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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茶道跨越亚欧大陆，从中国南方产茶区连通中原腹地，穿过蒙古内外草原，跨越西伯利亚，从恰克图抵达莫斯科、圣波得堡，延伸至欧洲，见证了不同地域之间经济、文化的交融与碰撞。

（张栋华 摄）

武夷山凭借茶叶独特的工艺、卓越的品质以及资源优势，成为1.3万里茶道的源头，下梅、星村、赤石、南门街兴起繁华一时的茶市，在不同历史时期扮演过重要角色。除了依托武夷山腹地茶资源优势，形成产区茶叶集散地，还设庄精选茶叶、加工精制茶叶、装箱仓储茶叶，构筑万里茶道武夷山段“集散 —加工— 转运”链条。历史远去，留下了珍贵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存遗迹，以武夷山下梅当溪和星村天上宫最为令人震撼。

（郑友裕 摄）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双方签订《尼布楚条约》，其第五条明确规定“嗣后往来行旅，如有路票（护照）听其交易”，客观上为中俄贸易发展扫清了障碍，也为晋商北上开拓茶路埋下伏笔。晋商常氏家族的常万达敏锐嗅到商机，后续率队进入恰克图布局；至乾隆二十年（1755），清政府限制俄商赴京贸易，将中俄贸易统归恰克图一处，此地一时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陆上码头”。

为实现“茶叶收购、加工、贩运一条龙”，常氏来到武夷山，在此购置茶山、开设茶坊，仅下梅村的茶庄便雇有当地工匠上千人。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常家茶坊的青砖黛瓦沿下梅当溪绵延半里，坊内杀青锅的柴火昼夜不熄，茶工们分班轮作，将散茶精制为红茶、砖茶——红茶需经萎凋、揉捻、发酵、烘干等工序，砖茶则要将茶叶蒸软后压入模具，待成型后晾晒。这些精制后的茶叶，或装入竹篓，或封入木箱，整齐堆放在当溪畔的茶库中，茶库的木门上，常家“大德玉”的朱红字号在阳光下格外醒目。每日午后，当溪“筏如织梭，船若连舸”，茶工们肩扛茶箱，踩着埠头的石阶将茶叶搬上竹筏，每艘竹筏可载茶三百余斤，数十艘竹筏首尾相接，沿当溪驶出村外，汇入梅溪后再转往河口镇（今江西铅山县），开启万里茶路第一段的航程。

而常家与下梅邹家的合作，更是成就了一段商业佳话：常万达兄长常万玘南下寻源，在河口镇客栈偶遇邹茂章，二人商定以“景隆号”为平台合作——邹家发挥产地优势，负责茶叶种植、收购、加工、生产与包装，常家则凭借雄厚实力与贸易网络，包揽水陆运输与海外远销。每年春茶季，常家会到下梅景隆号采办茶叶，带来蒙俄销售情报，按往年茶票订单验货运输，同时预付定金选定次年新茶，形成稳定产销闭环。

在双方紧密合作下，下梅邹氏每年获利百余万两银子，建起七十余座豪宅。

然而，邹家最大的壮举，是牵头联合下梅各大户茶商，共同改造当溪——当溪原为一条狭窄小溪，据地方志记载，宋代江、张二姓曾疏浚当溪，明代周、王等四姓加固水道。清《崇安县志》及邹氏族谱均提及邹氏改造当溪的过程，其中《邹氏家祠碑记》更详录了改造资金来源与工程规模。当溪改造使形成的人工溪流成为真正的“黄金水道”。

这条由下梅茶商耗巨资开凿形成之后规模的当溪，虽全长不足半里，却是“一渠通筏楫，两岸聚繁华”的盛景。据《梅溪蒋氏宗谱》《重修当溪记》记载，当溪开凿后，茶商们“沿溪筑堤，堤上构廊，廊下设椅，供人憩息”，因其“形似美人垂首，坐之舒适”，被称为“美人靠”。而当溪的凿宽彻底解决了“梅溪至茶坊陆路迂回，肩挑费力”的难题——这条人工溪流穿村而过直抵梅溪，将村内数十家茶坊、栈房、码头串联成线，让竹筏、木船可直接驶入茶坊门前。当溪两岸茶季热闹非凡：茶农肩挑手提茶青涌向茶坊的喧哗声、茶坊的伙计吆喝声、木质算筹与算盘的噼啪声、溪中撑篙人的号子和木船的橹声，此起彼伏，交织一片。

