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

摘要:2021年3~7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对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兰亭街道兰亭村的55座战国至明清时期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两座西晋墓(M3、M26)结构保存较好,规模较大,墓内装饰青龙、白虎等画像砖以及有明确纪年的文字砖。铭文显示,两墓年代均为元康九年(299年)。两墓方向一致,形制相同,均为双“凸”字形双室砖墓,所设长达30余米的排水沟较为罕见。出土随葬器物10余件,包括瓷器、金器、铜器等。其中M3是绍兴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结构最为复杂的西晋墓葬。两墓的发掘对于深入研究西晋时期的社会经济、宗教意识、文化艺术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  概况

2021年3~7月,为配合基本建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对基建项目用地进行了发掘。项目位于兰亭国家森林公园西侧,地属柯桥区兰亭街道兰亭村,西距308省道0.8公里,东北距绍兴城区7公里。此处群山起伏,绿水环绕,古迹密布,徐渭墓、王阳明墓、印山越国王陵、兰亭景区均在附近(图一)。

▲图一 墓葬位置示意图

发掘区域系一座高约20多米的山前平缓土丘,三面环山,视野开阔,西为狗头山,东为刀斜山,娄宫江从西侧经过北流向东入绍兴城区,是一依山临水的怀抱之地,地形优越。墓地占地约1.1万平方米,共发掘战国至明清墓葬55座。其中,两座西晋“元康九年”(299年)纪年砖室墓(编号M3、M26)结构保存较好,坐北朝南,方向一致,M3居西,M26居东,二者相距6.4米(图二)。现将两墓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图二 M3、M26俯视(上为东)

二 墓葬

(一)M3

1.墓葬形制

M3为竖穴土坑前后双室穹隆顶砖墓,由墓坑、墓道、排水沟、封门、甬道、前室、过道及后室组成。M3平面呈双“凸”字形,方向190°,南北内长10.5、东西内宽3.23、内高3.43米(图三、四)。后室券顶距现地表5米。前后室均为四边券进穹隆顶,甬道和过道为券顶,砖室皆建于铺地砖之上,壁及顶均双层砖砌。

▲图三 M3平、剖面图

▲图四 M3(由南向北摄)

墓坑平面呈“吕”字形,南北向,略大于砖室,向南逐渐收窄为墓道。墓坑长11.35、最宽4.18米。周壁陡直,上部北高南低。墓坑内填灰褐色花土,土质疏松,未夯打。北端开口距现地表2.1米,坑底距现地表8.8米。

墓道平面近梯形,北宽南窄,上宽下窄,剖面呈倒梯形。下部为平底,上部随地势北高南低,向南延伸至土丘边缘。墓道内填灰褐色花土,土质疏松,未夯打。墓道发掘长度3.34、下宽1.5~2.28、北端残深3.5米。

排水沟位于封门前的中部,由5层砖砌成,封门前揭露部分长30.6米。底部横铺砖1层,中部纵铺砖2列,形成高6、宽4厘米的排水孔道,其上铺3层盖砖(图五)。排水沟从甬道铺地砖下穿过,与后室排水沟相接,经过前室时稍向西折,贯通整个墓坑底部。墓室底部的排水沟构造稍有不同。后室排水沟为3层,底部纵铺砖1层,其上纵铺砖2列,形成高6、宽3厘米的排水孔道,上再纵铺1层盖砖。过道和前室排水沟为4层,多1层盖砖。

▲图五 M3排水沟(由北向南摄)

封门墙砌于甬道口内,双层,宽1.22、厚0.36、残高0.9米。平铺叠砌,残存15层(图六)。甬道口外顶上方用双层砖砌出一道券形门楣,其上挡土墙顺砖平砌12层,与墓道北口等宽,高出甬道券顶0.54米。

▲图六 M3封门(由南向北摄)

