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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将领藤田类太郎海军中将，曾以青岛方面特别根据地队司令官、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部附和中国方面舰队第2遣支舰队司令官等职参加了侵华战争，日本战败投降后，在香港向英军及盟军缴械投降。

藤田类太郎（1887—1947）是日本爱媛县人，1887年10月27日出生，1910年7月18日毕业于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第38期，与福田良三、伍贺启次郎、杉山六藏、三川军一、黑岛龟人、栗田健男等人同学，在该期149名毕业生中，其吊床号为第87号，1911年12月1日晋升海军少尉，从1912年8月9日起，又相继入读海军炮术学校和海军水雷学校。

1913年12月1日，藤田类太郎晋升海军中尉，相继在“松风”号、“雾岛”号、“千叶”号、“隅田”号服役，1917年10月10日被调任佐世保镇守府司令部任职，同年12月1日晋升海军大尉，并入读海军大学校乙种科，此后又入读海军水雷学校高等科深造。

从1918年12月1日起，藤田类太郎又相继在“桐”号、“楠”号、和“汐风”号上服役，1920年11月15日调到舞鹤镇守府司令部任职，结果不到个两月，又被派到“滩风”号担任水雷长兼分队长。

1921年11月1日，藤田类太郎出任“吹雪”号驱逐舰舰长并兼海军水雷学校教官，半年多以后辞去教官兼职，1922年12月1日又先后出任“潮”号驱逐舰长和“梨”号驱逐舰代理舰长，1923年12月1日晋升海军少佐后，才被取消代理，此后又相继担任“藤”号驱逐舰长和“榎”号驱逐舰长。

1926年11月1日，藤田类太郎被调任吴镇守府司令部附，一个月以后被外派，出任第2号驱逐舰长，翌年1月20日，又兼任第8号驱逐舰长，此后又相继出任“董”号驱逐舰长、第17号驱逐舰长、“夕凪”号驱逐舰长。

1928年12月10日，藤田类太郎晋升海军中佐后，又相继担任“岛风”号驱逐舰长、“敷波”号驱逐舰长、第28dg司令官、第27dg司令官、第29dg司令官，1933年11月15日晋升海军大佐后，又出任“第20dg司令官”。

1935年11月15日，藤田类太郎又出任“阿武隈”号轻巡洋舰舰长、“妙高”号重巡洋舰长，并在“妙高”舰长任内迎来了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该舰以“妙高山”命名，满载排水量为15933吨，舰长203.76米，舰宽20.73米，吃水深度6.37米，航速33.5节，可搭载2架水上飞机，乘员为891人。

1938年4月25日，藤田类太郎被调任“扶桑”号战列舰舰长，该舰全长205米，舰宽28,65米，满载排水量38536吨，航速24.7节，可搭载3架舰载机，乘员为1447人。

1938年11月5日，藤田类太郎被调任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部附，11月15日出任横须贺镇守府海兵团长，负责横须贺军港的警备与防御任务。

1939年11月15日，藤田类太郎被晋升海军少将，并被调入海军军令部任职，1940年5月1日出任第3Sd司令官，1941年9月1日又转任第11Sf司令官，1942年6月20日被调任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部附。

1942年7月14日，藤田类太郎被外派出任父岛方面特别根据地队司令官，任内于1943年5月1日晋升海军中将，该队符号为“父岛方面aBg”，负责莱城及附近一带的警备与防御任务，在藤田类太郎上任之前，父岛方面特别根据地队的前身，为第七根据地队（队符号为7Bg），负责以父岛为中心的小笠原群岛中部海域，1942年6月15日被改编为父岛方面特别根据地队。

藤田类太郎

1943年9月9日，藤田类太郎被调回东京，在海军军令部待命，同年11月10日，被调到中国青岛，接替桑原虎雄少将出任青岛方面特别根据地队司令官，该队符号为“青岛方面aBg”,负责青岛市及山东周边海域的警备与防御。

