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三部曲：从奥斯曼到土耳其（一）书接上文，我们继续来聊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是一个持续数百年的缓慢过程。从16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中央集权的削弱和军事优势的丧失，帝国逐步陷入颓势。在对外战争中接连失利，尤其是1683年的维也纳之战，奥斯曼军队被神圣罗马帝国和波兰联军击败，标志着其扩张的终结。此后，帝国多次与俄国交战，尤其是1768年至1774年的第六次俄土战争，奥斯曼最终战败，并在1792年签署《亚西条约》，将大片领土割让给沙皇俄国，进一步削弱了其地缘政治地位。不仅如此，1798年法国远征军入侵奥斯曼最重要的行省——埃及，并迅速占领开罗，震撼了整个伊斯兰世界，也暴露出奥斯曼军事体制的严重弊端。在不断走弱的过程中，帝国内部曾多次尝试改革以图振兴。比如塞利姆三世的“新秩序”改革（1789–1807）塞利姆三世意识到奥斯曼军队在与欧洲列强作战中不断败北，主要原因在于军事制度落后。因此他试图仿效欧洲，组建一支现代化的“新秩序军”，并配合财政、行政上的整顿来支撑这项改革。然而，这项改革遭到守旧派和禁卫军的强烈反对，最终他被政变推翻并被杀，改革未竟而终。还有马哈茂德二世的改革，意在推行中央集权，加强地方控制，建立更现代的官僚体系与正规军。在这些改革中最著名的是在19世纪中叶展开的“坦志迈特”（Tanzimat）改革。1683年的维也纳之战坦志迈特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法治和行政改革：坦志迈特改革的第一项重要措施是1839年发布的《吉尔哈内法令》（Hatt-ı Şerif of Gülhane），这份法令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承诺给所有帝国公民，无论其宗教、民族背景，带来平等的法律保护。同时，这项改革试图限制地方官员的权力，加强中央政府的控制。军事改革：旨在提高帝国军队的战斗力，尤其是在面对外部威胁时。改革期间，奥斯曼帝国军队逐步采用西方的军事战术和装备，并对军官的培训进行现代化，许多军官派往欧洲学习。教育改革： 改革加强了现代学校的建立和教育体系的现代化。为了培养新的行政人员和技术工人，帝国引入了西式的教育制度，设立了包括军事、法律和医学等领域的现代化学院。经济改革： 改革促进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是在交通、通信、银行体系和税收方面。这些改革加强了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基础，并且试图推动现代工业化进程。宗教改革：虽然坦志迈特改革强调了不同宗教信仰的平等，但在实施过程中，仍然维持了奥斯曼帝国传统的宗教制度。宗教的改革较为有限，尽管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平等地位被写入法律，但在实际操作中，宗教领袖仍然拥有较大的权力。从改革内容本身来看，许多设想无疑具有前瞻性，某些理念甚至领先于其所处的时代。但历史早已反复证明，改革从来不是灵丹妙药。并非只要提出改革方案、出台新政，国家便能迅速强盛起来。事实上，无论中外，改革者往往命运多舛：不是被他人所革其命，便是被时代所淘汰。真正能够成功推进改革并取得实质成果者，始终是少数。究其根本，正如德国著名军事顾问、曾服务于奥斯曼帝国的普鲁士总参谋长赫尔曼·冯·毛奇（Hermann von Moltke）所言：“摧毁奥斯曼的旧制度是一回事，建立新的制度则完全是另一回事。”破坏固有体制相对容易，只需推翻或废除现有规则与机构即可；但建设一个稳定、有效、具备执行力的新体系，却充满挑战。这不仅需要制度设计的合理性，更涉及权力格局的重组与各方利益的再分配。而这正是改革的最大难点所在。任何一个延续多年的体制，其背后都伴随着深厚的官僚网络与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纸面上的法律与制度可以迅速废止，但人心中习以为常的秩序与价值观却难以撼动。真正的改革，不只是推翻旧制，更是对一个社会心理结构的重构。这种结构性改变，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甚至历经失败与反复，才有可能逐步实现。多玛巴切宫近代历史中最为成功、最具代表性的改革莫过于日本的明治维新。然而，这一改革的成功也有其特殊的历史与地理条件，不能简单复制于其他国家。首先，日本在地理和政治结构上具备“小国可控”的优势。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岛国，日本国土狭小，政权自上而下的控制力较强，从九州到北海道，统治者的权力延伸无明显断层。其行政机构相对精简，地方割据和利益集团对中央的制衡较小，加之社会结构较为单一，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高度统一，社会内部矛盾尚未全面激化，为统一意志推进改革提供了基础。其次，日本统治者展现了明确的改革决心与榜样作用。明治天皇率先削减皇室开支，身体力行，为改革赋予道德正当性与政治权威。而反观奥斯曼帝国，尽管坦志迈特改革在构想上充满现代性与制度理性，但执行过程却饱受“上层虚伪”的困扰。