甬道内长1、宽1.22、高1.36米。两壁先砌筑二顺一丁、三顺一丁组砖,其上用刀形砖、楔形砖、长方砖组合起券至顶,底砖两横两纵铺砌。

前室为四边券进式穹隆顶,平面呈不规则横长方形,东西长3.23、南北宽2.42、高3.17米。底部两横两纵铺砖2层,下有1 层垫土,垫土下中部为排水沟。砖墙底部为两顺一丁1组、三顺一丁4组,然后四顺一丁1组、三顺一丁4组、二顺一丁3组或顺砖平砌9层由四壁向中央同时券收至顶。四壁起券交接处各有两道刀形砖填缝直至顶部。前室北壁和西壁大部被盗毁。前室南壁顶部东端有一早期盗洞,后被乱砖填塞(图七)。

▲图七 M3前室南壁及甬道(由北向南摄)

过道被盗毁,仅存两壁最底部一层。由拆除后的残迹可知,过道原为券顶,平面呈长方形,长1.98、宽1.23米,高度不详。 铺地砖呈“人”字形平铺2层(图八)。过道东西两侧各有两个方形生土隔梁,壁面陡直光滑,系挖墓坑时预留。

▲图八 M3过道(由南向北摄)

后室亦为四边券进式穹隆顶,平面呈纵长方形,长5.1、宽2.58、高3.43米。底部砌法同过道,仅铺至棺床前。距前壁1.6米处至后壁砌出与后室等宽的棺床,长3.5、高0.18米。棺床为预留生土台,在中部挖槽铺砌3层排水沟,之上铺1层垫土,然后错缝横铺1层砖,再斜“人”字形平铺1层砖。棺床南端用1排断砖侧砌,其上纵铺1排砖锁边。砖墙底部先四顺一丁1组、三顺一丁5组,然后三顺一丁4组、四顺一丁3组再顺砖平砌2层由四边向中央同时券收结顶(图九)。四壁起券交接处各有两道刀形砖填缝直至顶部。后室后壁大部、东壁小部、棺床大部遭拆除,墓顶被一南一北两个盗洞破坏。盗洞1平面近方形,位于后室东西两壁顶部南端,长0.97、宽0.95米。盗洞2平面近方形,位于后室北壁顶部中央,长0.5、宽0.49米(图一〇)。距后室北壁外侧0.07米处紧贴墓坑北壁有一面砖墙,厚0.06、高3米。上下用长方砖错缝侧砌,中部用一排楔形砖2块一组立砌。

▲图九 M3后室东壁、南壁(由西北向东南摄)

▲图一〇 M3后室(由南向北摄)

2.墓砖形制与纹饰

墓葬用砖分长方砖、刀形砖、楔形砖三类。

长方砖分三种。大长方砖,长37、宽17、厚6厘米。中长方砖,长36、宽17.5、厚4.8厘米。小长方砖,长32、宽16、厚4.5厘米。大长方砖用于前室和甬道,中长方砖用于后室墓壁下部和棺床,小长方砖用于后室墓壁中、上部。

刀形砖分两种。一种稍大,长37.6、宽17、厚4~5.5厘米。一种稍小,长34.5、宽15.5、厚3~4.7厘米。大刀形砖用于前室和甬道券顶,小刀形砖用于后室券顶部分。

楔形砖分大、中、小三种。大楔形砖,长37.5、宽12~17.5、厚5.6厘米。中楔形砖,长35.5、宽11.5~17.5、厚5.2厘米。小楔形砖,长32、宽10.2~16、厚4.2厘米。大楔形砖用于前室和甬道券顶,中、小楔形砖用于后室券顶。

墓砖上普遍模印纹饰或铭文,均为阳文,砖的顶面和底面均印有绳纹。可分8类。

Ⅰ类:大长方砖。在砖的一侧模印“元康九年太岁在己未八月十日造”(图一一、三二∶1)。

▲图一一 M3前室西壁Ⅰ类砖(由东向西摄)