青岛方面特别根据地队始建于1939年11月15日，历任司令官为大岛四郎少将、金子繁治大佐、诸方真记大佐和大衫守一大佐，该番号是以1937年攻占青岛的陆战部队第1联合特别陆战队、横须贺镇守府第1特别陆战队和佐世保镇守府第5特别陆战队为基干编成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中国方面舰队和第三遣支舰队兵力的不断收缩而减少规模，最终于1942年4月10日被撤销番号。

1942年4月20日，青岛方面特别根据地队被重新命名，该队与此前的完全不同，它是由中国方面舰队第3遣支舰队改编而来，首任司令官为桑原虎雄少将，而藤田类太郎中将为第二任，任期为1943年11月10日至1945年1月28日。

1945年1月29日，藤田类太郎被调回东京，再次在海军军令部待命，同年4月10日，被调到了中国上海，出任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部附，辅佐司令官近藤信竹大将和参谋长左近允尚正中将，中国方面舰队符号为“CSF”。（林海青蛙原创首发，抄袭搬运洗稿可耻）

1945年4月25日，藤田类太郎从上海调往香港，接替副岛大助中将出任中国方面舰队第2遣支舰队司令官，其参谋长为大熊让少将，该舰队符号为“2CF”，负责福建、广东沿海及南海海域的警备与作战，其前身为1938年2月1日编成的第五舰队，1939年11月15日被改称为第2遣支舰队，“鸟海”号重巡洋舰和“五十铃”号轻巡洋舰，曾经担任过该舰队的旗舰。

此时的第2遣支舰队，尽管还保留着番号，但其麾下可供使用的舰船，仅有数艘炮舰和海防舰等，原本该舰队所属舰船不是被调走，就是被盟军击沉，实际上已经沦落为岸上守备部队了，以统辖香港方面特别根据地队、厦门方面特别根据地队等部队为主了。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中华民国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桢奉命电告英国外交大臣，就驻香港日军受降事宜进行磋商，明确表示香港位于中国战区，理应由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受降，英军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不得进驻香港，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也致电英国首相丘吉尔，表示将安排英军接受日军在香港的投降。

1945年8月23日，蒋介石同时电告英美两个同盟国，同意让英国派代表到香港接受日军在香港的投降，同时也允许中美两国代表参加香港的受降仪式，经过充分协商，中英两国于8月29日达成协议，同意由英国海军少将夏悫（Cecil Halliday Jepson Harcourt）代表英国、中国接受日本在香港占领军的投降。

1945年9月16日，日军第二十三军兼香港占领地总督田中久一中将，在广州向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上将投降，与此同时，香港受降仪式也在香港总督府举行，藤田类太郎与香港防卫队司令官冈田梅吉少将，分别代表日本在香港的海军和陆军签署了投降书，并向出席受降仪式的夏悫等盟军代表鞠躬致歉、呈交随身佩戴的军刀，以示缴械投降。

出席受降仪式的盟军代表，主要有英国政府代表哈克尔，此人是双重身份代表，因为他既是英国政府的代表，也是中国战区的代表，彰显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认可与支持。

其他盟军代表还有：英国海军哈考将军、陆军费斯廷将军及美国陆军威廉逊上校，而时任国民革命军青年军第203师师长潘华国少将，则是以香港受降军事代表团团长兼军政部香港特派员的身份出席受降仪式的，满怀自信和自豪地与盟军受降将领们坐在一起，接受日军将领的缴械投降。

在香港、九龙投降的日军官兵，被羁押在九龙俘虏收容所，这些战俘在过了一段帐篷生活之后，开始陆续被遣返回日本，直到1946年11月12日才完成遣返。而第2遣支舰队所属在广东地区驻屯的部队，则由中国海军少将刘永浩负责接管，投降官兵于1946年5月5日遣返完毕。

藤田类太郎于1946年8月7日被转入预备役，死于1947年4月15日，曾经获得一枚功四级金鵄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