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 迅
当时，不只是反政府的政治家被迫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否 则就有被捕的危险；像中国现代卓越的作家鲁迅这样的人物，也 是如此。
我访问鲁迅，是在10月上旬，地点是在他居住的简陋的 弄堂房子里。那时，他已经病入膏肓。他才55岁，但因患严重的 肺结核病，已是来日无多了。
尽管他不仅是作家、提倡白话文的改革者，而且是学者和导 师，备受人们的敬重，但他的著作几乎全都被国民党禁止发表。 鲁迅并不是共产党人，他被统治集团视为仇敌，是因为他的言论 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对现存社会的不合理予以抨击，对青年影响 很大，进而掀起了文学革命。对同时代的作家来说，鲁迅也是一 位导师和模范。
鲁迅开拓了新的道路，这不单是在题材的选择方面，就语言来 说，他的作品也和古典文学的表现形式截然不同。古典文学只能被 极少数的学者们理解，而鲁迅则用当时被认为是不文雅的大众化的 语言写文章，他把长期以来束缚中国文学的封建枷锁砍断了。
鲁迅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对现存社会的假道德毫不留情地予 以批判，对国家和封建家庭的统治者的残忍利己固然无情揭露， 对被剥削者的无知和奴隶性，也毫不宽容。他俯拾中国那些微不 足道的人物，和着涕泪，予他们以生命。
我曾和鲁迅谈过他最重要的短篇小说《阿Q 正传》。这部小 说的主人公是一个目不识丁的苦力。鲁迅把他写得活灵活现，使 人相信阿Q 真有其人。人们甚至把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人称为阿Q。
例如，针对蒋介石以民主主义的外衣来粉饰他的独裁统治，便说： “阿Q 也成了民主主义者了。”又如，说阿Q 式的人物现在成了革命家了。
在社会的实际生活中本没有阿Q 这个人，但阿Q 就像真 有其人，从一村到另一村，继续他的漂泊生涯。尽管阿Q 是他所 属阶层的最后的代表者，是封建制度的愚民，但他却不以为耻， 反而对旧社会秩序心悦诚服，实在是个自欺欺人的人物。
我对鲁迅说，我最受感动的小说是《祝福》。
这篇小说的女主 人公，有丈夫，还有一个儿子。她在丈夫死后被迫再嫁，因而严 重违反了守节的规条。而且，她的第二个丈夫和孩子都先她而死， 因而更受到思想褊狭、迷信很深的村人的歧视。她活着没有目标， 终日为死后的遭遇惶恐不安。
一次，她见到一位学者，便执拗地 问他，来生是否可以和那被狼吃了的儿子见面；她先后嫁了两个 丈夫，触犯了禁忌，死后阎罗王是否会因此而将她治罪，用锯把 她锯成两截，等等。
我告诉鲁迅，我在一位中国女朋友的帮助下，正开始把《祝 福》和他的其他小说译为德文。他极力鼓励我，并希望我把其他 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也介绍给西方。他自己曾以翻译西方文学作 品而著名。
此外，还有一个艺术领域留存着鲁迅作为开拓者的业绩。
20 年代版画艺术在中国得以大行其道，首先是鲁迅提倡的。他把凯 绥 ·珂勒惠支的几幅版画拿给我看，并且谈到准备在这位他极力 推崇的艺术家70诞辰时写一篇文章。
后来，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里，版画艺术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重视。鲁艺 的艺术家们遵从鲁迅的意见，以珂勒惠支和格洛斯等现代西方艺 术家的作品为范例，使中国的传统版画艺术得到恢复和发展。
鲁迅对我说，希望我务必再来一次，以便给我介绍那些很有 前途的青年作家，他们的作品就会成为我的翻译对象。
可是，这 个意愿未能实现。我儿子出生的那天，10月19日，鲁迅逝世，他的千百万同胞同表哀悼。鲁迅不只是伟大的作家和白话文的提倡 者，而且是正直的、有勇气的爱国者，他集同胞的尊敬于一身， 流然长逝。
我们的儿子黎明
10月19日清早，我提着简便的行李，要到离家不远的法国人 开办的圣玛丽亚医院去时，炳南把我叫住了，他说：“我叫出租汽车送你去。”
这时候，电话铃响了，是杨将军来的，说是有要事相商。我 叫炳南不要送我，“你赶紧到将军那里去吧。估计下午或者晚上你 能接到医院的电话，时间还早着呢。”
出门时，我回顾了一下我们的住房。也许，我再也回不来 了——难道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吗?