Ⅱ类:大刀形砖。在砖的薄侧模印“元康九年太岁在己未八月十日造作”(封二∶1;图三二∶2)。

▲封二:1 前室东壁Ⅱ、Ⅲ类砖(由西向东摄)

Ⅲ类:大楔形砖。在砖的一侧模印“元康九年太岁在己未八月十日造”,窄端模印双“”间“回”纹(封二∶1;图三二∶5)。

Ⅳ类:小刀形砖。在砖的薄侧模印“元康六年未月卅日”,一端模印龙纹(封二∶2;图三二∶6)。

▲封二:2 后室东壁Ⅳ类砖(由西向东摄)

Ⅴ类:残长方砖。在砖的一侧模印反书“上”字或正书“下”字,仅在前室墓壁中部发现2块(图三二∶8、9)。

Ⅵ类:中长方砖。在砖的一侧模印青龙白虎纹。龙身修长,长角,张口,吐舌,长尾,挺胸曲颈,四足刚劲有力,作奔跑状,腹侧双翼飘扬,犹如在空中游动。白虎虎身修长,竖耳,口大张,口吐宝珠,钩爪,颈部向后弯曲,双翼飞扬,长尾上翘回勾,作奔驰状。青龙居左,白虎居右,二者之间饰以六瓣莲花纹。一端模印兽面纹(封二∶3;图一二、三二∶4),分两种。一种兽面纹眼、眉斜立,有水滴状双眼眶,眉心处有一T形纹,圆角方形口,露舌,口下垂有整齐的胡须,三瓣鼻,鼻梁细长,上端向两侧延伸成眉。另一种兽面纹眼、眉不甚倾斜,双线眉,有水滴形眼眶,卷云纹鼻,鼻梁为一道竖线,额中央饰梯格纹,口大张,上下齿和舌外露,颌部饰数道横线,颌下、两颊和额头饰兽毛纹。

▲封二:3 后室东壁Ⅵ类砖(由西向东摄)

▲图一二 M3后室西壁Ⅵ类砖(由东向西摄)

Ⅶ类:小长方砖。在砖的一侧模印三钱菱形纹,一端印胜纹、锯齿纹(封二∶4;图三二∶7)。

▲封二:4 后室东壁Ⅶ类砖(由西向东摄)

Ⅷ类:中楔形砖。在砖的窄端模印兽面纹,与第一种兽面纹相似,较小,单眼眶,不露舌,额头无T形装饰(图三二∶3)。

▲图三二 M3出土铭文砖拓片

1.大长方砖 2. 大刀形砖 3. 中楔形砖 4. 中长方砖

 5. 大楔形砖 6. 小刀形砖 7. 小长方砖

8. “上”字残长方砖 9. “下”字残长方砖(均为 1/4)

3.出土器物

此墓遭扰乱,随葬器物被洗劫一空,人骨和葬具不存,仅在后室扰土中出土若干铜钱和铁棺钉。

铁棺钉 1组(M3∶2)。锈蚀严重,多残断。蘑菇形钉帽,断面为长方形。长28.8厘米(图三三∶1)。

铜钱 1组(M3∶1)。锈蚀黏结,可辨有三类。货泉,依据字体分两种,每种又可分为有内郭和无内郭。直径2.3厘米(图三三∶2~5)。五铢,直径2.4厘米(图三三∶6)。无文钱,直径2.1~2.5厘米(图三三∶7)。

▲图三三 M3出土器物

1.铁棺钉(M3 ∶ 2) 

2、4. 无内郭货泉(M3 ∶ 1-2、1-4)

 3、5. 有内郭货泉(M3 ∶ 1-3、1-1)

6. 五铢钱(M3 ∶ 1-5)7. 无文钱(M3 ∶ 1-6)

(1 为 1/5,余为 1/1)

