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46年秋，洛阳城笼罩在一片萧瑟中。75岁的白居易病逝于自宅，这位写下《长恨歌》《琵琶行》的“诗王”结束了他的六十年创作生涯。
消息传至长安，刚登基五个月的唐宣宗李忱悲痛难抑。
他追赠白居易为尚书右仆射，赐谥号“文”更以一首《吊白居易》道尽哀思，
诗云：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这首帝王诗，不仅成为了悼亡诗之中的绝唱，更让后人得以窥见大唐文坛“君与臣”之间那一份惺惺相惜。
白居易的诗歌旅程从困苦开启，772年，其降生于河南新郑。
在童年时期，由于战乱的波及，他颠沛流离。
在求学之时，他倾注了极大的精力，至“口舌生疮，手肘起茧”之态。
16岁那年，他凭《赋得古原草送别》这一作品声名大噪，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句诗直至如今仍被大众广为传颂。
29岁考上进士之后，白居易将“兼济天下”视为个人的理想，创作了《卖炭翁》《秦中吟》等作品这些诗作，充满讽刺意味，把社会问题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但这种较为直接的处事方式致使他多次遭受贬官。
815年，宰相武元衡遭人杀害，白居易上书请求严厉惩处凶手，却不成想因这个被安上“越职言事”的罪名随后被降职为江州司马。
此变化让他从起初的“为民请命”渐渐转变为后来的“独善其身”。
白居易在晚年时前往洛阳隐居，把自己的情感都寄托在了佛道以及诗酒这些方面。
完全没有想到，他的一首《杨柳枝词》竟然触动了新帝李忱的内心情绪。
在这首诗中“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所描绘的那株孤独的柳树，被李忱当作了诗人自己的写照。
他命令手下把永丰柳移栽到了宫中，并且传话给白居易说：“这棵树能够遇到天子，就如同你遇到了英明的君主一样。（此树得遇天子，犹卿之遇明主）”。
此时正生病的白居易深受感动，回复了一首诗说道：“一树衰残委泥土，双枝荣耀植天庭。”
此时的李忱，正是那位，曾装疯36年，以“痴傻”骗过宦官，最终逆袭登基的“小太宗”。
他特别推崇白居易的诗歌，更是将其视为未曾谋面的知己。
不过造化弄人，李忱登基仅仅五月，白居易就突然离世，二人终究未能得见一面。
《吊白居易》的珍贵，在于它不仅是帝王诗中的翘楚，更以精妙笔法将白居易的“名”与“志”融于诗中。
首联“缀玉联珠六十年”，赞其诗作如珠玉璀璨，创作生涯跨越甲子，
颔联“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巧妙嵌入白居易的名与字，既叹其如浮云漂泊，又赞其顺应天命、豁达洒脱的性情。
颈联“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点明白诗“老妪能解”的通俗性，以及跨越民族与阶层的传播力，
尾联“一度思卿一怆然”，以帝王之尊道出文人相惜的锥心之痛，真挚动人。
李忱的深情，不只限于诗文这一范畴。
在他掌管大权之时，他主动去整顿吏治，把宦官的权力给成功地压制住了，由此开创了“大中之治”，并且被后世称作“小太宗”。
另外他特别推崇文化，使得晚唐文坛绽放出了短暂但耀眼的光芒。
白居易的诗集被认真地编纂成了《白氏长庆集》，不但在国内广泛传播，还传到了日本，变成了当地贵族争着去诵读的经典之作。
