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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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2月,返省视察的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在长沙参加完会议,马上提出首先要去湘潭县。

1927年1月4日,毛泽东就动了身,沿着熟悉的道路奔向了家乡……

在此大革命蓬勃兴起之际,肩负天下重任、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没有省亲的时间。

何况父母在几年前都已仙逝,家里的两个弟弟毛泽民、毛泽覃也出来参加了党的工作,妻子和儿子都在武汉,故乡此时并没有直系亲属。

毛泽东却要赶回湘潭县,特别是自己的老家韶山冲,主要目的并非探亲访友,而是要看看自己在此点燃的农民运动之火究竟产生了什么结果。

正是在两年多以前,即1924年12月,中共中央正准备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夕,担任中央秘书兼组织部长的毛泽东因工作过度劳累,向中共中央负责人请了长假,带着杨开慧和孩子离开了上海闸北区三曾里的中央机关秘密住所,返回了湖南老家。

那时的长沙,一片黑暗和沉寂。

在地方军阀赵恒惕的统治下,任何”过激”的言论都在查禁之列,就是国民党的活动也被严格禁止,书斋里传来的只是那朗读四书五经的抑扬顿挫之声。

赵恒惕

毛泽东夫妇带着孩子从武汉到了长沙后,倒是没有引起什么人注意。

1925年1月,这对夫妻带着毛岸英、毛岸青两个男孩到了板仓的杨老太太家中,毛泽东先拜见这位现时的岳母和过去的师母,一家人欢欢乐乐地过了旧历年。

2月6日,毛泽东夫妇带着两个男孩,又回到韶山老家。

出了湘潭县城后,回乡还有90里山路,两个挑夫为他们挑着沉重的竹箱子,一乘小轿上坐着杨开慧和才两岁多的岸青。

穿着一身布棉长袍的毛泽东则牵着4岁的岸英,在路上走着。

在外人看来,这位离乡几年的”润之先生”大概是带着大笔财物衣锦还乡了。

其实,这是”孔夫子搬家”,竹箱子里面装的是一百多斤书。

老家的景色依旧,乡亲们仍然贫苦万分。

毛泽东住进南岸的故居里,一面养病,一面走亲访友。

他看了一些”长衫”人物,如过去的老师李漱清,老学者毛简臣,开明士绅庞坦直等。

以毛泽东在外面已当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这样的”大官”身份,能登门去看他们,已经使这些人感到荣幸万分,昔日的老师都连说”不敢当!不敢当!”

令乡亲们尤其感动的是,毛泽东还去看了一些穷亲戚和长工、佃户家。

他特别看望堂弟毛泽连一家,并送去一点钱。

毛泽连

对于毛泽连的父亲、自己的二叔,毛泽东从懂事起就有一种替父亲负疚的心理。

记得当初父亲毛顺生为了发财,乘二弟家生活困难之际,不顾母亲和自己坚决反对,竟买下了人家的田地,搞得毛泽连一家几乎贫无立锥之地,吃不上饭,靠着母亲和其他亲戚偷偷接济才勉强活了下去。

这件事对少年毛泽东刺激极大,与他后来离家出走并搞革命有重大关系。

湖南解放后,毛泽东提到家乡的亲人时第一个就点到堂弟毛泽连,并要当地军政机关帮助把他送到北京,自己花钱为他治病,以后还长年定期向毛泽连家寄钱。

毛泽东在北京见到毛泽连时说过:正是我父亲为发财不顾骨肉之情,趁二叔困难买下你家赖以生活的7亩田,才使我认清只有改造社会,才能杜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寻找一条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

这次回韶山,毛泽东还无力解救像毛泽连这样的”穷苦农民”,只能送一点钱多少解一点燃眉之急。

严格讲来,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还只是个富裕农民,无非是为人刻薄一点,就使自己的亲属受到这样的不幸。

看一下韶山,看一下湖南,再环顾一下全中国,受地主豪绅残酷压榨的穷苦农民甚于毛泽连一家者,更是数以亿万计!

