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十三年，瓦岗军的旗帜插遍了荥阳、洛阳周边的郡县。
这支由翟让创立、李密壮大的起义军，至此已经拥兵数十万，占据兴洛仓等大粮仓，连隋朝名将张须陀都战死在他们刀下，成为隋末最令人畏惧的力量。
然而这年十一月，一场血腥内讧爆发了，李密下令斩杀翟让，庆功宴的宴席上顿时溅满鲜血。
这一刀落下，瓦岗军看似稳固的根基瞬间松动，短短一年后便分崩离析——翟让之死，真是这场崩塌的导火索吗？
其实早在隋末，暴政已埋下动乱的种子，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开凿大运河，耗尽天下民力，山东、河南一带饿殍遍野。
大业七年，王薄在长白山率先举起义旗，各地起义如星火般燎原，而瓦岗军正是植根于这样的乱世之中。
翟让的崛起带着草莽英雄的底色，他本是东郡法曹，因事被判死刑，但狱吏黄君汉敬佩其为人，深夜打开牢门对他说，你是大丈夫，怎能困死狱中？
随后，翟让逃至瓦岗寨，靠着劫掠运河官船筹措给养，没多久就认识了新的兄弟，他和单雄信、徐世勣精于谋划结为生死兄弟。
瓦岗军也成了附近百姓争相投奔的去处，只是此时的瓦岗军，终究还只是支劫富济贫的山寨武装，缺乏清晰的政治方向。
而李密的到来让一切彻底不同。
初见翟让时，李密提出的第一个建议便是莫再局限于劫掠，当席卷两京、推翻隋朝，翟让虽无此雄心，心中满是疑虑，却仍试着招募附近小股义军。
而李密凭借家世声望与雄辩之才，很快说服各路首领归顺，瓦岗军规模迅速扩张至数万人。
真正让瓦岗军脱胎换骨的，是智取兴洛仓的行动。
大业十三年，李密指出，兴洛仓囤积着百万石粮食，拿下它既能解决军粮难题，又可赈济百姓……翟让听了他的建议，派他率军奇袭。
没想到李密一战功成，打开粮仓任由百姓取粮，老弱负粮、道路相属，数不清的农民加入瓦岗军。
部队瞬间壮大起来，李密威望远超翟让，瓦岗军正式建立政权，开始与隋朝分庭抗礼。
然而，瓦岗军的鼎盛之下，隐藏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翟让是创始人，麾下单雄信、徐世勣等老瓦岗出身草莽，更重江湖义气。
李密带来的则是隋朝降官、士族子弟，他们渴望通过拥立李密获取功名，主张建立严密的等级制度，两种力量随着李密权势日增而愈发明显。
翟让的哥哥翟弘，则成了矛盾的导火索。
这位粗人见李密位高权重，总在酒后口出怨言，翟让虽会呵斥兄长，却从未认真阻止，这些话传到李密耳中，难免在心里埋下嫌隙。
更让李密不安的是，翟让虽让出领导权，却仍掌握部分精锐。
单雄信的骑兵、徐世勣的步兵都是瓦岗军的核心战力，老瓦岗将领对翟让的称呼仍是大当家，而不是魏公。
李密的谋士们不断煽风点火，房彦藻曾因小事被翟让鞭打，便对李密说翟让贪财好利，又有兄长怂恿，迟早会夺权。
李密起初犹豫，他知道翟让并无反心，但权力场上容不得可能。
一次，翟让强索李密手下谋士崔世枢的家产，又杖责了未能及时献上良马的将领，这些行为让李密终于下定了决心。
大业十三年，李密在瓦岗军大营摆下宴席，宴请翟让及其亲信，翟让带着哥哥、侄子，还有单雄信、徐世勣等人前来赴宴，对席间暗藏的杀机毫无察觉。
酒过三巡，李密假意拿出一张良弓请翟让试射，翟让刚拉开弓弦，身后的武士蔡建德突然拔刀，从背后将他砍倒。
翟让挣扎着说我有何罪？李密冷冷道，你兄欲反，你怎能无罪？
刀光再起，翟弘、翟摩侯当场被杀，徐世勣也受了伤，后来徐世勣虽被李密亲自包扎伤口安抚，却从此心有隔阂，单雄信表面归顺，实则与李密离心离德。
而其余老瓦岗将领人人自危，曾经靠义气凝聚的军心彻底涣散。
瓦岗军分成了两派，李密的新派多是隋朝降将急于立功，翟让的旧部则带着恐惧和怨恨，作战不再拼命。
此时的李密似乎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忙着进攻洛阳，与王世充决战，但曾经悍不畏死的瓦岗军，战斗力大不如前。
邙山之战中单雄信按兵不动，徐世勣镇守的黎阳在李密逃亡时也未主动接应，李密只得投奔李渊，曾经天下第一的瓦岗军，就此烟消云散。
翟让之死确实加速了瓦岗军的崩溃，但并非唯一原因，李密的战略失误同样致命，他执着于攻打洛阳，却忽视了关中这块龙兴之地被李渊抢占先机。
占据兴洛仓后，放任百姓随意取粮，导致军粮很快告急，失去了持续作战的基础。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瓦岗军的内部结构。
它是草莽武装与士族力量的临时结合，缺乏共同的政治纲领，翟让代表的江湖义气与李密追求的帝王霸业本就难以兼容。
即便没有诛杀翟让，随着权力斗争加剧，分裂也在所难免，而李密虽有谋略，却不懂笼络人心，瓦岗之败，其实早有预兆。
反观李渊父子在晋阳起兵后，一边吸纳关陇贵族，一边安抚农民义军，用废隋苛政的口号凝聚人心，最终统一天下。
而瓦岗军的悲剧证明乱世之中仅靠武力和粮食不足以成事，人心向背、制度建设才是根本。
翟让的墓如今在河南滑县瓦岗寨乡，墓碑简陋，少有人知，而李密投奔李渊后不久又叛逃被杀，结局同样唏嘘。
这对曾并肩作战的豪杰，终究成了权力游戏的牺牲品，能共患难的团队，未必能共富贵，靠猜忌维系的权力，终究会被猜忌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