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作者 左岸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划破夜空，中华民族在血与火中开启了全面抗战。当我们回望1937 年那个炽热的夏天，也就是“七七事变”之后22天，通州城里又骤然响起了枪声，“通州起义”如一场惊雷，对一段延续37年屈辱历史进行了第一次清算——那些被中国军民斩除的日寇，正是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时埋下的毒瘤，是盘桓在华北大地上的’庚子余孽’。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联军，借口清政府’排外’，要求’剿灭’义和团，发动了侵华战争。1900年5月21日联军攻占天津塘沽大沽炮台，6月18日攻陷天津城，7月8日联军沿运河向北京进犯。8月12日通州城沦陷。联军在通州城内外烧杀抢掠后向北京进发。

据1929年编纂的《通县志续修》记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十八日城破，男女老少，或被枪杀，或自尽，或恐悸病故，或惊避溺殁，死亡无算，洋兵占据一年之久，四乡蹂躏，伤亡颇多。迨洋兵撤退后，经邑王振生、金静芙、丁振镳、果寿康等向城乡周咨博访，编订成册，共计（有姓名可考的）男女殉难者1178名……史称《通县庚子殉难记》。

而《通县庚子蒙难记》里的字字泣血仍未干透，八国联军的铁蹄踏碎古城门时，没人想到，这场浩劫不是终点，而是更深重苦难的开端。

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的墨迹在紫禁城干涸，其中一条毒蛇般的条款悄然钻进中国的腹地：’允许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驻军’。这纸条约，让天津海光寺成了日本 ‘清国驻屯军’ 的巢穴，1700 名日军以 ‘保护侨民’ 为名，开始了对华北平原长达三十六年的盘踞。

驻屯军：顾名思义，驻是驻守，屯是屯集，军是军队，意即为驻守屯集的军队。民国成立后，依然无法摆脱屈辱，继续承认这个不平等条约，’清国驻屯军’只不过换了块“支那驻屯军”“华北驻屯军”的招牌，却丝毫未改豺狼本性。他们像藤蔓般疯狂生长：1911年添了步兵1个大队、机枪6个中队，1927年扩编天津、北平驻屯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是把临时派遣队的帐篷扎满了京榆铁路沿线。到1936年4月，这支驻军已膨胀到5774人，配备炮兵联队、战车队，甚至从轮换制改成了永驻制——他们不再是 ‘过客’，而是想成为永远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恶煞。

当时的日本驻屯军除了包括上述军队之外，还包括北平特务机关，通州特务机关，太原特务机关，张家口特务机关，济南特务机关，青岛特务机关，驻北平武官辅佐官等，特务、汉奸等沉瀣一气，除了收集情报，还疯狂地贩毒、走私，把华北大地搞得乌烟瘴气。

军事是为了政治服务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配合日本对中国的蚕食。1933年长城抗战之后《塘沽协定》签订，日本暂时将对中国’武力鲸吞’的露骨侵略方式转变为有序推进的’渐进蚕食’方式，即推行“华北自治运动”，企图一口一口啃噬掉中国。这样，继东北之后，华北顺理成章地成为日本侵略的下一个目标。

《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不得越该线……长城线以南地域治安由中国警察机关负责”。这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冀东地区主权丧失，华北门户洞开。

1935年11月25日，通州城升起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妖旗。担任河北省密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滦榆区督察专员的殷汝耕在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的策动唆使下，叛国投日宣布脱离国民政府，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并自任“委员长”，后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又担任政务长官。伪冀东政府下辖冀东22县及唐山、秦皇岛两市，首府设于通州。

通州地区的形势愈发诡异紧张。这时，当地有三股武装力量在暗暗较劲博弈。

一是通州城变成了非军事区后，当时驻扎在通州城的二十九军被迫移驻到通州城外的新城南门外三义庙、宝通寺和王恕园等处，人数只有大约一个营的兵力。为二十九军38师独立第39旅717团一营，营长叫傅鸿恩。

二是日寇的特务组织和宪兵队、守备队。殷汝耕本来与关东军关系密切，因此，1936年2月12日，日本关东军在通州设立特务机关，细木繁中佐担任机关长。驻通县城内中仓。但日本军部对防区有严格的划分，通州的防务由天津的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负责，这里也派驻了特务机关，由机关长上野中佐负责。1936年初，驻屯军宪兵分遣队作为“打手”侵驻通州，驻大关庙胡同英济祠。设队长、副队长、翻译官和宪兵数十人。

最初通州并无日本驻军，但实际上已被日军控制，即便这样，1936年4月17日，广田内阁决定加强中国华北驻军，通州进驻日军守备队约150人。隶属于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负责监视伪政府，保护当地日侨、韩侨。驻于县城内西仓等地。

伪冀东政府表面标榜“防共自治”，而实权则掌控在各级机关的日本顾问手中。日本除向伪政府各机关派驻一至二名顾问外，地方上22个县也各配备一名顾问，总共近40人。这些日本顾问完全受政府所在地通州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的监督领导。

