将“高雅”这一往往在日常生活和学术语言中都默认为实在的、不言自明的属性及被认为具有该属性的事物进行了解析，让我们看到了关系的重要性：所谓上层阶级是在通过与其他阶级的关系中确立的，艺术的高雅是通过与其他艺术的区分而实现的，这种对比区分而又相互依存的关系的建立通过一系列的资源和行动才得以完成，因此关系是分析的起点，实体的面貌是关系确立与变更的结果。

通过品味研究的常规问题意识以及纵向、横向两个层面的关系社会学分析可以看出，实体视角下的悖论与问题意识，与关系视角下的悖论与问题意识差异较为明显，后者甚至可能消解前者所提出的悖论本身：上文提到的歌剧在阿根廷成为中产阶级的爱好，可以将音乐流派和群体放置在社会空间位置的关系之中来看，那么看上去是与“预测”相反的“悖论”，可能马上呈现出意料之中、本就属于原本理论所包含的可能性的对应关系，详见图2。具体来说，正因为阿根廷经历着社会、经济方面的转型，因此不仅是社会空间的位置之间即阶层边界相对不固定，艺术场域也出现了相对松动的状态，所以在这样的时期里，歌剧热不仅不是悖论，而是再次体现了场域的同构关系，这与欧美的歌剧与阶层之前曾经的关系结构虽然表面看上去不同，根本原理并不矛盾。当然，纵向和横向的这种区分只是笔者为了介绍便利所做，并非相互割裂，在纵向的建构过程中也包含着横向关系结构的变化，而横向关系结构的变化也有着纵向的过程，这两个维度对于关系社会学的问题意识和分析都是不可或缺的。

图1 实体与关系式思维比较

图2 阿根廷歌剧热可能的关系式解释

在上文提到的《区隔》以及诸多研究中，布迪厄领衔并推广了一种统计学方法：多重对应分析（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MCA），这种方法与主成分分析具有亲缘性并非常适用于关系式视角下的研究：它所探究的是多个类别变量之间的关系，并可以将结果进行可视化。布迪厄一开始在20世纪70年代在与法国统计学家的合作中实践并发展了这一方法，并用它来研究和呈现社会空间内的关系。对于布迪厄所倡导的这一方法的历史回顾与最新综述，以及对其适用性与局限性的介绍，可参考阿特金森（Atkinson）的梳理。笔者在此处介绍两种在关系社会学正式提出后被应用或提出的新方法，分别是定量的关系类别分析（Relational Class Analysis, RCA）以及定性的关系民族志。

在对共享理解（shared understanding）的分析中，戈德堡（Goldberg）对文化与态度研究做了从元素到关系的重大推进，对态度的异同提出了替代性的构想方式：态度的“相同”不等于对具体某个事情的有着完全一样的观点，而是对不同事物的相对重要性，或者重要性结构关系有相同的认识。两个人对某件事情（他举的例子是堕胎）的观点也许针锋相对，但是又都认为它属于女性身体自主性的议题；而其他人则可能认为它属于社会福利议题。他所研究的音乐品味也是这样，也许两个人对具体某种音乐的具体好恶不同，然而如果和他们对其他音乐类型的态度结合起来看，这两人对各类音乐的排序和联系的认知可能又比较相似。这样我们就看到态度的关系性（relationality）：态度的异同不仅仅是元素式的相同与相似，还是一种关系结构的相同与相似。而关系类别分析（relational class analysis）则是一种用来探索这样的态度关系异同的方法。与传统的变量式的态度比较方法不同，关系类别分析不只是将态度作为一个个元素来在个体之间进行比较，而是比较不同个体的态度之间的关系模式。

戈德堡指出，既有的定量方法一般只能处理一个方面的关系，要么是变量和变量之间（例如多维度尺度变换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和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要么是个体和个体之间的关系（如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而要探究共享态度的关系，则既要看变量之间的关系，也要看个体之间的关系。而关系类别分析则能通过关系性（relationality）和表（graphs）解决这一难题。关系性测量的是同一组变量组成的两个向量是否存在相似结构，从操作上来说，两个向量之间的关系性是每一个向量的每一对数值的之间的差别之间的一致程度；具体到音乐品味的例子，就是两个人的音乐品味的构成关系的相似性。关系类别分析通过逐个计算每一对观察对象的关系性而将样本分成遵循同一逻辑的子样本，即每个子样本中的观察对象有着相似的思维图式。而这具体是通过三步来实现的：首先计算每一对观察对象的关系性，得到一个加权、无方向的全部关系图；第二，关系图中统计上不显著的线被删除，留下的线转换成绝对值；最后，通过图式分区算法把图中的观察对象分成图式相似的子样本。

这一方法非常明显地突出了关系社会学的特点并反映了关系的嵌套性质：以关系为基本研究单位和出发点（关系性测量的是变量之间的关系构成），而在此之上所比较得出的研究对象之间即向量之间的关系，则是关系之间的关系；最后通过这些关系之间的关系所分出的子样本，则是在关系之间的关系上又揭示出了一层关系。戈德堡将此方法引进到社会学中，大大扩展了研究可能性，他甚至提供了配套的R语言包。当然，并非只有复杂的统计方法才能实现从实体到关系的转变，历史悠久的民族志也一样能提供与关系社会学相匹配的工具，戴斯蒙德（Matthew Desmond）所提出的关系民族志（relational ethnography）就是专门与关系社会学相呼应的定性方法。