也许，和孩子一起再回来吧。 就这样左思右想着往医院走去。
途中，分娩前的阵痛，使我不得 不一次又一次地在路旁停了下来，幸而没有引起来去匆匆、忙于 工作或购物的路人的注意，不久终于走到了医院。
孩子是在晚上不到9点出生的。我听到医生用法语说“男孩 子”,才知道自己生了一个儿子。
炳南喜气洋洋地到医院来。给孩子取什么名好呢?
和炳南商量后决定，由他给孩子取一个德文名，我给孩子取一个中文名。
炳南稍想了一下就说，他想把孩子叫做莱茵哈尔特。这是他喜欢 读的斯笃姆的小说《茵梦湖》中一个孩子的名字。这部小说有许 多中文译本，很受欢迎。
王黎明(1937年)
我俩还一致决定，叫孩子时只用他的中文名。在中国，有的 人除中国名外，还有一个外国名，供人称呼的外国名，多选用一些似乎好听的名字。很多中国人都有这种习惯，我们却觉得没有 意思。这种习惯在留美、留英的学生中很普遍，中国的教会学校 学生，自然也不例外。
这些教会学校学生的外国名，不只是保罗 或约翰，还要加上威灵顿、华盛顿之类的姓。在女学生中，最受 欢迎的名字是露丝或钟蒂。出乎意外的是，德国的影响几乎没有， 简直找不到一个中国人叫兴登堡 ·李或者威廉 · 陈的。
不管怎样，当我看到刚生下的儿子时，还是觉得中国名字对 他很合适，因为他是黑头发、黑眼睛的。后来我领着儿子去散步，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收养一个中国小孩。归根结蒂，我们的儿 子要在中国长大，要使他感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我和炳南尽量使孩子忘掉自己是一个混血儿。混血儿在两种人种之间，结局往 往像无根之草。
给孩子找一个合适的中国名字，也不是很容易的。中国人的 姓并不多，大概不超过一百以上，所以中国人把人民大众叫做 “老百姓”。姓王、姓张、姓李的人有数十万以至数百万，只有名字可以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做父母的人给孩子取名，只要从收有 数千字的字典里找出适当的两个字来就行了。取单名的也不少。
王安娜和王黎明(1937年)
王炳南和王黎明(1937年)
中国并不像西方那样有通用的名字。女孩子的名字喜欢用花 卉、宝石之类的词，或者用合乎女性美德的字。与此相对，则用 合乎男性美德的字来给男孩子取名。此外，以古典文学作品中的 人物或以季节、诞生地为名的，也不罕见。现在，还有“和平”、 “跃进”——取飞跃前进之意——之类的名字。
“白玉”、“月梅”和“铁英”、“永智”这类名字一样普遍，这 些名字只是用于称呼，词的原意已荡然无存。这正如德国人听到 “特奥多”这个名字，并不会想到它的原意是“神的赐物”一样。
为了给孩子找一个合适的名字，我特地让炳南带了一本字典 来，专心致志地翻了一上午。我合意的是Li这个发音，Li 什么好 呢? Li 后面接续的字那么多，我选哪一个好呢?从意义上考虑，
我终于选取了“黎明”这个词。“黎”是黑、暗之意，与“明”合 在一起，意为快要天亮的时候。
这是我们孩子的合适的名字吧! 孩子出生的时代，正是明暗 交替之间。“黎明”预示着新时代就要开始，也是我们所希望的。 而且，我们的孩子黎明，正如明暗相交的意思一样，不也是隐含 着两个种族相结合的意义吗?因而，黎明这个名字也可以解释为 我从少女时代就信奉的所有种族一律平等的象征。
征求了有学问的朋友的意见，他们认为“黎明”与王这个姓 也很相配。于是，炳南和我便决定给孩子取名黎明。当时，并没 有出生登记的制度，孩子长大了，对父母亲的命名如果不满意， 可以自由更改。我们的孩子长大后，对自己的名字并无不满，现 在也仍然用着。可是，他大概已想不起，父亲曾给他取过一个德 国名字莱茵哈尔特。
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 时的王黎明(1956年)
只身在上海
我们原先打算在上海过冬，新春重返西安。但天不从人愿。
这是因为政治危机的加速比预想的还要快，到12月已达到高潮。 11月，杨将军从西安来电报，要炳南速返。