(二)M26

1.墓葬形制

M26与M3结构相同,稍小,埋藏深于M3,亦为竖穴土坑前后双室穹隆顶砖墓,由墓坑、墓道、排水沟、封门、甬道、前室、过道及后室组成。平面呈双“凸”字形,方向与M3相同,亦为190°,南北内长8.38、东西内宽3.23、内高3.02米(图三四)。后室券顶距现地表6米。前后室均为四边券进穹隆顶,甬道和过道为券顶,砖壁及顶均为双层,砖室皆建于墓底铺砖之上。

▲图三四 M26平、剖面图

1.青瓷鸡笼

墓坑平面呈“吕”字形,南北向,后室部分上下基本等大,前室和甬道部分口小底大,下部与砖室等大(图一三、三五)。墓坑长9.12、最宽处3.96米。周壁光滑,北高南低,底部平坦。北端开口距现地表1.1米,坑底距现地表9.6米。墓坑内填灰黑色花土,土质疏松,未夯打。后室墓坑东壁、西壁与前室墓坑东壁发现四个半圆形柱洞(编号柱洞1~4),残长2.05~3.82、宽0.18~0.32、进深0.07~0.14米。柱洞1与柱洞4东西对称,推测原应有墓上建筑(图一四)。

▲图一三 M26墓坑上部(由北向南摄)

▲图三五 M26墓坑平、剖面图

▲图一四 M26墓坑柱洞(由西向东摄)

墓道上宽下窄,西壁陡直,东壁斜收。上部平面近不规则长方形,东北角稍外扩,北宽南窄,下部平面呈长方形,剖面呈倒直角梯形。下部为平底,上部随地势北高南低,向南延伸至土丘边缘。墓道内填灰褐色花土,土质疏松,未夯打。墓道发掘长度7.5、上宽2.4~3.05、下宽1.33、北端残深6.1米。

排水沟位于封门前侧中央,由4层砖砌成,封门前揭露部分长34.7米。底部横铺砖1层,中部用砖纵铺3列,形成宽8、高6.5厘米的2条排水孔道,其上横铺2层(图一五)。排水沟从甬道底砖下穿过,贯通整个墓坑底部。墓坑底部的排水沟为2层,与甬道外铺法相同,其上为墓室铺地砖,经过甬道时下降一砖高度,以利排水。

▲图一五 M26排水沟(由北向南摄)

封门墙两重,甬道口内外各一重。外封门错缝平铺,紧贴墓道两壁,西边陡直,东边外弧,高1.6、宽1.52、厚0.2米(图一六)。内封门先平铺砖2层,再侧砌1层,之上“之”字形斜砌砖3层,然后平砌砖4层,高1.14、宽1.1、厚0.39米(图一七)。甬道口外顶上方用双层砖砌出一道券形门楣,其上砌残砖数块作为挡土墙,高出甬道券顶0.6米。

▲图一六 M26外封门(由南向北摄)

▲图一七 M26内封门(由南向北摄)

甬道长0.97、宽1.12、高1.03~1.13米。甬道、前室、过道、后室铺地砖铺法相同相连,均为两横两纵。两壁先砌三顺一丁和三层顺砖,然后用刀形砖、楔形砖、长方砖组合起券至顶。

前室平面呈横长方形,东西长3.24、南北宽2.49、高3.01米。四壁先砌二顺一丁1组、三顺一丁3组,然后由四边向中央砌7组三顺一丁内收起券结顶,四壁起券交接处各有两道刀形砖填缝直至顶部。

过道平面呈长方形,长1.25、宽1.12、高1.06米(图一八)。过道东西两侧各有两个方形生土隔梁,壁面陡直光滑,系挖墓坑时预留,已坍塌。

▲图一八 M26过道及后室(由南向北摄)

