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泽湖是淮河中下游一浅水型湖泊,在其代表站点蒋坝水位13.5米时,蓄水面积1775平方千米,为我国第四大淡水湖泊,是淮河流域防洪和国家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重要调蓄湖泊,在淮河流域、黄淮、江淮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明万历以前,洪泽湖并没有出现在中国版图。由于黄河逐步南流,黄河的高含沙量使得淮河尾闾迅速淤积,最终导致漕运的中断。万历六年(1578),治河名臣潘季驯第三次治河,他采用“蓄清刷黄”策略统筹治理黄淮运,修筑武家墩至周桥60里的高家堰,洪泽湖初具规模且作用凸显,因此,明代万历初期是洪泽湖迅速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洪泽湖大堤初具规模,洪泽湖蓄水面积迅速扩大,对黄淮运的治理也进入一个鼎盛时期。
由于明代对黄河、淮河以及洪泽湖的大力治理,使得黄河在270多年间,沿徐州、宿迁、淮安和云梯关一线顺畅入海,直至1855年铜瓦厢决口北归。
一 洪泽湖成因分析
洪泽湖是属于河成湖,其形成原因大致可归结为自然和人力两大因素。
自然因素主要是地理构造、黄河夺淮及周边原有湖塘等自然条件。
洪泽湖位于黄淮海平原东部,黄淮海平原是是一个大的冲积平原,位于我国地势的第三级阶梯。在地质构造上,黄淮海平原的基础是一个受燕山运动影响、于白垩纪前后形成的断陷盆地。在距今1亿年至300万年的时间里,由于地壳运动发生断裂,郯庐断裂带和淮阴断裂带,从湖西和湖东穿过,形成苏北凹陷区,为洪泽湖形成准备了地理条件。
12世纪,黄河多次南侵并最终主流入淮南流。由于黄河携带巨量泥沙,以“善淤、善徙、善决”著称。黄河在南宋建炎至清咸丰600余年间,多次侵入淮河下游的苏北平原,并在此区域多次决口、漫流,给这一地区带来大量的洪水,为洪泽湖的形成准备了水源条件。同时,黄河带来的巨量泥沙在这一地区沉淀、壅堆,形成了这一地区的沟壑和隆起,也为洪泽湖的形成提供了地貌条件。
洪泽湖处于淮河中下游结合部,这一地区由于为黄淮海冲击平原,历史上河海交汇、海陆洲滩变迁极为复杂,在淮河左右岸形成了大大小小众多的湖泊,如富陵湖、万家湖、泥墩湖、塔影湖、成子湖等,这些湖泊在淮河水位高时,与淮河融为一体,在淮河水落时又各自成湖,因此,当这一地区水位普遍抬高时,这些湖泊就成为形成洪泽湖的基础水面。
人为因素主要是人类为减少洪水对生存环境的影响而做出的治水策略、方法以及具体措施等,这对洪泽湖的形成也有很大影响,高家堰更是洪泽湖形成最大最直接的人为因素。
随着东晋的“衣冠南渡”,北方的豪门贵族携带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迁移到南方,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高,到南宋时,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北方,南方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而自元代以后,北京成为元明清三朝的政治中心。由于气候和地形地貌等原因,北方的物产并不足以维持朝廷的运转和军队的给养需求,因此,运输南方物资到北方成为朝廷“刚需”。水路运输特有的载重量大、方便快捷的特点,成为朝廷物资运输的首选。北宋期间,通过通济渠转运的物资有600万石。明代自从迁都北京以后,对漕运尤其依赖,据《明实录》记载,自1416年起至1625年,每年运往北京的漕粮基本都在400万石。而洪泽湖地区作为黄河、淮河以及运河的交汇点,和漕运关系尤为密切,成为集国计民生于一体的漕运关键节点。
由于黄河在华北平原和苏北平原多次泛滥,从西汉开始,对黄河的治理就在这两块地区频繁进行。纵观元明清三朝,在对京杭运河的治理上策略不尽一致,对洪泽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也颇深。元代开始定都北京,原来东西走向的唐宋运河走向开始改变,运河开始和黄河发生交汇,朝廷不得不重视黄河的治理问题,开始面临治河策略的选择,比如是治还是不治?是治河还是治漕?治理遵循什么原则?治理需要多少银两?等等。而这些治河策略的选择往往和当时国内外环境、当权者对治水的认知、国库实虚情况、治河技术发展以及国计民生关系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也会对洪泽湖形成的进程产生影响。
元代京杭运河开通以后,由于黄河和运河的交涉,防洪和保运纠缠在一起,治黄和治运工程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明成化七年(1471年),任命王恕为工部侍郎,奉敕总理河道,治理河道的总河职位开始设立。

由于个人的阅历、关注重点以及对河道、水性等认识的不一致,因此具体的治理措施很不相同,有的主张恢复海运,有的坚持疏通运道;有的要复旧道,有的要开新河;有的要开支河分杀河势,有的要筑堤防蓄清刷黄等等。因此,明清时期关于黄河、淮河和运河的治理方案最多,争论也最多,也是人为因素对洪泽湖形成影响最大的时期,同时也是洪泽湖加快形成、汇水面积扩大的时期。
在所有人为因素之中,高家堰的修筑是影响最直接也是最大的一个因素。从东汉开始,当今的洪泽湖地区就多有驻兵屯田的开发利用,陈登所筑的30里捍淮堰据说是今天洪泽湖大堤的滥觞,其后,唐代修筑唐堰,以后宋元明清均有修筑。洪泽湖大堤从最初的30里捍淮堰逐渐接长、加高、培厚,最终形成今天逶迤67千米长的洪泽湖大堤,为洪泽湖的形成奠定了堤防基础。