我安慰炳南说：“这次请你一个人安心去吧。我和孩子留在这 里，一样心情舒畅。天气稍暖一点，最晚到3月份，我便带孩子 回去。”
炳南就要出发的那些日子，我们的小房子挤得简直水泄不通。 从早到晚，来客接连不断。他们中有教授、学生、作家、编辑。 我不知道，喜欢无休止地争论是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 也许他们仅仅是特别有耐心罢了。
说他们在“争论”,似乎不十分精确。因为我们一般说的争 论，是指如果有不同意见就立即发表。中国的知识分子却不同， 尽管说话的人兜着圈子长篇大论地说，其他人也都耐心地听。即 使说话者在大发谬论，听者也不去打断他的话。直到前者说“我 的话完了”,后者才发表意见。
炳南他们讨论的主要话题是对当前政治形势的看法，如何促 使抗日运动在全中国热烈开展；南京政府里，哪些人持反蒋路线 的立场；和日军交手后，政府军中哪些将军是可以信赖的；国民 党的政治家中间，哪些人会和红军对话。对以上这些问题，进行 了反复讨论，从各个方面认真加以检讨。
炳南走后，变得非常清静。这隐居般的生活，给了我再次学 习中文的机会。我以火一样的热情，倾尽全力翻译鲁迅建议我翻 译的那几部小说。
虽然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但我还没有好好看过这个大城市。 现在，我幸而总算有了较多的时间四处逛逛。
从表面上来看，上海给人的印象和美国的城市几乎一样。但 是，只要踏入外国人很少到的中国人地区，比如走进现代化的大街旁边狭窄的里弄，就会使人产生错觉，如同到了中国内陆的小 城镇。
走到雕刻樟木的工匠所居住的街道，一阵清香的气味扑鼻而 来。在散发香味的樟木上，雕着龙、帆船、宝塔、弯弯曲曲的树 枝和老寿星等等，这些雕刻着丰富多彩的图案的樟木箱大受外国 人欢迎。
走到中国人的药房，便嗅到一股香味。这里卖的是珍贵的药 材。除了各种各样普通的药材外，还有售价很高的兽角、草根和奇 形怪状的东西，就像在那些恐怖电影里出现的东西一样。它们全是 罕见的珍品。
上海寺庙不多。在破烂不堪的贫民区里，突然出现一道壮观 的寺门。门内，庙宇的建筑物就像一座妖魔的宫殿。在大雄宝殿 里，仿佛使人感到时光停止了流逝。几个年轻的僧人在金色的大 佛像前深深俯首，身披黄色袈裟的和尚捻着手里的佛珠。突然， 巨大的铜锣轰响，僧人在香炉里插上已经点燃的线香，带来强烈 的气味。
佛像两旁，还有塑造得和真人一般大小的镀金神像。军神关羽 的眉毛，和炳南的眉毛一模一样，长而整齐，眼稍往上吊。人称这 种眼为“关公眼”,是美男子的象征。在中国，长这种眼睛的人也 是不多的。
我的一位女朋友听到我说炳南是“关公眼”之后，在一个几 百人的会议上，根据眼睛的特征，认出了炳南。后来，她给我来 信这样说。
关于关公，有很多传说。他原来是潦倒的商人，后来从军， 保护受压迫的民众，终于成为有名的将军。他死后被尊崇为军神， 在庙中受参拜。
完完整整的寺庙很少，大部分都是破破烂烂，东倒西歪。用 黏土塑造的神像已经倒坍，牛头马面的鼻子上红漆和青漆都已剥 落。只有善良、慈悲的观音，穿着杏色绸子的洁净衣服，头上装 饰着珍珠和银片。参拜观音的妇女，都把一个绯红色的小布袋吊 在神坛上，为自己的孩子祈求好运。
黎明满月后， 一个暖和的日子，我带他到法国公园去。在那 里，可以看到许多由阿妈领着的外国孩子。这些外国孩子不知道人 种的差别，很自然地用中国话作为共通的语言。他们对阿妈比对自 己的母亲远为亲近，那些仪表斯文的外国夫人们是很少领孩子到游 乐场所来的。
我常常接到炳南的消息。可是，每一封信都很短，内容也仅 限于个人。我的中文程度当时还不能读报。至于外国报纸，极少 报道中国的国内问题，即使报道，大部分也是极为片面的
有时候，中国朋友们来看我，给我讲一些流传着的最新消息。 对我得知的西安方面的情况最为关心的是张夫人，这位年轻的夫人几乎每天都到我家来。她的丈夫是救国会的一员，不久前去了 西安。她丈夫给她的信，比炳南给我的更短。
王安娜和王黎明(1937年)
