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的刑场，吴石被押着走向枪口时，突然拽住押解老兵的袖口。他瞎了一只眼，另一只眼却亮得吓人，声音压得发哑：“我妻王碧奎，身子弱，求你们……善待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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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知道，这句嘱托不是临时起意。从1950年3月被捕到6月就义，整整三个月，这个被酷刑折磨得只剩半条命的男人，在牢房里靠着对人心的算计、对旧友的托付，悄悄给妻子织了一张“活命网”——后来王碧奎能从白色恐怖里活下来，能把两个年幼的孩子拉扯大，全是他用命算出来的。
1949年8月，福州机场的风裹着雨。吴石把大儿子吴韶成、大女儿吴兰成的手，塞进老友何遂掌心：“麻烦兄台，让孩子们在大陆读书，安全。”
王碧奎站在旁边，眼圈红红的：“为啥不把孩子都带上？到台湾咱们一家人也好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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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石笑着拍她的肩：“大陆学校好，让他们学本事。”他没敢说真话——自己是潜伏在国民党“国防部”的最高级别情报员，这一去台湾，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把一半孩子留在大陆，是留后路；带王碧奎和16岁的吴学成、7岁的吴健成走，是因为他得亲自护着这娘仨，万一出事，才有机会铺生路。
登上去台湾的飞机时，他把孩子们的照片塞进内兜，指尖反复蹭着——这是他算的第一条路：哪怕自己死了，大陆的孩子能躲开白色恐怖，身边的妻儿，他得想办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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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台湾，吴石的“布局”藏在柴米油盐里。
他当“国防部次长”，每天揣着绝密文件回家，却从不在饭桌上提一个字。王碧奎想帮他整理公文包，他赶紧拦住：“你别碰，都是公务，弄错了麻烦。”有次副官送文件到家里，他特意提高嗓门：“最近跟夫人闹了点矛盾，东西放门口就行，别进来了。”
副官后来回忆：“当时以为吴次长真跟夫人吵架了，后来才懂，他是演给邻居和特务看的——让外人觉得，王碧奎根本不管他的事，甚至不知道他在忙啥。”
这是他算的第二条路：切断“妻子参与公务”的联想，万一暴露，特务抓不到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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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蔡孝乾的叛变像颗炸雷。
特务从蔡孝乾身上搜出三样东西：记着“吴次长”的记事本、写着朱枫联系方式的台币、吴石亲笔签发的特别通行证。证据链一锁死，3月1日凌晨，特务闯进吴家，把吴石和王碧奎一起押走。
连夜审讯室里，特务的鞭子抽在地上，响得吓人。“说！你丈夫传递情报，你知不知道？”特务盯着王碧奎，眼神狠得像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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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碧奎吓得浑身抖，眼泪掉下来：“我真不知道，他从不跟我说工作上的事。”
特务不信，举着鞭子就要打。隔壁审讯室的吴石听到动静，突然拍着桌子喊：“住手！所有事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内子连我办公室在哪层楼都不清楚，你们别找她麻烦！”
他故意编瞎话：“我跟她结婚二十多年，总嫌她不识字、不懂时事，最近半年都分房睡，家里的事我都不管，她哪能知道我的事？”吵架是假，分房睡是假，但“不跟她提工作”是真——这是他算的第三条路：把所有罪责揽在自己身上，断了特务把王碧奎扯进来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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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狱里的三个月，吴石被折磨瞎了一只眼，却没闲着。
他借着写绝笔信的机会，足足写了2000多字。里面没提一句情报的事，全是家里的琐事：“余年廿九方与碧奎结婚，壮年气盛，家中事稍不当意便辞色俱历”“此次累及碧奎，无辜亦陷羁缧绁，余诚有负”。
后来档案解密，才发现他在“无辜”“累及”这两个词上，写得特别重——这是写给审判官看的，是他算的第四条路：强调王碧奎是被牵连的，为后面减刑留口子。
他还托认识陈诚副官的狱警带话，只说一句：“昔年北伐战场，曾背兄出火线，今念及旧谊，望护内子周全。”他算得准——陈诚是保定校友，北伐时自己救过他的命，明着保他不可能，但看在过命交情上，肯定会在规则里帮一把。这是第五条路：借旧友的情分，给王碧奎找个“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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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被押去刑场前，吴石拽住押解人员的袖口。他知道，这些人里有个老兵认识陈诚的副官。
“我妻王碧奎身体不好，请善待她。”他说得慢，每个字都咬得清楚。
果然，老兵把话传给了陈诚副官。陈诚当时顶着天大的压力——蒋介石早把吴石案定成“政治大案”，谁求情都可能被革职。可他还是一步步腾挪：先在案宗上写“暂缓办”，把九年刑期拖下来；再以“妇人无知，恐系牵连”为由，改成三年；最后通过军法处施压，把刑期定格在七个月。这是吴石算的第六条路：用最后一句话，把人情送到关键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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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9月，王碧奎走出监狱时，还不知道丈夫为她做了这么多。她只记得吴石以前总说“家里的事你别操心”，只记得狱警偶尔带话“吴次长让你好好活着”。
直到有天，陈诚的副官送来200元新台币（相当于普通工人三个月工资），说“这是遗属安抚费”。接着又安排吴健成改化名“陈明德”，送进台北建国中学；让吴学成进教会学校，学费全由陈诚私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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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碧奎当时只觉得“是组织照顾”，直到2000年台湾“国防部”档案解密，吴健成才从陈诚副官嘴里听到真相：“你父亲在狱里瞎了一只眼，还跟我家先生说’求你护着我妻儿’，我家先生哪能不管？”
这是吴石算的第七条路：他知道陈诚会念旧情，会在他死后，帮着把孩子的路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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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日子，王碧奎在台湾含辛茹苦。吴学成早早辍学做工，吴健成争气考上台湾大学。1977年，吴健成拿到美国奖学金，把母亲接到洛杉矶；1981年12月，她终于见到了大陆的儿女，一家人隔着三十年光阴抱在一起哭。
1993年，王碧奎在美国去世。临终前，她摸着吴石的照片说：“你当年的心思，我现在都懂了。”
1994年清明节，儿女们捧着她和吴石的骨灰，在北京福田公墓合葬。墓碑上没刻多少字，只写着“吴石 王碧奎 夫妇”。
来往的人不知道，这对分开四十四年的夫妻，藏着一段用命算出来的深情——吴石到死都没跟王碧奎说“我在为你铺路”，可他在赴台前分孩子、在台湾家里演吵架、在审讯室里拍桌揽责、在狱里写满“无辜”的绝笔信、在刑前拽着老兵的袖口嘱托……每一步，都是把生路往她手里塞。
或许在马场町的枪响前，吴石望着大陆的方向，心里想的不是自己的生死，是“碧奎能好好活下去，孩子们能长大”。
这份算计，没有惊天动地，却比任何情话都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