后室平面呈纵长方形,长3.66、宽2.53、高3.02米。距前壁0.97米处至后壁砌出与后室等宽的棺床,长2.69、高0.13米。棺床砖分2层,下层错缝纵铺,上层两横两纵铺砌(图一九)。墓壁砌法同前室,四壁先砌1组二顺一丁、3组三顺一丁,之后由四边向中央砌7组三顺一丁券收结顶(图二〇)。四壁起券交接处各有两道刀形砖填缝直至顶部。后室墓顶中部偏北处有一近长方形盗洞,长0.44、宽0.38米。

▲图一九M26棺床(由南向北摄)

▲图二〇 M26后室南壁、过道(由北向南摄)

2.墓砖形制与纹饰

墓葬用砖分长方砖、刀形砖、楔形砖三类。素砖占绝大多数,铭文砖和花纹砖极少。

王策|浙江绍兴兰亭西晋墓发掘简报

长方砖分三种。大长方砖,长37.8、宽17.3、厚6.5厘米。中长方砖,长36、宽18、厚5.5厘米。小长方砖,长34.8、宽17、厚5厘米。大长方砖用于封门、排水沟和墓壁,中长方砖用于前室墓壁上部,小长方砖用于前室墓壁中部。

刀形砖长36.5、宽17.5、厚4~5.5厘米,楔形砖长37.5、宽12~17.5、厚6厘米,二者用于砖室券顶。

铭文、纹饰与M3相同,M3的Ⅰ、Ⅱ、Ⅲ、Ⅵ类砖在此墓前室、甬道、过道券顶有零星发现(图二一~二四)。后室几乎全为素面砖,仅在后室北壁中部发现“上”“下”文字砖2块(图三六)。

▲图二一 M26前室西壁铭文砖(由东向西摄)

▲图二二 M26前室东壁铭文砖(由西向东摄)

▲图二三 M26前室东壁花纹砖(由西向东摄)

▲图二四 M26前室东壁兽面纹砖(由西向东摄)

▲图三六 M26出土文字砖拓片

1.“上”字砖2.“下”字砖(均为1/4)

3.出土器物

此墓遭严重扰乱,人骨和葬具不存,器物遭盗窃、移位和损坏,破碎不全。前室扰土中出土1件残铁刀,1件青瓷鸡笼出于后室棺床前靠东壁处,尚保持原位,其余器物碎片散落于后室扰土中。经整理拼复,共有青瓷器5件,金器1组,铜器3件,铁器3件。

(1)青瓷器

罐 2件。标本M26∶3,侈口,斜平唇,束颈,溜肩,鼓腹弧收,平底内凹。肩部饰凹弦纹三周,其间有网格纹装饰带,装饰带上贴塑叶脉纹竖系。灰白胎,口部内外、口部以下器表施薄青釉,釉不及底,釉面均匀,局部脱釉。口径13.7、底径9.5、高16.7厘米(图二五、三七∶1)。标本M26∶9,侈口,圆唇,束颈,弧肩,鼓腹弧收,一侧腹部变形,平底内凹。口下和肩部饰凹弦纹两周,肩部弦纹之下饰网格纹带,纹带上贴塑叶脉纹竖系。口部内外、器表施青釉,釉不及底,釉色青绿,灰白胎,胎釉结合紧密。口径13.6、底径9.6、高17.1厘米(图二六、三七∶4)。

▲图二五 青瓷罐(M26∶3)

▲图二六 青瓷罐(M26∶9)

钵 1件(M26∶11)。侈口,尖唇,深弧腹,下壁弧收,平底内凹。口下和上腹饰凹弦纹三周。灰白胎,胎釉结合紧密,内壁满釉,外壁施釉不及底,底部露胎,内底有四个泥点垫烧痕。口径15.9、底径8、高5.6厘米(图二七、三七∶12)。

▲图二七 青瓷钵(M26∶11)

狗圈 1件(M26∶4)。直口,圆唇,弧腹,下腹内收,平底,底边未修整,有指捺形成的裙边。口沿下饰凹弦纹一周,内底贴塑狗一只,狗已佚,仅存两爪残痕。灰白胎,内外施满釉,外底露胎,器表脱釉较甚。口径11、底径7、高3.5厘米(图二八、三七∶13)。