《吊白居易》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打破了帝王诗歌长久以来那种固定的、模式化的框架，以更平等的状态，向文人李忱传达了敬重之意，在此处没提及白居易的官职身份，而是把焦点，集中在他的诗歌水平以及精神品格上。
这种表达手法，在大唐王朝，乃至整个古代历史进程里，都显得特别独特，并且比较少见。
更令人唏嘘的是，诗中竟然将白居易称为“诗仙”，这比后世对李白的这一称号早了数百年。
如果说不是明清文人重新评定诗坛地位，今日“诗仙”之名或许就属于白乐天了。
白居易与李忱一个乃是“惟歌生民病”之诗坛巨擘；一个却是“隐忍谋天下”之中兴之主。
二人交集虽短暂，不过却因一首诗造就了文学与历史的双重传奇。
千年后当我们再度读起“一度思卿一怆然”，依然能够触摸到大唐盛世最后的温度——那实则是一个帝王对诗人的致敬，更是一个时代对文化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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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声鼎沸的长安街头，窄巷深院里流淌着新鲜的故事，只是谁也没料到，一位老诗人的离去会让皇帝夜不能寐。白居易去世的噩耗像一阵风，穿过御苑深深的槐树，把唐宣宗的思绪搅得乱七八糟。这年头，朝堂变动频频，宫闱风雨、江湖起伏，各路人马都在打着算盘，唯独白居易，他把心留给了诗，也留给了普通百姓。这样的气氛下，一句悼亡诗从宫里流传出来，不是宣纸上冷冰冰的规矩，而是皇帝送给另一个“诗界天子”的情深，一座王朝的温度，就在那一行行字句里站了起来。
要说盛唐的“繁华”，外面人以为只是高楼大厦，长安夜不闭户。其实更曼妙的，是那个时代谁都能写诗。外交使臣挤满了麟德门，市井百姓路边吟唱新词，胡人小孩会背长恨歌，和尚也能和大官打擂台。大唐的自信，温柔中带点浪荡，就是那种不怕你来，不怕你走，生活烦闷、诗歌作伴。安史之乱早已过去，但是城市烟火下的忧愁，细水长流，没谁能躲开。一些书生在灯下苦读，也盼着有朝一日为国分忧，仿佛济世安天下是一种“正常”的人生规划。可现实嘛，总比理想拧巴那么一些。白居易三十余岁方中进士，兜兜转转官场浮沉，这种兜底的低落和自持，恰恰成就了那一首首与众不同的诗章。
大家都记得李白的飘逸、杜甫的沉郁，可白居易，他偏是别样的。拿什么与前人比？不是天生才气，也不是自小顺遂。小时候家就颠沛流离、战火飘摇，勉强让人活着，谈不上安稳。书桌前头发尽白，人生如逆旅。偏偏心还没变硬，是不是有点犯傻？其实那些书生读他的诗，会发现，他写的都是真的。他不写虚词，不故作姿态，讽政诗里有百姓家的愁苦，也有堂上的冷漠。一次次被贬，从京城到地方，无非是自信碰了钉子，良心被权力搁置，本事用错了地方，但诗，不是。
节奏变化很快。宰相死于非命，白居易上书求查，转头被贬出京。朝堂冷漠，白居易自知无法左右结局，便拿起自己的长笔，把现实写进韵脚，把词借给普通百姓。反过来看那些治世的大员，有谁比他更关心柴米油盐？哪里还有一丝文人的锐气？老了之后，他心里的牵挂彻底松动，遂依禅理、信佛法，自号香山居士。朝廷变天时，他已是两鬓苍苍，病困洛阳，像老树一样等到叶落。告别这个世界时，留给人的便只有那“文章满行人耳”。
轮到唐宣宗登基。这位新皇不比寻常，年纪已大，上台没有几分天真。他懂诗，也懂权力。和许多前朝帝王不同，唐宣宗没有自以为是地抬高自己，反倒欣赏那些民间来的声音。说起来唐宣宗和白居易，也算陌生知己一个坐在龙椅上体察万象，一个游走官场写尽沧桑。同样的旧唐书，新唐书，两人故事依稀相互映衬。唐宣宗喜欢白居易的诗，并不因其文采，更因那一股子实意。宫里的人背《长恨歌》，市井百姓唱《琵琶行》。宣宗的世界，天子与诗人，既远又近。这不像是传统意义上的知音，却有种莫名的惺惺相惜。