当溪形成了“制茶+仓储+运输”立体配套功能，茶商设立起茶坊、茶行、茶库，为采摘、收购、精制、存储茶叶提供了保证。晋商在下梅收购、制作的茶叶有了品质保证，而茶叶库存还配备了防潮、通风设施，同时，溪畔码头还形成了专业的船帮组织，为水陆运行、减少运输消耗等提供精细化处理。

当溪两岸商贸与市井的繁华，让下梅赢得了“小上海”“夜香港”的美誉。清代《梅溪蒋氏宗谱》曾描绘当溪夜景：“入夜则灯烛通明，茶肆酒楼鳞次栉比，觥筹交错之声达于四野。”美人靠上坐满了来自四方的商贾——晋商掌柜们身着绸缎马褂，手持水烟袋砍价杀价；江西的船帮头领与光着膀子的茶伙计划指比拳；偶尔有洋商人随晋商而来，惊奇地张望青石街、吊脚楼与红灯笼。茶肆里、巷弄间，挤满了各色小贩和穿梭往来的行人，一时“市列珠玑之光，门盈罗绮之富”。

晋商常家商、乔家、王家等的茶叶运输线路全程7000余里，从下梅到恰克图需经水陆转运十余次。据记载，仅常家在下梅的茶庄，每年经当溪运出的茶叶便达数十万斤，若按每驼400斤的运输量计算，这些茶叶需动用骆驼数千峰，足见下梅在茶叶集散中的规模。它连接了南方茶产地与北方驼路，成为晋商“南茶北运”关键节点。数据将下梅的贡献表达么更为直观：雍正六年中国对俄贸易额仅1万余卢布，而到乾隆二十年，常家进入恰克图后，贸易额增至83万卢布，乾隆二十五年更猛增至135万卢布。

嘉庆初年常万达去世后，其子孙继承祖业，常氏对俄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在俄国境内开设数十处分号，茶叶之道延伸至13000多里。而下梅作为起点，始终承担着茶叶集散与加工的重要职能——常家在国内增设的“十大玉”字号中，下梅茶庄仍是核心产地之一；即使到道光二十一年，中俄恰克图贸易额增至1240万卢布，与乾隆初年比80年增加了千余倍。

（朱燕涛 摄）

在横跨欧亚、绵延万里的茶道版图上，武夷山市星村镇并非寂寂无名的中转站。星村是被武夷山世界自然与文化“双世遗产”环抱的土地，490平方公里辖区深嵌着武夷山国家公园，这里作为正山小种红茶的发源地，桐木村的古茶树见证着“红茶传奇”的诞生，4.76万亩茶园散发着武夷山水的灵气。星村镇具有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九曲溪蜿蜒流下，曾经每日上百艘竹筏载着茶叶在水面穿梭构筑了星村商贸辉煌。和下梅一样，星村在水陆万里茶道发挥了重大作用。

明清之际，大布岭、黄花岭上矗立的四座会馆，不仅是商业洽谈的场所，更成为不同地域文化交流融合的平台：江西商帮带来赣地木雕，福建闽西商帮的经商理念，北方商帮拥有草原与中原的贸易市场，不同需求产生共赢，共同书写着星村的商业繁华。为了抱团取暖、互通商情，他们在此建起会馆。因“茶”融为一体。遗憾的是，时光流逝，四座会馆大多已消散在岁月里，今天只留下“天上宫”（汀州会馆）。

这座建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的天上宫，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是汀州客家人耗时十年筑起的“茶路家园”。彼时，汀州商人奔赴星村，投身武夷岩茶产业，借助水路将茶香远播四方。为了祈求航运平安，慰藉浓浓的思乡之情，他们巧妙地将闽西客家的建筑理念与妈祖信仰融合，建成了这座别具一格的会馆。

走进天上宫大殿，妈祖像庄严肃穆。尽管身处内陆山区，却因茶叶贸易，与遥远的海洋紧密相连，成为商人们心中无可替代的“平安灯塔”。飞檐之下，精美的雕花栩栩如生，既镌刻着客家人的坚韧不拔，也深藏着茶商们对生意兴隆的殷切期盼。当我们轻轻抚摸天上宫那斑驳的木柱，仿佛能听见当年商人们在此议事，共叙乡音的热闹场景。