▲图二八 青瓷狗圈(M26∶4)

鸡笼 1件(M26∶1)。由长方形平板底座和卷棚顶组成。卷棚左、中、右各有两道凹弦纹,正面有两长方形门洞,内有捏塑的雄雌两只鸡从门洞探出。左鸡昂首,刻出双眼,有冠;右鸡垂头,无眼无冠。长9.8、宽6.1、高3.6厘米(图二九、三七∶3)。

▲图二九 青瓷鸡笼(M26∶1)

(2)金器

饰件 1组(M26∶5)(图三一)。含坠1只,环6只。坠,M26∶5-7,胜形,中有一穿孔,正反面各錾刻两个胜纹。长0.8、宽0.8、厚0.15、孔径0.1厘米(图三七∶7)。环,M26∶5-4,环形,断面呈圆角方形。内径1.6、环径0.1厘米(图三七∶8)。

▲图三一 金饰件(M26∶5)

(3)铜器

洗 1件(M26∶2)。仅存底部,弧腹,假圈足,平底内凹。底径16.2、残高7.1厘米(图三〇、三七∶2)。

▲图三〇 铜洗(M26∶2)

镜 1件(M26∶10)。锈蚀严重,仅存一小块,镜背有半圆形装饰和一道凹弦纹,边缘厚中心薄。残径5.5、厚0.2~0.4厘米(图三七∶9)。

钱币 1组(M26∶6)。锈蚀黏结,可辨有三类。标本M26∶6-1,五铢,直径2.2厘米(图三七∶16)。标本M26∶6-2,剪轮五铢,直径1.5厘米(图三七∶10)。标本M26∶6-3,无文钱,直径1.7厘米(图三七∶11)。

(4)铁器

刀 1件(M26∶8)。锈蚀严重,残断不全。残长13.6、厚0.2~0.6厘米(图三七∶6)。

板 1件(M26∶7)。锈蚀严重,残断不全。残长12.8、宽7.2厘米(图三七∶14)。

棺钉 1组(M26∶12)。锈蚀严重,多残断。分两种。一种为盝顶形钉帽,断面为长方形。标本M26∶12-1,长21.3厘米(图三七∶5)。另一种为五边形钉帽,断面为长方形。标本M26∶12-2,残长12.4、宽1.6厘米(图三七∶15)。

▲图三七 M26出土器物

1、4.青瓷罐(M26∶3、9)2.铜洗(M26∶2)

3.青瓷鸡笼(M26∶1)

5、15.铁棺钉(M26∶12-1、12-2)

6.铁刀(M26∶8)7.金坠(M26∶5-7)

8.金环(M26∶5-4)9.铜镜(M26∶10)

10.剪轮五铢(M26∶6-2)11.无文钱(M26∶6-3)

12.青瓷钵(M26∶11)13.青瓷狗圈(M26∶4)

14.铁板(M26∶7)16.五铢(M26∶6-1)

(3、9、13为1/4,7、10、11、16为1/1,

8为1/2,余为1/5)

三 结语

(一)墓葬年代与随葬器物

此次发现的两座墓葬,因出有纪年文字材料,为判断墓葬的年代提供了重要信息。两墓均有“元康九年”纪年砖,上限可确定为西晋惠帝元康九年(299年)。一般而言,墓砖纪年为烧制砖的确切年代,墓葬建造年代当去其不远。墓中出土的瓷器装饰有网格纹条带、弦纹和叶脉纹,系典型的西晋器物特征。狗圈、鸡笼这种反映庄园生活的圈栏模型明器,更是长江下游地区西晋墓葬中的典型器物,二墓均为西晋墓葬当无疑问。