奇怪的是，这首悼亡诗的分量反倒重了。皇帝给大臣写诗，本是应景之举。可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有点儿不舍。不是敷衍，也不是陪衬，像是一位老朋友的倾诉。“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既入骨、又平白，看似随手，实则言有尽，意无穷。小孩会吟唱，胡人能和。这样的日常细节，反衬了诗人在民间的分量。不是“高高在上”的钦定，而是一种流动着的归属。“一度思卿一怆然”，句尾收起哀思，藏不住感慨。诗读罢，仿佛看到那个繁花盛开的旧时长安，既厚重也轻盈。
由上观之，白居易以普通百姓的目光写诗，正是大唐文化底气里最温柔的部分。他的成功，不在才华横溢，而在能把景换成情。唐诗是书写，也是安慰，是那个动荡世道中彼此温柔相待的见证。皇帝所叹之“文章满行人耳”，哪里是普通的诗名，其实是认可诗歌能穿越时代、跨越身份，成为全民的精神粮食。几百年后，当后人复诵这些诗，或许已经忘记诗人的窘困与荣耀，但那种坦荡温厚的情怀却能一代代传下来。
有些人盛唐是大气与开放的代名词，那些诗篇高山仰止，可白居易恰恰以平易近人打开另一个角度。他不装腔、不故作清高，而是把目光投到弱者、老百姓身上。对于后人的影响，无需雕琢。可以如果盛唐诗歌是条江河，李白是浪花奔腾、杜甫是波涛暗涌，那么白居易就是河水静流，包裹泥土。没有他，这条大河只怕少了点温度，少了种生活的光芒。
再看唐宣宗，他的悼诗倒像是一面镜子。权力与文化、个人与时代，彼此映照。白居易已逝，诗歌犹存。唐宣宗用诗作寄托哀思，也是他自己的孤独与不舍。那些身居高位者，看似无情，其实也在意失去的人与事。悼诗里的惜别，既是对白居易的缅怀，也是唐宣宗自我情绪的出口。就像盛世余晖里那一抹柔光，不耀眼，却温暖。两个人在诗歌空间里完成一次真正的会面，也让旁观之人嗅到了唐代最后的那个温柔时刻。
有意思的转折在于，正当盛唐歌舞升平，人们总以为繁华不会终结。可是，动乱、变故、短暂的安宁，层层叠加，连王朝的尾声都写得极具诗意。白居易看破红尘，唐宣宗依然为长生苦苦追索，终究免不了一死。政治与艺术，现实和理想，既分割又交融。甚至诗人与帝王，在生命终点，居然有了同样的不安与寄托。世事无常，写到这里，不觉莞尔。
几百年后，长安归空，诗人姓名早已风化在碑石。可《长恨歌》、《琵琶行》、《吊白居易》，这些词句还在流淌，普通人的日常里总见得唐诗的影子。以一首悼亡诗，小至一人哀怀，大至一个时代的温情，这是大唐留给后人的不灭印章。白居易的温和与执拗，唐宣宗的坦率与孤独，全都印在字里行间，不需要更多修辞。
很多时候，人们渴望盛世，钟意名士，却仍得回归质朴那些穿透千秋的诗句，是来自人心最柔软的部分。白居易的存在，证明了一个诗人可以温暖一代人，甚至让一国之君低头哀思。唐宣宗这一首悼亡诗，是他与白居易，也是他与自己的和解与告别。这才是盛唐精神里最珍贵的一笔。
追问盛唐已无意义，再去小心翼翼地分析诗句，不如记住人世间的繁华，终究会过去。而温厚、真诚、懂得悲悯的人和诗，才是活得最久的风景。这才是真实的遗产，也是一个大国气度下的深情。
白居易已归尘土，他的诗流传下来，活在每个人的嘴边。大唐不死，只要还有人愿意唱歌、写诗、为苦难之人落泪。谁还不懂这个道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