据康熙九年（1670年）《崇安县志》卷一《舆地志》记载：“将村（星村之古称）之细茶，皆民所以为生也”。这短短一句话，道尽了星村茶业与民生的深度绑定——在清代初期，当地百姓的衣食住行、赋税徭役，几乎都依赖于武夷岩茶的种植与售卖。彼时的星村，从山脚到山腰，层层叠叠的茶园沿山势铺开，茶农们清晨带着竹篓上山，傍晚满载茶青而归。

到了清中期，星村茶市的规模与影响力达到顶峰。嘉庆十三年（1808年）《崇安县志》卷十《物产志》中专门提及：“武夷以茶名天下，自宋始，其利尤未薄也。今则利源半归茶市，茶市之盛，星渚（星村之别称）为最”。这段记载不仅追溯了武夷茶的历史渊源，更明确指出星村在当时闽北茶市中的核心地位——相较于崇安县城、下梅等其他集散地，星村凭借紧邻武夷岩茶核心产区的地理优势，以及九曲溪便捷的水运条件，成为各地茶商的首选聚集地。每至清明到谷雨的茶季，星村的街巷便被茶商与茶农挤满：来自江西广信、铅山的茶商，背着装满银两的褡裢，直奔熟悉的茶行洽谈收购；本地茶农则背着沉甸甸的茶青，在茶行门前排起长队，等待伙计称重、定价；甚至有福建邵武、建阳的茶贩，推着独轮车将茶叶运往星村，只为借这里的贸易网络卖出更好的价钱。彼时的星村，茶行的算盘声、商人们的议价声、茶农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昼夜不绝，“利源半归茶市”。

    清代曾任崇安县令的刘埥，在其著作《片刻余闲集》中，更以亲历者的视角，细致描绘了星村茶市的产业规模与贸易细节。他在书中写道：“外有本省邵武、江西广信府等处所产之茶，黑色红汤，土名江西乌，皆私售于星村各行”——这表明星村不仅是武夷岩茶的集散地，更吸引了周边省份的茶叶在此中转，形成了跨区域的茶叶贸易网络。“江西乌”这类外地茶叶之所以选择星村，一方面是因为星村茶商信誉良好、资金雄厚，能给出更公道的价格；另一方面则是依托星村的水运优势，茶叶可经九曲溪入闽江，再转往福州、汉口等港口，或经陆路运往江西河口镇，接入万里茶路的主干线。

刘埥还特别提到星村茶行的加工规模：“大的茶行拥有百来个碳焙窟，小的茶庄也有三十几个焙窟”。碳焙窟是清代茶叶精制的关键设施，用于烘干茶叶、去除水分，同时赋予茶叶独特花果香风味。若按此计算，星村全镇的焙窟总数可达数万个，每当茶叶加工旺季，这些焙窟便同时生火，“炭火昼夜不熄，茶烟缭绕如云雾”。焙茶师傅们轮班值守，用长柄铁铲翻动茶叶，确保受热均匀；茶行的伙计则忙着将焙好的茶叶装入竹篓，贴上茶行的字号标签，等待外运。此时的星村，茶香顺着九曲溪的水流飘向远方，连十里之外的船只，都能闻到空气中浓郁的茶香，“未谋星村面，已闻茶中香”。

星村茶市的繁荣还带动了周边产业的发展：为茶行提供竹篓、木箱的手工作坊，在镇外形成了专门的“竹器街”；为茶商提供住宿、餐饮的客栈与酒楼，在码头附近鳞次栉比；甚至有专门为茶商保镖护院的武师，组成临时的护卫队，确保茶银与茶叶运输安全。这种“茶叶贸易为核心，配套产业齐发展”的模式，使星村在清代中期成为闽北最富庶的乡镇之一，也使其成为万里茶道源头。

回望数百年，星村对万里茶道的意义，早已超越“集散地”三个字。它是源头，用顶级茶叶赋予茶道灵魂；是枢纽，用水运与古马道织就贸易网络；是纽带，以会馆群为舞台，让不同地域的文化在此交融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