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陶勒盖城址（City Ruins ‘Chintolgin Balgas’）（Чин толгойн балгас）位于蒙古国布尔干省（Bulgan）达欣其楞苏木（Dashinchilen）境内的宝日格青草原上，处于哈尔布哈河与图拉河交汇处南侧，地处半荒漠地带边缘，城东邻近图拉河流域的查干湖和沼泽地。
图1 青陶勒盖城址位置
（一）考古工作回顾
早在20世纪初，因辽代城址城垣规模大，地表遗迹丰富，很快引起苏联和蒙古国的考古学家的注意。1930年，前苏联学者德.德.布可尼奇在青陶勒盖城内北部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并绘制了该城的第一张平面图，但遗憾的是，他未将此次发掘的详细资料公开发表。
1948年开始，俄罗斯考古学家С.В.吉谢列夫在蒙古高原考察了许多城址，其中便包括青陶勒盖城址，并收录在其所著《古代蒙古的城市》一书中。
20世纪下半叶，学者们结合文献资料达成共识，认为青陶勒盖城址是辽代的镇州城。同时，延伸到辽代边地政权体系和辽代政治制度的研究，确立了青陶勒盖古城在辽代西北地区政权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蒙古国本国的考古学家对此城的发掘、研究始于赫·普尔莱。赫·普尔莱从 1959 年开始，对青陶勒盖城址进行了发掘研究，对一些契丹陶片和印有特殊符号的建筑构件进行了研究，撰写了数篇有关青陶勒盖城址的文章。同期，各国学者通过文献，对辽代西北地区政权设置和边地经营方面进行过许多研究。中国学者陈得芝对于“西北路招讨司”进行了专题研究，讨论了西北路招讨司的设置职掌、治所所在、属部和辖境，并且制作了西北路招讨使的年表。日本学者长泽和俊从辽太祖西征、镇州城的建立、辽对西北路的经营、辽与西方贸易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
21世纪以后，各国学者对青陶勒盖城址的关注度逐渐升温，发掘工作持续不断，研究认识亦不断深化。
2000年初，日本学者白石典之对此城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制作了青陶勒盖古城第一张经过科学测绘的总平面图。
从2004年开始，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蒙古国国家博物馆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人类学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蒙古、西藏、佛教研究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青陶勒盖古城的一些区域进行了小范围的发掘，出土了带有16个字符的筒瓦、泥制龙眼、石磨盘、唐宋铜钱、辽代陶器、瓷器等，并发表了一些研究论文和发掘报告。《蒙古国与俄罗斯联合“青陶勒盖”项目报告（2004－2008年）》为蒙俄考古队2004至2008年之间的青陶勒盖古城发掘报告，此书以俄、蒙两种文字详细地介绍了他们的发掘和研究成果，这是迄今为止对此城研究最为深入最为全面的考古报告。
蒙俄考古队的发掘资料介绍了青陶勒盖古城的城址结构、发掘区域、地层堆积、城内遗迹。对陶器、瓷器、铁器、铜器、石器、骨器等遗物进行分类。同时，较为全面地阐述和分析了青陶勒盖城址的文化内涵。将青陶勒盖古城的文化遗存分为回鹘汗国时期、辽代中期、辽代晚期三个时期，认为城址始建于回鹘汗国时期，辽代中期进行扩建，辽末废弃。通过对比，认为出土陶器具有回鹘、契丹、汉、渤海等多种文化因素。探讨辽代回鹘文化因素的陶器所反映的族属问题，认为这种文化来源于阻卜部落，并认为阻卜部落是由回鹘汗国灭亡之后滞留在漠北蒙古草原上的回鹘遗落组成的。
近几年，中国学者也陆续对辽代古城进行考察。2003年，以北大中古史中心“3-14 世纪中国历史的多元文化环境研究”课题组为主的北大的蒙古历史文化考察队，对蒙古国中部图拉河与鄂尔浑河流域的部分历史遗迹进行了考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蒙古国游牧文化国际学院、蒙古国国家博物馆建立了合作关系，从2005年起开展了“蒙古国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与发掘研究”项目对蒙古国中、东部地区进行了调查，辽代古城乌兰和日木古城、哈喇布哈古城、青陶勒盖古城等一系列契丹城址均被列入调查目标。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学者宋国栋参与了从2004年起的蒙俄考古队对蒙古国布尔干省达新齐楞苏木的青陶勒盖古城考古发掘工作。
从2006年开始，蒙古科学院考古中心与日本奈良大学合作组在青陶勒盖古城、乌兰和日木古城周围进行调查，绘制了平面图、制作了3D模型。在青陶勒盖古城南边发现了灰陶窑并在青陶勒盖古城东北门进行小规模发掘。
图3 青陶勒盖城址平面图及周边地形图
（二）城址概况