二 漕运是明朝北方物资供应的刚性需求
由于中国国土面积很大,南北气候差异以及地区的天然禀赋不同,物资运输的问题由来已久,由于古代人们基本临水而居,因此水路运输成为当然的运输方式。
明朝迁都北京前,为了接济北方物资,供养辽东军队,成祖时期采取河海相济的办法,完成每年约300万石的物资运输任务。但是因为海运船只经常有触礁沉没的危险,有时还有倭寇前来骚扰,因此,海运损耗和风险均较大,为此,疏通元朝时期开通的会通河迫在眉睫。永乐九年(1411年),宋礼开始重新修整会通河。宋礼在解决了南旺分水的难题以后,会通河重新畅通,从此,京杭运河开始在明清两朝400多年的漕运历程。
随着明朝统治的延续,朝廷对物资的需求量也不断增长,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对付北方的鞑靼和瓦剌。由于明朝和这两个部落的边境线很长,所以明朝在北部设立了9个重镇驻以重兵加以防守,称为“九边”,因而需要大量的物资补给。二是应付急剧扩大的宗室队伍。据徐光启《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记载,洪武年间明朝宗室58人,永乐年间增长至127人;正德年间明2980人;隆庆年间在籍45000人,万历甲午年(1573)在籍103000人,宗室队伍的扩张需要大量的消费物资供给。三是满足数量庞大的朝廷官员需求。《明史·刘体乾传》对历朝历代的官员也有一个统计数据,“历代官制,汉七千五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万余。”当时明朝人口也只有6千万。而当时官员的俸禄基本是以实物支付的,这又是一笔巨大的物资需求。
明朝是我国历史上黄河决溢最频繁的时代之一。明代前期河患多发生在河南境内,尤其集中于开封上下,弘治年间河南境内北岸堤防逐渐形成,随后南岸也修了堤防。明代后期的河患向下游转移,尤其集中在济宁、徐州、沛县、曹县等地,万历时期重点则转移到淮阴清口即现在洪泽湖一带。
三 万历中兴是洪泽湖形成的有利时机
从1272年元定都大都起,漕运一直是关系朝廷命脉的大事,元朝科学家、水利专家为改造隋唐大运河绞尽脑汁,先后开通通惠河和会通河沟通南北航运。明朝为接济北方的物资供应也颇费周折,起初以海运为主,后来是河海相济,1411年会通河和1415清江浦开通以后,基本断绝海运,以河运为主。
但是大运河近1800千米,所经地形复杂,40多米的河底高差,需要大量的水源来维持通航。由于徐州至淮安一带受到黄河泛滥的干扰,此段运河经常受阻,因此,徐淮一线成为明弘治以后治理的重点,徐有贞、刘大夏、万恭、翁大立、傅希挚等都曾在此治理过河道。在治河思路上,也有复故道、开新河、塞决口、开支河等多种治河策略和思想。
时间来到了万历初年,一代名相张居正入主内阁。
此时,形成了丰富的水工技术经验,比如堤防填筑、堤防防护、堵口、河道踏勘、河道开凿以及设置水门、水柜等技术日臻完善;对水性和黄河泥沙的的认识逐渐深刻;如刘天和的《问水集》、万恭的《治水筌蹄》,治水官员给朝廷的奏疏以及朝廷敕喻等,形成了丰富的历史典籍,都给后来治水人提供了足够的借鉴。
张居正任首辅的隆庆末至万历初年,对内一是通过推行“考成法”,提高官僚机构工作效率;二是重新丈量全国土地,增加税源;三是实行“一条鞭法”改革税收体制和机制,提高财政收入。同时大力减少皇室支出,使得万历初年国家的财政状况大为好转。对外任用戚继光、俞大猷等平定东南沿海倭寇;通过封贡和开关互市,解决了北方鞑靼、瓦剌的威胁;调戚继光、谭纶等得力大将镇守蓟州和辽东两个关键边防,抵御入侵。通过对内对外的一系列措施,国家收入大大增加,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形成了《明史》称为“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的“万历中兴”局面,为治河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几经调换,1578年,张居正选择潘季驯、江一麟等治水专家治理黄淮运。张居正虽然不是治河专家,但他对治河问题的前瞻性和战略性思考以及治河思路的准确性、明晰性,使得他作为治河工作的领导者,对治河工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充分相信他选定的潘季驯,通过裁撤河道机构,处理不支持治河官员,消弭不利治河言论的方法,给予潘季驯极大的支持。潘季驯,历经前两次治河经历的洗礼,在他第三次治河时厚积薄发,宏图大展。
蓄清刷黄、束水攻沙的理论虽然不是潘季驯首先提出来的,但潘季驯是对这套理论思考最深、最成熟且贯彻最坚定的第一人。在研读前人治水历史、踏遍黄淮运河道的基础上,经过前两次治河的实践,他对治河工作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使得这一理论日益成熟并最终付诸实施。
“万历中兴”时期是是历史赋予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时期,是洪泽湖形成一个重要节点,具有里程碑意义,正是因为有了洪泽湖,明清两朝的命脉才得以畅通270余年。今天洪泽湖依然在淮河流域的防洪、供水、生态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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