第三股力量则是由冀东汉奸伪政权统辖的冀东保安队。这支部队成因复杂。

《塘沽协定》规定冀东地区名义上中日双方都不允许驻军，中国只能建立警察机构负责地方治安，当时的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受蒋介石密令，选派张庆余、张砚田等建立河北特警队，在河北各县征新兵，经过训练后，分驻冀东各县。张庆余任第一总队队长，张砚田任第二总队队长。第一总队队部先驻蓟县，后移驻通县。第二总队队部驻抚宁县，此外，还有人员成分极其复杂的第三和第四总队等。后改河北特警队为河北保安队，人数大约10000余人，伪政府成立后，河北保安队更名为冀东保安队，实际控制权归汉奸伪政权统辖。

那段时间，通州城出现了一种的奇特景象。新城南门设有两层岗，城门内是日军2人，警察2人守卫，城门外是保安4人守卫，护城河桥南就是二十九军的岗哨，有5人守卫。据1937年7卷5期《现代青年》报道：“城门守卫一边是穿着草绿色军服的冀东保安队，一边是灰色的背着大刀荷枪的二十九军士兵’。

张庆余和张砚田二张所部原本是东北军于学忠部旧属，中下级官兵有较高爱国热情。殷汝耕建立伪政权之初，二人受形势所迫担任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所部官兵对此早已心存怨恨，只因畏惧日方而不便发作。张庆余的儿子斥其有辱先人，登报断绝父子关系，妻子给他写信哭着劝他莫做千古罪人，这位硬汉只能攥紧拳头：’且看日后行动！’

中共也向保安队派出了地下党进行策反工作。伪政权成立后，中共河北省委姚依林派遣朱欣陶打入伪政府，及时向中共传递重要情况。中共北方局分三个渠道派遣干部赴通州保安队内进行统战工作，通过中共冀东区党委派通县师范毕业生、共产党员黎巨峰、王自悟深入保安队内部，与张庆馀、张砚田面晤，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方针。1936年春，陕北的刘志丹也派在教导总队赵玉升在保安队内部进行统战工作，并发展周兴武、杨新、冯孝义成为中共党员。这些被称作 ‘伪军’ 的战士，枪膛里早就压满了对日寇的仇恨。

七七事变爆发后，华北驻屯军彻底撕开面具露出狰狞的面孔，针对二十九军展开全面进攻。华北驻屯军萱岛、铃木联队2000人及小山炮兵部队进驻通州，想拔掉二十九军在通州的驻军，他们首先指示特务机关联络营长傅鸿恩，要求解除武装。哪想到傅营长面对2000日军，断然拒绝投降，连夜整备兵力，准备决一死战。日方也记录“守军在营房墙壁上设置了无数枪孔，似已完成战斗准备”。

7月27日凌晨3时，驻屯军步兵第2 联队(萱岛部队)摆开架势，以第1大队的2 个中队从西向东，以第3大队的 2个中队由东向西进行夹击，向二十九军傅鸿恩营阵地发动攻击。在守军的猛烈火力下第1大队被挡在潞河中学的大铁门外，日军调来工兵部队进行爆破，将潞河中学校门炸塌。傅营抵抗异常激烈，就连当时的日本战报都记录：“在围墙被破坏后 ,有勇猛的中国士兵冲出掩体挥舞着青龙刀与日军肉搏”。

上午11时，傅部力战不支，由傅营长率部冲出重围后撤抵丰台南苑与大部队汇合。值得一提的是，保安队没有按部署截击该营，而是放开口子任其撤退，随后日军航空兵又“误炸”了保安队兵营，为其后的通州起义埋下伏笔，

7月27日傍晚，日军主力从通州出发进攻南苑，通州日军及特务机关兵力空虚。保安队于7 月 29 日凌晨发动武装起义，通州古城的寂静被枪声撕碎。

起义军三路大军如利刃般插向敌人心脏。第一路扑向伪政府将殷汝耕抓获，击毙特务机关长细木繁，西仓的日军兵营也被起义军攻陷。

7月29日下午4时，日军华北驻屯军出动10余架飞机轰炸通州城，在丰台的驻屯军第二联队主力回援，起义部队抵挡不住日军增援部队的进攻，分散突围，押解殷汝耕的部队被日军打散，殷汝耕被日军劫走。最终有4000多名保安队官兵成功到达保定。

为了全面占领华北地区，在随后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日本将“中国驻屯军”番号撤销,改编成“华北方面军”，辖第1军和第2军，1个军辖三个师团，一个师团近3、4万人，此时数千人的驻屯军，已然成长为20万人的庞然大物之怪兽。也成为了今后华北抗日战争的主要劲敌，成为八路军的主要作战对象。在经历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八年全面抗战，最终这支部队战败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

编辑 柒玖陆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