毛泽东的家庭不是佃农,不租别人的地种,全家人在自己参加劳动之外还雇工,并没有受过什么地主的压迫。

可是他从少年起就亲眼目睹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惨景。

特别是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惯例,佃农每年收获时都要向地主交纳相当于田里产量一半的租子,逼租逼债时的残酷压榨,使毛泽东从小就产生了同情广大受苦的农民大众的心情。

毛泽东这次回故乡时,还特别向家里交待了有关财物的事,说明凡是我们过去欠别人的,都要还清;别人欠我们的,就此算了。

其实以毛泽东过去还算殷实的家境而言,当然没有什么欠款,只在外面有债可讨。

此次毛家传出话去,过去凡是乡邻欠的钱,都一笔勾销。

回乡的毛泽东走访看望穷苦乡亲的消息传开,许多人都登门去毛家。

在池塘对面的老屋里,毛泽东每日都接待来访者,与他们谈家常,谈时事,特别关心当地的土地状况和农民生活。

这时经常到他家的几个人,是毛福轩、毛新枚、钟志申、李耿侯、庞叔侃。

毛福轩过去是本乡农民,后来到安源煤矿做工,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此时回到家乡。

毛福轩

可以说,除了毛泽东兄弟外,他是韶山最早的共产党员。

这次毛泽东回乡,依靠的最主要的帮手就是他。

毛新枚是贫苦的知识分子,钟志申是毛泽东过去的小学同学,李、庞二人是小学教员。

严格讲来,他们都不是主要以种田为生的农民,却在农村生活,最了解当地情况,同时又有一定知识。

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动农民的干部,恰恰大都不是农民,而是这样的贫苦知识分子。

因为若真是终日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理解先进理论并进行宣传组织反倒要困难得多。

毛泽东回乡一个月后,正是依靠毛福轩和毛新枚、钟志申等几个人,组织起第一个秘密农民协会。

为了让广大农民参加协会,毛泽东又让杨开慧以”毛家媳妇”的身份出面,利用毛家祠堂开办农民夜校。

毛泽东和杨开慧

由杨开慧和秘密农民协会的李耿侯等人当教员,在教农民学珠算、识字这些用得着的基本知识的同时,也讲革命道理。

为了让农民听得懂,毛泽东经常去夜校察看。

因自己的妻子出身城市大户人家,是湖南学界名流杨昌济的女儿,过去较少接触农民,毛泽东就特别叮嘱道:

“夜校讲课要通俗易懂,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这样农民才明白。”

在毛家祠堂的夜校带动下,当地很快开办起二十多所夜校,其场所很快就发展成农民协会的会址。

为了有效地领导农民运动,毛泽东还和毛福轩一起介绍毛新枚、李耿侯、钟志申、庞叔侃入党。

6月中旬的一天,在毛家楼上,秘密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毛泽东亲自领着他们宣读誓词:

“牺牲个人,服从组织;阶级斗争,遵守党纪;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这是韶山第一个党支部,也可以说是湖南农村的第一个党支部,农村革命的星星之火,就此点燃起来。

革命年代人们常说,共产党员好比种子,到了那里马上要生根发芽并长出枝叶。

以毛福轩为书记的韶山党支部成立后,马上又向本乡和周围发展党员。

到了这年年底,就有了近百名党员。

后人看来,这是个不大的数目。

须知,当时湖南全省党员数字只有几百人,全国党员数字只有几千。

发展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开展斗争。

当时国内发生了反帝的”五卅运动”,韶山党支部马上打出反帝雪耻的旗帜,到湘潭等地宣传,还组织纠察队设卡,查禁日货、英货。

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国民党分部,吸收了一些进步人士参加,实际由共产党人掌握。