青陶勒盖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260米，东西宽680米，城墙为黄土夯筑而成。墙垣笔直。墙体有不同程度的坍塌。城墙底宽约35米、顶宽约4-4.5米、残高3-5米。城墙设有马面，分布密集，其中南墙和北墙各有6座马面，东墙和西墙各有10座马面，马面位置均匀对称，平面呈方形，边长9米左右。四角均建有角楼。城墙外开凿护城河。现地面上仍可看到宽约3-4米、深约0.5米的壕沟。
图4 青陶勒盖城址全景（南-北、北-南、西南-东北、东南-西北）
青陶勒盖城共开设5座城门，东、西墙各设2座位置对称的城门，此外，南墙中部开设1座城门。5座城门外都建有方形瓮城，其中东、西墙的4个瓮城均开设南门，南墙瓮城开设东门。城中部建有一道隔墙，东西向，将全城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北区为内城，南区为外城，由此城内平面呈“日”字形。
图5 青陶勒盖城址 南城 南城门遗迹（左上）；南城 西城门遗迹（右上）；
南城 东城门遗迹（左下）；北城 东城门遗迹（右下）
北区内设一条东-西向街道连接东西城门，此外，还有两条南北向街道。一条位于北区中央偏东，道路南端与隔墙交汇处设一门，门外建一座瓮城。一条位于中央偏西，向南与东西向大街垂直相交。
南区内各城门之间亦有东-西、南-北向大街相连。南北两区的两条东西向大街长宽相等，均为长640、宽28米。
图6 青陶勒盖城址平面图
2005-2008年考古发掘显示，内城范围内具有小围墙的建筑遗迹较多，外城范围内的建筑遗迹相对较少。城内出土遗物丰富，包括瓷器、陶器、铜器、骨器、铁器、石器、铜钱以及建筑构件等，其中瓷器的窑口种类众多。这些遗迹遗物在造型和装饰方面既具有辽宋时期的流行特点，又具有区域性特色。
（三）特点与性质
青陶勒盖城址在规划建设方面，先营建诸多具有小围墙的官府和宫殿，然后在府宫的周围建有诸多的小型房屋，最后经过统一的规划后修建城墙、城门以及城内的街道。
在平面分布上，青陶勒盖城址平面呈“日”字形。这与中国内蒙古的上京城和饶州城十分相似。
上京城位于赤峰市巴林左旗，由南、北相连的两城构成，平面呈“日”字形。北城为皇城，呈不规则六角形。南城为汉城，呈不规则方形。城墙全系夯土版筑，残存高度6-10米，墙基宽约12米。
饶州城位于林西县，平面呈长方形，由大、小相连的二城组成，西部城址比较小，系附城，东部城址为主城。整个城址东西全长1400米、南北宽700米。全城开设5座城门。
学者们认为，青陶勒盖古城的南区即外城，与上京的汉城一样，是供除契丹人以外的其他各族人居住的地方。而内、外城的分割及中墙城门营建瓮城，目的在于内城的居住者防范居住在外城的其他各族人的反叛。
《辽史·地理志》载：“镇州，建安军，节度。本古可敦城。统和二十二年皇太妃奏置。”《辽史·圣宗纪》亦载，统和二十一年“修可敦城”；二十二年“以可敦城为镇州，军曰建安”。由此可知，镇州是利用旧有的可敦城营建而成。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赫.普尔莱根据在青陶勒盖古城小规模发掘，首次提出《辽史》记载的古可敦城、镇州是今青陶勒盖古城。A.奥其尔先生也持有同样的观点。青陶勒盖城南北两区中间的隔墙上不仅设有城门，还修建有瓮城。A.奥其尔先生认为这都是扩建后的工事，扩建痕迹非常明显。这表明青陶勒盖古城的北区应是回鹘汗国时期修建的，辽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对此城进行了扩建。
蒙古国大部分学者都认为：青陶勒盖古城就是回鹘的可敦城。因为在布尔干省发现的诸多辽代城址中，青陶勒盖古城是其中最大的一个。但是蒙古国学者中也有不同的观点，如有一些学者认为今蒙古国东方省发现的巴拉萨浩特古城就是辽代的镇州的治所。
中国学者巴图认为：青陶勒盖古城不是《辽史》中记载的古可敦城或镇州城，而是契丹人新建的一个城址。理由是，如果外城是辽代统治后进行扩建的，那么城址应当残留有与饶州城中间隔墙上马面相同的遗迹现象。但是青陶勒盖古城中间的隔墙没有营建马面的痕迹，所以内外城的始建年代应大体同时，并非辽代在回鹘城基础上扩建而成。
参考资料：
1.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蒙古国国家博物馆 编：《蒙古国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报告2005-2006》，文物出版社，2008年
2.巴图：《蒙古国辽代城址的初步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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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尚 珩（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图照：尚 珩 编辑：汤羽扬 袁琳溪 魏 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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