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公元前480年，卫国发生内乱，子路在混战中帽带被斩断。千钧一发之际，他平静地说出一句：君子死，冠不免。最终，他在系好帽带整理好衣冠的过程中被敌人杀害。
这顶冠究竟有何魔力，能让古人看得比生命还重？可为何在现代中国男性的头上，却成了可有可无的配饰了呢？
头顶上的乾坤
要理解古代男人和帽子的关系，就必须先搞懂衣冠这两个字，这可不是今天我们理解的穿戴那么简单，古代这俩字背后是一整套关乎宇宙秩序、社会伦理和个人尊严的庞大体系。
而这套体系的顶点就是头上的那顶冠，冠就是古代精英男性的身份认证系统。周代贵族男子的人生是从20岁那场加冠之礼才算真正开始。戴上帽子意味着成年了，可以承担社会责任，可以结婚生子，正式进入名流圈子，帽子就是VIP通行证。
当然VIP也分等级，我国古代这套系统的精密程度堪称丧心病狂，周礼规定，不同身份的人戴什么怎么戴，都有毫米级的严格标准。
最高等级的叫冕，是天子和高级贵族在祭祀这种国家级大场面才能佩戴的终极装备，冕的前后挂着的一串串珠子叫旒。这就是赤裸裸的等级公示牌：天子十二旒，诸侯九旒，上大夫七旒，下大夫五旒，多一串或少一串都是政治事故。
次一级的叫弁，是天子到士这个阶层日常戴的礼帽。再往下才是我们常说的冠，多半是休闲场合用。
那普通老百姓呢？对不起没资格，只能用巾或者帻把头发包起来。所谓士冠庶人巾，头巾就清晰划分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简单粗暴一目了然。
这套帽子戏法被后世王朝基本继承，并且玩出了更多花样，后汉时期，官方记录在册的冠式就有十九种，到了明朝的规矩更具体，洪武六年直接规定，一二品大员的帽顶得用玉，三到五品用金，六到九品用银，材质直接跟官位挂钩。
清朝更是将这套内卷游戏推向了极致，官帽顶上的顶珠也是根据品级严格区分成了九个档次。同朝为官，抬眼看看对方帽子上顶的是什么球，就知道该用什么语气说话了。
所以几千年来，中国男人的帽子从来就不是简单的配饰，它是身份、地位、权力、乃至气节的浓缩，是行走的《职官志》。
这套系统牢牢焊死了社会结构，让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顶着恰如其分的帽子，构成了古代社会秩序的基石之一。
宁可掉脑袋，不可乱冠戴
除了开头提到的子路结缨而死，用生命捍卫帽子的大有人在，在古人心中，礼崩了社会就乱了，人就跟禽兽没区别了，而冠就是礼最外在最醒目的标志。
当然凡事都有例外，堂堂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次喝多就把帽子给弄丢了，结果这位国君羞愧到三天没脸上朝。
一国之君，丢了帽子比打了败仗还觉得丢人，可见这冠在他心中的分量。
甚至地名都能跟冠扯上关系，山东冠县的源头就是春秋时期叫冠氏邑的地方，名字和当地精湛的制冠工艺脱不了干系。
当年鲁国能向晋国求取制冠技术，就像今天哪个国家拿到了顶级光刻机的图纸一样，属于可以载入史册的外交胜利。
直到辛亥革命一声炮响，皇帝没了，脑袋后面的辫子剪了，焊在社会秩序里几千年的冠冕制度自然也土崩瓦解，但中国人头顶上必须有东西的执念并没有立刻消失。
进入民国，国家想建立一套新的礼仪，1912年的《服制案》和1929年的《民国服制条例》都把西式礼帽正儿八经写进了国家礼服规定里。一时戴礼帽成了新派人士的象征，各种职业制帽也开始大行其道，军警有军警帽，护士从1928年起统一佩戴白色燕尾帽，学生在1938年后也有了统一的学生帽。
就连袁世凯搞复辟祭天祭孔的时候，也煞有其事地给自己弄了一顶复古的平天冠戴上，虽然最终成了闹剧，但也说明冠冕作为最高权力象征的观念依然有它的惯性。
可以说，从古代的冠冕到民国的礼帽，虽然形式变了，但帽子作为身份符号和秩序象征的功能还在延续。
那真正让帽子从中国男人生活中彻底退场的最后一击，究竟是什么时候到来的呢？
帽子都去哪儿了？
新中国成立后，帽子依然在很长时间里扮演着重要的符号角色，解放帽、冬天人手一顶的雷锋帽，以及那个年代最时髦的绿军帽，都是时代的印记，也是身份认同和精神面貌的体现。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次改变中国人头顶风景的不再是朝代更迭或政权法令，而是流行文化。
随着港台影视剧和流行音乐席卷大陆，发型这个全新的审美标准出现了，从郭富城的富城头到郑伊健的长发，年轻男性第一次发现，原来头发本身就可以是最好的装饰。
为了打理时髦的发型，他们要用摩丝啫喱水，而帽子自然成了展现个性的最大累赘。
这是帽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因不时髦而被大规模抛弃，科技的发展又给了帽子重重一击，古代人戴帽子除了彰显地位之外，防晒、防尘、保暖是刚需。
但现代人出门有车，头顶有车顶，城市卫生环境也极大改善，帽子最原始的功能在现代化生活方式面前几乎都失效了。
其实现代社会并没有消灭帽子，反而让它变得规范和普及，只不过都成了职业帽。
建筑工人必须戴安全帽，食品工人必须戴卫生帽，厨师则有自己一整套严格的帽子体系，1984年我国成立了第一个厨师帽会组织，规定总厨的帽子要高达29.5厘米，而普通厨工的只有10.5厘米。
当帽子在特定职业领域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成为强制性的规范时，它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存在感反而被无限压缩了。
帽子从人人可戴的日常用品变成了上班才戴的专业工具，它不再关乎社会地位或日常身份，只关乎此刻的职业角色。
至此，帽子的三大属性几乎全部被现代生活解构掉了，所以今天中国男人普遍不戴帽子，就成了自然而然的结果。
当然时尚是个圈，或许现代社会日益严峻的脱发问题，会让帽子以全新功能性诉求重新杀回中国男人的日常生活。
到那时，它承载的将不再是家国天下，而只是中年男人最后的倔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