戴斯蒙德强调，民族志研究者往往忽略最基本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的问题，而这并非因为他们缺乏反思性和方法严谨性，实际上，关于民族志方法的各类问题几乎都被严肃讨论过，唯独没有讨论研究对象这样的基本问题。而这一问题之所以被忽略，是因为研究对象往往是被“遇见”（discovered）甚至“撞见”（stumbled upon），而非“赢取”（won）的。而为什么要“赢取”研究对象？戴斯蒙德所指的正是布迪厄所一直提倡的“认知论决裂”，他指出，研究对象要通过克服幻象和日常知识来赢得，为此要投入大量的反思和分析劳动，这些投入也是构建理论模型的一部分。但是民族志研究者在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往往绕过这一艰难的初始一步，而完全依赖日常的思维范畴。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往往以一种齐整的、原子式的实体面貌出现，因此民族志就围绕这些以地点和社会分类划定的相对稳定实体开展。戴斯蒙德总结道，虽然民族志的研究对象看似丰富而广泛，实际上深究起来就是两种：群体民族志或地点民族志（ethnographies of groups or places）。前者主要研究被社会或者研究者划为一类的人的习惯、信念、行为和互动等，这些人被划分的依据包括种族、性别、阶级、性取向、职业、政治认同、宗教或者其他一些特征。后者关注的是组织、结构和某类社会处所的动态，例如居住区、工作场所或者政治组织等等。

群体和地点对于民族志研究来说是自然的实体，是因为它们是常识思维中的主导范畴，也占据着新闻学、艺术、媒体、大部分的社会学和日常交谈。轻而易举而看似无害地去做警察民族志、青少年民族志、唐人街民族志或者通用汽车民族志的这种选择，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系列的本体论预设之上的，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世界是由群体和地点这样的实体组成的。戴斯蒙德强调，这恰恰就是卡西尔所说的实体化视角，这种视角以内部同质、外部区分清晰的实体为研究起点。实体化的思维，除了上文提到的将世界视为由实体所组成的那种“抽刀断水”的本体论预设以外，还有另外两个缺陷，第一个是群体实体化，第二个是过程简化。前者只看到作为结果的群体实体，而忽略其建构过程和维护机制；后者忽略时间维度，以对实体的快照式状态描述和呈现去代替对过程的敏感与分析。为了解决民族志研究中的实体化视角的缺陷，戴斯蒙德提出了民族志方法的关系路径：即将至少两种占据社会空间不同位置并存在相互依存或斗争关系的行动者或者组织纳入民族志样本。他分步解释了这一路径的三个要素：第一，占据社会空间的不同位置并相互关联；二，至少两类行动者或者组织；三，全面投入民族志样本。第一个要素即突出了关系的首要性：戴斯蒙德引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指出自己的关系视角是现实主义的，因此场域是不同的客观关系空间中占据不同位置的个人和组织组成的，关系民族志关注的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因此，关系民族志至少要研究同一个场域之中参与分类斗争的不同结构位置上的行动者和组织。第二个要素，至少两类行动者或者组织，并不意味着要开辟多个田野点甚至长途跋涉，特别是场域是在同一地点的时候。戴斯蒙德指出，在一开始着手建构研究对象的时候，聚焦于场域中的两个点的关系是比较清晰的，一个场域的关系可能是无穷尽的，但是最关键的不是关系的数量而是关系本身，后者要被当作民族志解释的基础构造。他又特别强调，与常识的认知论决裂不意味着要用不接地气又被当作比“民间”范畴更优越的学究式理解做取代。研究对象自己对关系结构的理解也许比研究者起初认为最核心的关系更能帮助研究者理解研究对象的观念和行为。因此，科学地建构民族志研究对象意味着双重决裂：一方面要和常识与实体化决裂，一方面也要和学究主义决裂。第三个要素，全面投入，指的是让研究对象的人生尽量全面而真实地影响自己的人生。这包括与自己想要深入了解的人建立交流、保持长期接触、观察与经历他们的行为等等。戴斯蒙德指出，具备关系式思维并不意味着就能做出关系民族志；同理，从一个实体群体或者地点入手开始研究，并不意味着做的就是实体化研究而非关系民族志，关键问题在于在田野工作中如何推进、是否以关系视角探索场域中其他的位置上的对象。因此，实体化的群体或者地点民族志也可以在研究过程中被转变成关系民族志。从具体操作上，他给出了四条建议，即研究场域而非地点，研究边界而非边界框定的群体，研究过程而非过程后的人，研究文化冲突而非群体文化。

综上所述，关系视角所开辟的研究可能性非常宽广，关系社会学有着深刻的认知论基础以及完备的实证研究工具。不过，其推广并未绵延持续，成果在一段时期的蓬勃之后也逐渐减少，笔者尝试在最后针对这一现状提出自己的解释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