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上饶市广丰县与福建省浦城县、武夷山市的交界之处，有一座海拔达 1534.6 米的雄伟高山，它山形恰似铜钹，故而得名铜钹山。这座山，宛如一部厚重的历史巨著，承载着千年的沧桑变迁，自唐末起，它便一直是农民起义的重要据点，也因此被历代封建朝廷明令封禁，获得了“封禁山”这一特殊的称号。
追溯封禁山的民间传说，其源头可至唐朝。那时，上饶市被称为信州，铜钹山亦称作铜塘山。在安史之乱前，多数藩镇在相互妥协中维持着唐王朝的表面运转，然而安史之乱后，藩镇与唐王朝的关系急转直下。尽管唐宣宗曾让大唐短暂地回光返照，但危机的种子早已深深埋下，无法避免。
此时的唐王朝，威信一落千丈，宦官专权横行，政治腐败不堪，整个社会千疮百孔，百姓们在苦难中挣扎，生活困苦至极。在这样的环境下，农民起义如星星之火，在百姓的哭泣声中悄然生根发芽。公元 875 年，黄巢起义爆发，农民起义军的队伍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庞大。
在接下来的近十年里，几十万起义军如猛虎下山，横扫了大片国土。他们南下渡过长江，一路攻取虚州、吉州、饶州，气势汹汹地直奔信州、福州。那年夏天，酷热难耐，信州的饶知府却毫无危机意识，只顾带着随从前往铜塘山庄避暑。更过分的是，他竟惦记上了铜塘山区的美女，差人邀请铜塘地区十八至二十二岁的少女来山庄一同赏景沐浴，还假借为皇上选美入宫的名义，实则为自己选妾，这所谓的“选”，与强抢无异。
铜塘山深处有一户叶姓猎户人家，正准备嫁女儿。叶猎户一早外出打猎，想为女儿出嫁博个好彩头。归家时，却发现女儿已被知府派来的人抢走了。原来，叶猎户的老伴将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不料新郎还未上门，就有两个穿着府衙服饰的陌生人闯了进来，声称奉信州饶知府之命来给皇上选美女。叶家人不肯听从，那两人便将叶家的儿子打伤在地，强行带走了叶家女儿。
正当叶猎户准备出门寻找女儿下落时，外面传来邻居惊慌的喊叫声：“不好啦！官府又来啦！”叶猎户怒发冲冠，挥刀向前。就在他与来人搏斗且占据上风之时，听到了女儿大喊：“爹爹，住手！”原来，女儿被官府的人抓走后，遇到了黄巢起义军。尽管叶猎户不知道黄巢是何人，但仍感激他们救了女儿。
黄巢起义军刚打过长江，正从信州直奔福州，铜钹山是他们去福州的必经之路。在探路时，他们遇上了强抢民女的事。农民出身、饱受官府压迫的起义军岂能坐视不管？于是，他们利用铜钹山作为据点，将周围的农民和猎户都发动起来，准备共同应对官府的反击。
奇怪的是，不知是饶知府惧怕黄巢起义军，还是有其他原因，官府未曾派出一兵一卒，一切看似风平浪静。但起义军终究要往福州去，临走时，他们嘱咐山民们千万不要离开铜钹山，希望借着天险和对山林的熟悉，让山民们逃过一劫。
山民们团结一致，抱团过了一段太平日子。期间，官府一直不敢前来，山民们射猎、垦荒，山中岁月一如往常。直到有一天，叶猎户发现官兵们抬着一块大石头到了山顶，临走前还在石头上贴了一张纸。凑近一看，才明白原来从今天起，官府将以石头为界限，将靠里面的山区封闭起来，从江山岭往里便属封禁范围，不得居家行走，不得开垦围猎。
原来，信州官府早知道黄巢起义军和当地山民联合起来了，但又不愿正面作战，便对铜钹山区实行封禁，企图彻底封杀铜钹山区的农民运动。这一封禁，可把当地老百姓坑苦了，不仅出行不便，很多久居的山里人家都要外迁安家。叶老家也不例外，临迁的那天，叶猎户对儿子们说：“不管哪朝哪代，叶家一定要搬回来。”
漫长岁月如白驹过隙，叶家在百代之后出了一名大力士。他将界石挪动一定的距离后，悄悄搬回了“祖宅”，实现了祖先的愿望。而在唐朝末期，铜钹山开始封禁后，历代皆被封建朝廷明令封禁，“封禁山”的称号也由此而来。
明清时期，封建王朝为了维护统治，沿袭了封禁旧制。明王朝为了控制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对易于藏盗的山区施行封禁。铜钹山地势险峻，交通闭塞，有“岩峒溪壑之阻”，又有“擅铅矿材木之饶”，且闽浙赣三省“本自秦越，不相为谋”，素为“盗所垂涎”，是明清时期出了名的“盗薮”。
明正统十四年（1449），处州矿徒叶宗留等率众叛乱，对福建、浙江、江西三省毗邻的州县进行劫掠。虽然官军推行“剿抚并用”平定了叛乱，但铜钹山的地势让官府忌惮不已。当时的户部尚书金濂和福建、浙江、江西的大臣一致认为，对以铜钹山为中心的山区“悉加封禁”有利于三省边界的安定。于是，以铜钹山为中心，包括江西上饶、永丰、铅山和福建建宁府浦城、崇安诸县的临界山区都被封禁了。其间，虽然有商人多次提议开发山区的矿石，但遭到了明政府的明确拒绝。
清政府上台后，因地方局势不稳，沿袭旧制，对铜钹山区“照例封禁”。清顺治九年（1652），统治者动了开发铜钹山区的心思，命江西巡抚蔡士英奉旨调查，察看山区是否“出产木植”。蔡巡抚认为，开禁后官府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统治，山里虽然有不少树，但没有“栋梁之材”，经济价值不大。
