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25日深夜，合肥飘雨。省府里灯火通明，军医贴在门口捂着口罩：“廖主席怕是熬不过黎明。”短短一句话，在广西桂林的李宗仁耳边变成了惊雷。因为他明白，廖磊若走，桂系在安徽苦心经营的局面就会出现巨大缺口，而这缺口，很可能被李品仙填上。
把时间往前拨回到1927年。唐生智在汀泗桥吃了败仗，湘军旧部一哄而散。廖磊当天夜里就带着警卫队南下衡阳，径直投奔桂系，几乎没耽搁。李品仙却选择观望，他先跑去香港筹钱，又在广州周转，想探探风向。有意思的是，两人此时军衔相当、资历接近，但一个在动荡中立刻选边，一个反复权衡，命运已经分叉。
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唐生智暗中联络旧部，白崇禧正被蒋系堵在华北。廖磊扮成商人，硬是把白崇禧从天津送到海上船只，再护送回南宁。路上他只说了一句：“大事要紧，不能倒。”这趟九死一生，让白崇禧彻底信了廖磊。李品仙同时间却暗暗给唐生智递了口信，表示“愿闻调遣”，虽未成行，但桂系高层心里已记下一笔。
1931年底，第七军易帅。第七军是桂系看家的王牌，从来只让最信得过的人执掌。很多福建、云南将领跃跃欲试，白崇禧却一句话定音：“廖磊接旗。”当时桂林城里流传一句顺口溜：“桂系军，旗不倒，廖师长守得牢。”这不仅是信任，更是给廖磊戴上“家里人”标签。
抗战全面爆发后，廖磊出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他到合肥第一天，就让参谋长写下一行字贴在大门口：“兵为国，财为民。”规定省政府任何开支必须公开张贴。短短半年，安徽财政收入增加三成，战时稻谷收购价却下降两成，老百姓说廖主席“像磨盘一样稳”。
再看李品仙。1935年总参谋长叶琪意外坠马身亡，白崇禧顶住压力把李品仙推到总参谋部。军事能力，李品仙确实硬；可“叛将”印记始终挥之不去。每逢高层会议，李宗仁会让他参谋作业，却很少让他单独做决策，这就是差别。
1938年秋，李品仙奉命驻防鄂皖边区，他先办的不是粮草，而是盗掘楚怀王墓，理由是“筹军费”。档案里记载，他一夜拉走三十车宝贝，按白银折算近两亿法币。李宗仁事后气得拍桌子：“打仗缺钱缺到刨祖坟，那还打什么民族战争？”这件事让桂系高层对李品仙的“底线”再次存疑。
时间回到1939年的深夜。廖磊弥留，他拉着秘书叮嘱：“守大别山，别让日本人穿堂而过。”凌晨三点他闭上眼睛，年仅四十九岁。当天黄昏，安徽各县降半旗，延安电台也发来悼文，称他“联共抗日不动摇”。这种跨阵营的悼念，在国民党系统并不多见，足见影响力。
廖磊身后空出的安徽主席，表面上要走行政程序，实则只剩李品仙一个合适人选。李宗仁在内阁会议上皱眉良久，最终说：“先让品仙去顶一顶，别让局面塌了。”黑底白字的任命电文，像是一种妥协，也像一道分水岭——桂系再没有第二个廖磊。
李品仙到职后，动作频频。他撤掉廖磊留下的“公开榜”，恢复“特别捐”，还把原本免税的食盐重新加价。不到一年，安徽民怨激增。更致命的是，他单方面撕毁廖磊与新四军签署的“合江北守望协定”，并在泾县设卡扣查。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主力覆没。蒋介石电令嘉奖李品仙“清剿有功”，但也让桂系彻底失去与中共合作的最后余地。
1949年，华中战场风声鹤唳。李品仙劝白崇禧：“台湾有海峡，安全些。”白崇禧犹豫。李品仙转身飞台北，想替桂系“探路”，可没想到蒋介石随即调集兵权，白崇禧落得被软禁的结局。多年后白崇禧叹道：“若磊公在，断不会让我被困孤岛。”不难听出那份怅然。
李品仙在台湾住到九十八岁，子女散居海外，亲友走动稀少。有人探望时，他常抚额长叹：“若当年不给唐生智回信，也许另有光景。”可是历史不认假设。忠与不忠，白纸黑字；谁更受重视，时间给出了答案。
廖磊短暂，却留下了干净账簿、坚固防线和一句“兵为国，财为民”；李品仙长寿，却要终身背着“盗墓将军”“破盟主使”的重名。两条路径，分出了高低优劣，也清晰展示了桂系内部真正看重的，是忠诚与担当，而不是权谋与巧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