当年8月间秋收,因遇大旱收成不好,地主仍坚持收租并囤积稻谷。

根据毛泽东的布置,中共韶山党支部马上发动农民协会的成员,组织群众拖欠租谷,并聚众阻止地主把谷子运走。

当时豪绅武装团防局组织人强行送谷子出乡,毛泽东就要毛福轩动员起数百农民拦路阻截,团丁们见农民人多势大,只好让步,并把谷子以平价卖给农民。

韶山的地主豪绅和团防局吃了这么一个大亏,立即警觉起来。

过去他们对毛泽东还乡并未在意,此时团防局长成胥生向省政府写了报告,声称这位”过激党”领导人回乡”聚众闹事”。

湖南省长赵恒惕接到密报后,马上电令湘潭团防局派兵逮捕毛泽东并予以处决。

事有凑巧,8月28日当天正好是过去敬仰毛泽东且有交情的郭麓宾在县政府值班,他看到县长的办公桌上有一封打开的电报。

唐生智网开一面,农运勃兴湖南

过去仔细一瞧,他不禁大惊:原来上面写着:

“立即逮捕毛泽东,就地正法。”

郭麓宾表面上不露声色,退出县长办公室立即找到自己在县政府当伙夫的侄儿郭士奎,让他速去送一封信。信上写道:

“泽东兄,事急,省里密电拿你,务希在今晚离开韶山。”

此时,毛泽东正在距韶山不远的谭家冲开会,是毛泽民在老家的夫人王淑兰接到信并火速通知了此事。

多年后她回忆说:

“那天下午,泽东同志在谭家冲开会,县里郭麓宾派人送信来到家里,派来的人是竹山湾张满姑的崽,姓郭。送来信后,家里就派人到谭家冲喊了他。他接到信,又用开水泡点饭吃,轿子是我给他请的。泽东同志先给他们讲好,抬的谁?抬的郎中。送轿子的人,只一天一夜就回来了。团防局隔了几天才来捉泽东同志,因泽东同志没在家,只开了些钱就了事。”

当时腐败的地方军阀统治下的政府,办事效率就是如此低下。

毛泽东于8月30日赶到长沙,找到中共湘区委员会的秘密机关,见到了两年前来此接任自己书记职务的李维汉,以及自己的老朋友郭亮。

他们都庆幸此次脱险,毛泽东则讲述了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的情况和经验,并叮嘱说:

“以后区委应多派优秀同志到农村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和发展国民党组织。”

在长沙只住了几天,因当局正在捉拿,中共湘区委员会安排毛泽东速去广州,由郭亮派人护送。

就在这几天短暂逗留期间,毛泽东又抽空到青年时代经常游泳的橘子洲头,望着那滔滔江水,诗兴大发,回来即写下了后来著名于世的《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随后,毛泽东去了广州,在国民政府内担任了要职。

当时政府主席汪精卫兼宣传部长,因事务繁忙,让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

人虽离开了韶山,毛泽东仍时时心系那里的乡亲和农民协会,于1925年12月底在广州还写信给韶山的中共秘密党支部,送去农民协会章程。

在韶山支部的努力下,当地农民扩大为湘潭县农会。

1926年春天,因湖南发生了倾向广州国民政府的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与省长赵恒惕的争斗,农民协会趁机公开活动,并支持唐生智。

唐生智原来是个在南北两方之间看风使舵的小军阀,占据衡阳一带。

唐生智

手下有何键、李品仙、刘兴这三个旅长,都是他保定军校的同学。

他为了夺省长赵恒惕的位置,秘密允许国民党活动。

其实当时是中共湘区区委在湖南各地帮助建立了国民党组织,通过国共合作的国民党这个组织形式以及公团联合会、省工团联合会、学联等合法团体,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了反对帝主义,反对北洋军阀及其走狗赵恒惕的革命斗争。