反而是开发后，容易聚集流民，引起叛乱。更重要的是，铜钹山所在的赣东北地区仍有抗清势力，万一他们进入铜钹山区，将会对朝廷造成麻烦。在奉旨调查的第二年四月，蔡巡抚上书建议沿袭旧例，顺治帝表示赞同，还特意批示：“采木有害无利，以后不许妄请。”这条批示让清朝的继任者们反对弛禁有了足够的理由。
然而，据《清实录》记载，清王朝对铜钹山的封禁规定只是徒有其文罢了。顺治八年（1651）及其之后的数年内，常有武装势力流窜于江西饶、信二郡之间，这些流民常常潜入铜钹山，以其作为据点，四处劫掠，与清兵进行对峙。康熙十三年（1674），“三藩之乱”爆发，不少清兵自顾不暇，信州有不少县的官府不断易手，盗贼四起，前者甫平，后者复乱，今日败走，明日重来，哪有人有工夫管什么封禁。
“三藩之乱”直至康熙十八年（1679）才结束，铜钹山在这五六年间，一直有棚民居住。当时的广信府知府曹鼎望认为铜钹山区实属险要之区，必须派汛兵进行驻守。但由于历经数年战乱，铜钹山区毗邻的三个省份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无人有余力管理铜钹山区，山区仍是明面上封禁，实际上无人管辖。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随着政治上的安定，全国的人口逐渐增加。为了寻找生存空间、提高经济效益，清政府内又有人盯上了铜钹山。1724 年，两江总督查弼纳向雍正帝进言，请求向江西广信府境内的封禁山移驻官兵，安插棚民，并表示如果遭到抵抗将全力清剿封禁山中的盗匪。可雍正帝不同意他的进言。
此后，希望在封禁山内安插棚民、采铜采木的声音一直不曾断绝，但认为封禁有利于地方治安的声音始终占据上风，政府唯恐开禁后生出事端，秉持着“照旧例封禁”的观念。雍正十二年（1734），时任福建崇安县知县刘埥两次前往铜塘山，写成了《会勘封禁山纪事》一文，详细描述了铜塘山的封禁措施及山内情形：封禁范围以铜塘山为中心，方圆三百余里，大部分在江西境内；设隘口六处，有兵士驻守，三处在上饶县，三处在广丰县，福建境内不设隘口。
刘埥报称，封禁隘口虽有汛兵把守，限制山外穷民入山，但对于那些采药穷民，汛兵多“知其无他意而不深问”，默认他们自由出入，甚至允许携带短刀、小枪等利器。清代中叶，地方的人口数量越来越多，不少地方官努力为贫民寻找生存空间，封禁山区解封的声音越来越大。
朝廷未曾解禁，但当地官府对封禁山区的管理越发松动，封禁界内出现了不少耕地，上饶县封禁隘口之内的山林已多被开垦，甚至在“封禁之腹心”地区，也开有几亩田地。朝廷多次下达“永行封禁”之策，新建营房、立封禁碑、加固封禁界，将封禁区内的棚民迁出，增加巡查力度，但仍屡禁不止。乾隆至道光的百余年里，清政府不断强化对铜钹山的封禁，但无论是增派人手还是改变制度，最后都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所谓“封禁”逐渐成为一纸空文。
清朝末年，又一场农民起义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太平军开始数次劫掠福建、浙江、江西一带，同治五年（1866）春，各地的太平军陆续被镇压了，但福建省崇安县发生了“斋匪”叛乱，轰动一时。为了抓住四处流窜的“斋匪”，上饶、广丰二县知县和朝廷的人一同深入禁山，虽然并没有发现斋匪的痕迹，只发现了在山间耕种的棚民，但官府的人仍是下令让这些棚民离开封禁区，惹得棚民们哭泣不止。
清政府逐渐意识到强行封禁已无实际意义，但是封禁是沿袭已久的政策，着实不敢轻易放开。据同治《广信府志》载，当时知府钟世桢、广丰县知县王恩溥等人，先后入封禁山查勘，发现封禁山区已开发得有模有样，上饶县内共有棚民 561 户，广丰县内有 244 户，这些棚民在此安居乐业。
最终，经过多次商议，清廷顺应了民意，封禁山开始解禁。随后对铜钹山内已开垦的田地进行丈量升科，对禁山内的棚民挨户发牌、编入保甲，以防匪类混迹其间，封禁区的棚民的各项利益逐渐合法化，治安和律法逐渐健全，不似之前封禁时的无人管辖、关系混乱。
如今，铜钹山已焕发出新的生机。它是国家级森林公园，自然生态环境十分完好，景区森林覆盖率达 98%以上。坐拥三万多亩原始森林，毛竹林十万多亩，分布着千余种野生高等植物，大片国家一级名贵树红豆杉遍布其中，香榧、香樟、柳松、银杏、厚朴、木莲等植物中大多为清代所植，至今已有一、二百年历史，十分高大，郁郁葱葱。
在民间传说中，信州知府特意去铜塘山区避暑，其实也是有原因的。铜钹山在夏季的较地面温差低于十五摄氏度，至今仍是避暑胜地。铜钹山内的物种资源也很丰富，兽类和两栖爬行动物遍布其中，国家重点和省重点保护动物也有三十多种。
封禁千年不仅无损铜钹山的美，更是让铜钹山拥有了丰富的自然资源，让铜钹山的美得以延续千年。它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吸引着无数人前来探寻它的奥秘，感受它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