两墓遭严重盗扰,所出青瓷器、金器、铜器、铁器均是劫后所余,多数器物又遭人为损坏,故其现状远不能反映入葬时的原貌。尽管如此,由以金坠、金环等为代表的器物仍可想见当初随葬器物之奢华。胜形金坠与江苏苏州虎丘三国早期M1所出方胜形金串饰形制相似[1],是西王母信仰的反映,亦是祥瑞的象征,具有辟邪与吉祥的功能。M26出土的瓷器造型精美,釉质莹润,烧成温度较高。所出青瓷罐、钵胎质坚硬细腻,胎色灰白,釉色泛青纯净,当出自越窑系统。

M26出土的铁板当为地券类遗物。墓内出土的铁刀,应是镇鬼驱邪的压胜用器。

(二)墓葬结构

M3、M26为前堂横列双室砖墓,前室为设奠之所,后室置棺,象征墓主人寝居。前堂横列式墓葬西汉时已有,多流行于东汉时期的砖室墓,亦见于孙吴西晋时期。

穹隆顶分两种。一种是四边券进穹隆顶(也称四面结顶),从四边向中心平行券进,使四角向中心形成接缝,顶的四面分别为弧面。另一种是四隅券进穹隆顶,四壁先砌一定高度,从四隅同时向左右起四分之一圆弧向上砌,逐渐合拢而成穹隆顶,每面墙的中部呈V形。四面结顶的做法,早在西汉晚期的北方地区即已出现。四隅券进顶在北方地区东汉中期已流行,是苏南地区孙吴、西晋时期常见的墓顶结构。浙江地区穹隆顶结构的墓葬发现较少,且多已坍塌,四隅券进式穹隆顶也较为罕见。

M3、M26的前后室均为四边券进穹隆顶,类似的墓顶结构还见于北京顺义大营村西晋墓M2和M4后室[2]、郑州旧城南门西晋墓M117[3]、洛阳吉利区西晋墓M2490前室[4]、南京幕府山“五凤元年(254年)”墓M2前室[5]、南京板桥新凹子“永宁元年(301年)”墓M8[6]等,与浙江嵊州黄泽镇谢家山“建兴四年(316年)”墓M139[7]墓顶结构完全相同,是受中原和南京地区影响兼有地方和时代特征的墓顶形式。

M26墓坑壁发现有柱洞痕迹,推测墓上原建有享堂类建筑。类似迹象还见于马鞍山和南京地区,如马鞍山孙吴朱然墓盗洞内发现许多板瓦和筒瓦残片[8],南京上坊孙吴墓发现27件人面纹瓦当[9],南京雨花台区警犬研究所南朝墓M1发现部分封土护墙[10]。M26柱洞痕迹在浙江六朝墓葬考古中属首次发现。

绍兴地区目前发现最早设置排水沟的墓葬是绍兴漓渚东汉早期墓M206[11]。此次发现的两座西晋墓的排水沟长度均超过30米,十分罕见。

(三)砖文与画像

所出砖文书体介于隶、楷之间,苍劲有力,凝重古拙,体现了这一时期书法艺术由汉隶向楷书、行草发展的时代特点。

两墓均发现浅浮雕的青龙白虎画像砖。青龙和白虎挺胸奔跑,与江苏高淳固城东汉画像砖墓M1[12]和M2[13]、浙江海宁长安镇东汉画像石墓[14]的青龙白虎形象相似。不以四个一组出现在墓室四壁的四神图像不象征方位,可以承载导引、护佑墓主升天成仙。墓内的兽面纹形象则是为了驱鬼镇墓,护墓驱邪,与浙江嵊州甘霖上高村“元康元年(291年)”墓M140兽面纹相似[15]。汉末魏晋时期,中原板荡,儒学式微,佛教、道教及民间丧葬信仰兴起,“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16],扬州“俗信鬼神,好淫祀”[17],绍兴地区崇信鬼神之风日甚,帮助亡者升天成仙、追求亡者之灵魂解脱及子孙之趋吉避凶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心理需求。