湖南各界斗争的高涨,加速了湖南北洋军阀的分化,使当时湘军中最大实力派唐生智渐渐靠近革命阵营。

唐生智是湖南东安人,字孟潇,是保定军校步科第一期毕业生。

毕业后分配到湖南军队中,十年间由排长、连长一直升到师长。

由于受赵恒惕压制,1926年2月唐生智密派代表与广州国民政府接洽,建立了初步联系。

根据当时的形势,中共湘区区委制定了利用矛盾建立反赵联合战线的正确策略。

1925年年底,区委派夏曦到衡阳与唐生智联络。

1926年1月,又派王基永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名义去衡阳,向唐生智提出了七项最低革命条件,唐基本赞同。

1926年4月唐生智率领全师正式宣布集体加入国民党,归附广州国民政府,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并欢迎北伐军入湘,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就这样从湘南打响。

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广东的北伐军在唐生智的配合下,顺利地攻占长沙。

北伐军进入长沙以后,中共湘区区委开始公开活动。

区委书记李维汉不待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结束,便匆匆从上海赶回长沙。

8月6日和29日,中共湘区区委根据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精神和湖南当前的形势,两次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公布政见,强调湖南省新政府应该维护民众利益,革命军必须与民众结合。

号召全省民众结成工、农、商、学各界大联盟,召开乡民会议、县民会议、省民会议,为召集全国的国民会议,接收政权作准备。

宣言还提出了停止预征钱粮废止陋规苛税,没收逆产,铲除贪官污吏,限制高利贷,制定工人最低工资及农民最高田租的限额,保护人民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等民主政纲。

唐生智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当时对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一副极其热情的样子。

当中共中央的军事部长张国焘到他那里去联络时,他开口就说:

“我的军队你完全可以指挥!”

唐生智为了巩固自己在湖南的统治地位,北伐之初对湖南的工农运动也持赞同态度。

在这段时期内,唐生智几次向李维汉、夏曦表示:

“湖南省工农运动的经费可由省政府给予补助。”

那时的共产党人对国民党还自愿处于帮手地位,不想在朝而想在野。

唐生智却拿出旧军阀的那套办法,悄悄对李维汉等人说,省内有几个很肥的县长之缺,可以给你们选择的” CP 同志”(那时对共产党员通常用英文字母简称)。

中共湘区区委虽一再谢绝,唐生智还是强派几名共产党员去当县长,这正好给开展当地的工农运动提供了方便。

唐生智这些表现当然不是出于真心,他的部队虽打起国民党旗号,其实也不真正信仰三民主义。

唐生智养了一个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姓顾的酒肉和尚,让部下都称其为”顾老师”,由他给全军摩顶受戒为佛教徒,以佛经为维系内部的思想武器。

在1926年秋天的北伐战争中,被誉为”铁军”的广东第四军和自称”钢军”的广西第七军在湖南与北洋军打硬仗,唐生智却利用旧关系乘别人打仗之机跟在旁边收编被击溃的旧湘军和北军残部,兵力由1万多人一下子膨胀到10万人,番号也扩大为四个军,由他手下的四员干将何键、李品仙、刘兴、叶琪分别任军长。

唐生智不仅成了湖南王,湖北很大一部分也成了他的势力范围。

此时,在南方国民党内部,在军事实力上能与唐生智抗衡的只有蒋介石。

这个被”顾老师”预言日后能得天下的唐生智,于是一心反蒋并想取北伐军总司令之职而代之。

为了壮大力量,他到了武汉后,又想拉共产党帮助他反蒋。

这个身为北伐军西路军总指挥的上将大员,竟然背着左右单独找到中共中央机关负责人,显得非常郑重地说:”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做一个党员。”

这样一个人居然申请入党,只是令中共中央吃惊,除了勉励他要努力进步外自然不便批准。

不管唐生智的动机如何,在北伐初期他允许共产党在其属下地区开展革命活动。

毛泽东点燃的那把农民运动之火,就迅速在全省形成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