以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为例，改革初期国家财政极度紧张，而他却斥巨资兴建多玛巴切宫，试图以建筑象征改革成果。这座宫殿从1843年修建至1856年竣工，耗资高达35吨黄金，其中14吨仅用于装饰天花板，其总造价相当于奥斯曼帝国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今日站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畔远望，宫殿固然壮丽，但它背后所隐含的资源错配与政权短视，却令人唏嘘。此外，日本改革的外部环境亦较为有利。19世纪列强对东亚的战略重点集中在中国，因其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市场巨大，是更具经济与地缘价值的侵略对象。相比之下，日本地狭人稠、资源贫乏，在列强眼中并非优先目标。这种“被忽视”反倒为日本提供了一个相对和平、低干扰的窗口期，使其能够在较为稳定的外部环境下，逐步孵化并落实改革成果。某种意义上，清朝政府的腐败与被动挨打，在无意中为日本抵挡了部分压力，成为日本改革进程的“间接庇护”。因此，尽管坦志迈特改革的初衷积极、方向正确，但其结果仍以失败告终。这场改革未能根本解决帝国体制的弊病，反而在资源错配与民心流失中暴露出更多裂痕。改革受挫叠加长期的军事失败，使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精英对苏丹政权彻底失去信任，变革的情绪已酝酿至临界点，政变的序幕悄然拉开。更严峻的是，此时奥斯曼帝国已被西方列强环伺，外患频仍，内忧未解，帝国的命运，愈发岌岌可危。奥斯曼帝国虽已衰落，但欧洲列强一时之间也无法彻底吞并这一庞大的帝国。因此他们转而谋求另一种手段——即通过推动奥斯曼政体改革，使其进入宪政时代，通过立宪的方式削弱苏丹的权力，并扶持亲近自己的政治精英，以间接控制这个衰弱的国家。当时在奥斯曼内部，围绕如何改革以及与哪个国家结盟的问题，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派。一派是以麦蒂姆为代表的亲俄派，主张保持苏丹的绝对权威，并与俄国建立紧密关系；另一派则是以米德哈特为首的亲英法派，倡导推行君主立宪，削弱苏丹的专制权力，与英国、法国保持密切关系。作为苏丹的阿卜杜勒阿齐兹显然更倾向于麦蒂姆的主张，因为米德哈特提出的立宪方案意味着对苏丹权力的直接削弱。因此，他解除了米德哈特的大维齐尔职务（即首相），任命麦蒂姆继任。然而，就在人们普遍认为米德哈特已经失势的时候，1876年夏季，伊斯坦布尔突然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浪潮。数万名穆斯林宗教狂热分子涌入街头示威，要求罢免麦蒂姆。他们大多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三大清真寺，以学习神学的学生为主力。这场示威并非自发，而是经过精心组织与策划，甚至示威者事后还能获得报酬。而幕后的组织与资助者，正是此前失势的米德哈特。在声势浩大的街头抗议面前，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手足无措，只能将麦蒂姆解职。然而米德哈特并不满足于此，他要趁势推动更深刻的变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度。1876年5月30日清晨，阿卜杜勒阿齐兹从睡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的多玛巴切宫已被穿着白衣的学生军团团包围。这一次他们不是和平请愿，而是发动政变。意识到大势已去，阿卜杜勒阿齐兹选择放弃抵抗，平静地签署了退位诏书，完成了一场未见血光的和平政变。米德哈特尽管米德哈特成功推动奥斯曼进入宪政时代，但帝国仍需要一位具有象征意义的苏丹，尤其考虑到奥斯曼苏丹兼具伊斯兰哈里发的宗教身份（有关哈里发的具体含义后续将做详解）。因此，他们推举了性格温和、容易掌控的穆拉德五世作为新苏丹。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新苏丹穆拉德五世登基不久后便精神失常，无法履行职责。无奈之下，他们只能选择穆拉德的弟弟——年轻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起初，改革派认为这位年轻的新苏丹也将如其兄一般软弱易控。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哈米德二世虽年轻，却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政治智慧与深不可测的谋略，迅速巩固了自身的权力。事实证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不仅不是傀儡，他甚至成为了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拥有实际权力的苏丹。那么哈米德二世是如何从米德哈特手里夺过权力，而奥斯曼帝国又是如何走向灭亡的，我们下期接着聊。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