张先生经常在我们家，以非常高昂的声调大发议论，使我和 炳南都觉得这位演说家实在滑稽可笑。张先生出生在山东省，身 高肩宽；他的体格、演说，以至姿势，都使人觉得有些过分。因 为他说话的姿势异于常人，我和炳南便暗暗地给他取了一个外号： 拿破仑。当然，这仅限于我们两人之间。张先生叫什么名字，我 已经想不起来了，但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是拿破仑 ·张。
西北人不善辞令，“拿破仑”在西北得意洋洋之态，是不难想 象的。他的演说旁征博引，从古到今，使听者为之动容。听众对 他这位演说家来说，比任何东西都要可爱。
他那身材娇小、羞人答答的夫人，曾想和他一道去西安。拿 破仑不同意，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是留在上海的好。他大概是 考虑两人同去的话，要花不少旅费吧。他们夫妇和中国的知识分 子一样，是不随便花钱的，用一个铜板都要算计算计。
白天常有朋友来看我，晚上经常只是我自己一个人。一天晚 上，中国朋友约我外出，先到南京路一家大饭店吃饭，然后到有 名的仙乐斯舞厅跳舞。
舞客大部分是中国人，年轻的男子西装革履，仪表非凡，女 士们穿着由上海名裁缝精心制作的华贵的绸缎旗袍，非常合适地 衬托出她们窈窕的身材。虽然服饰讲究，但舞客们都面无表情， 就像是橱窗里的洋娃娃一样，刚张开那惺忪的睡眼。多数人用英 语或英、沪语混在一起交谈。英、沪语混合的语言，被认为是最 时髦的。
许多双眼睛，都把视线投射到我们这张桌子上来。穿着中国 服装的外国妇女出现在中国人的社交场所，这是很少见的。即使在上海，这一点和中国内陆也并无不同。
上海虽然是个国际性的大城市，但外国人与中国人之间接触 有限。上海从19世纪中叶起，靠外国人的力量，逐步建设成为实 力雄厚的工商业中心。外国人把上海当成是自己的城市，工厂、 银行、进出口公司、与世界各地相连的航运事业，全都是外国人 所有。自然，中国人也开办了一些工厂和银行，因此，为了和这 些中国工商业者接洽业务，做买卖，外国人就必须借助于买办。 但外国人和买办之间几乎没有私人关系，更谈不上友好交往。
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等外国人统治地区，大部分居民也是中 国人。而且，这些地区的税收都来自中国居民，但中国人却不能 出入俱乐部和现代化的公寓大厦。在这些建筑物出入的中国人， 只限于供人役使的用人。甚至中国人连公园也不能进去，这并不 是很久以前的事。提起在公园门口竖起的“华人与犬不得入内” 的牌子，中国人至今还流露出痛苦的表情。
对中国已经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在上海的外国人几乎全无觉 察。他们满以为，自己的生活、特权地位都不会有任何变化，而 且确信可以永久享有治外法权和经济特权。
维持租界治安的是外国警察。长着大胡子的印度巡捕，都是 锡克教徒，用警棍殴打人力车车夫，或没收车上的坐垫予以惩罚。 而要赎回坐垫，必须付出一笔很高的罚款，这是车夫们根本负担 不起的。
在租界，罢工的工人和其他违法者都要被捕投狱。他们被捕 后，就引渡给中国官厅，然后，被关进城门前的龙华监狱，不少 人从此就杳无音讯了。
金钱是支撑这个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的基础。在上海，一夜之 间成为巨富的例子，并不罕见。一个美国人写了一本有关中国的书，书名叫《四亿顾客》。难道不正是这个巨大的中国内陆市场的 四亿顾客，等待着上海生产的或由上海港输入的货物吗?因此， 一般人都认为上海的重要地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30年代初期，外国在中国的权力机构和经济上的优越地位， 在军队和战舰的护卫下，看起来好像是不可动摇的。最初冲击这 些特权并使之被取消，并不是中国人的力量所致。那是1932年、 1937年，最后一次是1941年，三次受到日本进攻的结果。这些进 攻宣告外国人支配上海的权力已经结束，这个外国竞相争夺的复 杂的大城市，又恢复了中国城市的旧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