(四)排葬方法与重要意义

两墓相距6.4米,均为元康九年墓葬,且形制相同、方向一致,墓砖更是一模所制。根据汉魏以来家族合葬之习惯,二墓有可能同茔同宗。六朝时期墓葬的排葬次序以尊长者居右、居前、居中为主[18]。M3位于M26的西(右)侧,且稍靠前,规模较大,墓内装饰豪华,墓主身份、辈分当高于M26。

兰亭位于绍兴西南,以书法圣地闻名于世,是六朝时期西南方向水路、陆路进入会稽(绍兴)、建康(南京)的必经之地。东汉晚期,特别是吴国建立后,江东地区经济发展,庄园经济兴盛,以三吴(吴郡、吴兴、会稽)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得到了有效开发。会稽郡一带,东吴、西晋时期士族聚居、庄园分布集中。在此地发现两座长度超过8米的西晋大墓印证了这一史实。按照现有的墓葬划分标准,长度8米以上者属大型墓葬[19],长度6米以上者可定为士族墓葬[20]。M3长度近11米,为绍兴地区前所未见。在无法借用机械的六朝时期,营建墓穴深度超过9、总长度超过40米的巨型墓葬,所耗人力、物力之巨超乎想象,墓主身份与地位应较高贵,随葬金银器也是士族墓葬的共同特点。从这两座墓的形制、规模、墓内装饰及出土器物分析,墓主应为具有一定政治和经济地位的豪门望族。

M3是绍兴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结构最为复杂的西晋墓葬,在发掘结束后,整体迁移异地保护。M26出土的青瓷器为研究西晋时期的制瓷工艺增添了新内容。画像砖种类丰富,技法纯熟,亦是难得的材料。本次发掘是近年浙江六朝考古的重要成果,为研究西晋时期墓葬的等级制度、大型墓葬的形制与结构、丧葬制度和习俗提供了丰富而确切的实物资料,对于系统研究西晋时期的政治观念、宗教意识、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建筑工艺等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科学价值。

附记:考古发掘证照为考执字(2021)第(592)号。本次发掘项目负责人为罗汝鹏,参加发掘的人员为陆菊仙、李胜、王策,修复由甘明宣完成,绘图、摄影由李胜、王策完成,拓片由周燕儿拓印。

执 笔:王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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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江苏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三国孙吴M1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9年第6期。

[2]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市顺义县大营村西晋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

[3]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河南郑州晋墓发掘记》,《考古通讯》1957年第1期。

[4]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吉利区西晋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8期。

[5]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郊县四座吴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8》,文物出版社,1983年。

[6] 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板桥新凹子两座西晋纪年墓》,《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12期。

[7] 张恒、陈锡淋《古剡汉六朝画像砖》,第4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

[8]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3期。

[9] 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2期。

[10] 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市雨花台区警犬研究所六朝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1年第2期。

[11]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绍兴漓渚东汉墓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第2期。

[12] 镇江博物馆《江苏省高淳县东汉画像砖墓》,《文物》1983年第4期。

[13] 南京市博物馆《江苏高淳固城东汉画像砖墓》,《考古》1989年第5期。

[14] 嘉兴地区文管会等《浙江海宁东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5期。

[1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嵊州市祠堂山汉六朝墓葬发掘简报》,《东方博物》(第四十七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

[16] 《后汉书》卷四一《第五伦传》,第1397页,中华书局,1965年。

[17] 《隋书》卷三一《地理志》,第886页,中华书局,1973年。

[18] 李蔚然《论南京地区六朝墓的葬地选择和排葬方法》,《考古》1983年第4期。

[19] 黎毓馨《论长江下游地区两汉吴西晋墓葬的分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

[20] 韦正《简论西晋时期的南北士族墓葬》,《东南文化》1994年第4期。

-文章来源-

《文物》

202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