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城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举水、巴水纵贯全境，松子关、长岭关等隘口控扼南北交通，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挥师西征，麻城因其“控楚豫之咽喉，通江淮之脉”的地理重要性，成为太平军与清军的首个交锋要地。
1853年6月，太平军将领洪秀全部自河南商城南下，经松子关突袭麻城西南部商业重镇宋埠。宋埠位于举水西岸，素有“小汉口”之称，是鄂东地区的粮食转运枢纽。知县姚国振仓促招募河南乡勇二百余人，于县城与宋埠之间的中馆驿设防。中馆驿地处平原，无险可守，太平军以绝对优势击溃清军，姚国振战死，县衙焚毁。
太平军占领宋埠后，立即分兵驻守宋埠、中馆驿，沿举水修筑防御工事，“沿河筑垒，旌旗相望”（《麻城县志·兵事志》）。据当地乡绅日记记载，太平军在沿岸设置瞭望孔12处，挖掘战壕3里，形成纵深防御。同时，“均田免赋”的政策宣传吸引贫苦农民响应，部分女性组成“姊妹营”，参与后勤与侦察。
松子关
太平军在宋埠停留期间（1853年6月-8月），推行初步社会改造：没收地主浮财开仓赈济，焚毁部分田契粮册。但治理缺乏长期制度支撑，8月1日，湖北布政使唐树义率1700名清军进攻宋埠，太平军因西征战略重心转移，且辎重被袭，被迫东撤至安徽境内。此次撤离后，地方秩序由地主团练与清军协防共同维持，直到太平军第二次反扑。
咸丰八年（1858年），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率数万大军自安徽霍山入麻城，开启第二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此次战役以阎家河为突破口，完成对麻城县城的全面控制。
1858年3月，陈玉成部在阎家河击溃清游击李曙堂及地方团练。阎家河位于县城东南，是通往黄州府的交通要道。太平军破城后，于县城周边修筑58座营垒，形成环形防御。据《麻城县志》记载，这些营垒“依山傍水，互为犄角”，其中以城西牛坡山、城北五脑山营垒最为坚固。
陈玉成在麻城县设立“圣库”，将地主浮财充公，分给无地农民。乘马岗地主余氏家族被抄没白银万两，布匹千匹，部分财物被运往天京。但此举引发地主武装激烈反扑——乘马岗、顺河集等地主联合组成麻城团练总局，由夏文高统领，下设13个分局，乡勇数千人。
湖广总督在麻城督战
湖广总督官文急调总兵鲍超率霆军自黄州驰援，与太平军在中馆驿展开决战。鲍超采用“长壕围困”战术，断绝城内粮道。恰值天京告急，陈玉成于5月初夜率部撤离，临行前焚毁县城西北“常平仓”（储粮5000石）、东南“社仓”（储粮3000石）及阎家河、中馆驿随军粮库，总计焚毁粮食逾万石。
清军入城后陷入“食绝三日”的绝境。据《麻城县志·兵事志》记载，霆军士兵“掘鼠罗雀而食，拆毁民房木梁煮食”，5月7日爆发哗变，右营千总张彪因克扣军粮被戕杀，哗变士兵焚烧西街商铺。湖广总督官文调运的黄州漕粮在举水上游遭太平军余部袭击，直至6月中旬才从河南运入少量粟米，缓解断粮危机。
湖广总督官文
陈玉成焚粮引发的粮荒，使麻城社会陷入全面崩溃。
鲍超下令“各营分驻乡镇，按户征粮”，霆军士兵持械闯入民宅，“掘地三尺以寻窖粮”。乘马岗地主王廷举因藏匿稻谷50石被枭首示众，顺河集贫民李三因交粮不足全家冻饿死于县衙地牢。
《过山农家记》记载，1858年夏，“四乡百姓逃亡山林，县城周边十里无人烟，田野禾稼为鸟兽食”。7月，西北乡爆发流民袭击清军粮队事件，虽被镇压，但地方秩序彻底失去控制。
战乱与粮荒导致疫病大规模流行。举水下游“浮尸阻塞，溪水臭不可闻”，霍乱、痢疾肆虐。《麻城卫生志》记载，1858年夏秋，“县城及周边日死者以千计，棺木告罄，掘万人坑瘗之”。中馆驿镇原有居民3000人，疫后仅存不足百人，“街头巷尾白骨累累”。人口锐减导致经济崩溃：战前40万亩耕地荒芜30万亩，宋埠镇百余家商铺仅存十之一二，以物易物成为主要交易方式。
清军因粮荒无力控制基层，“麻城团练总局”趁机接管地方税收，对农民“按亩加赋”，每亩田除正赋外另征团练捐三斗。罗田人王葆心在《乡兵纪略》中称：“时官军缺饷，全赖乡团接济，故团绅得以专权，生杀予夺一由己出。”麻城西南部为团练控制，东北部则成为太平军残部与捻军的活动区域，双方在阎家河、七里桥反复争夺，1858年冬福田河一战，双方死伤数千人，“田野白骨至光绪年间犹未殓尽”。
1861年2月，陈玉成联合捻军龚树德部进攻松子关。松子关位于麻城北部，地势险要，太平军采用“声东击西”战术，佯攻长岭关吸引清军主力，再集中兵力突破松子关。双方在松子关下肉搏，“枪炮声震山谷，尸积如山”（《麻城县志》）。太平军进入麻城后，在乘马岗、顺河集开展游击战，以县城为基地分兵进攻黄州、蕲州，威胁武汉。但随着安庆失守，陈玉成主力东撤，麻城再次落入清军手中。
1864年太平天国覆亡后，东捻军首领赖文光率部于1867年11月攻破麻城县城，焚毁县衙，释放囚犯，张贴“替天行道”告示，将地主财物分给贫民。清军左宗棠部驰援，与捻军在牛坡山、五脑山决战，捻军因孤军深入溃败。此次战役后，县城“县衙、文庙、书院悉毁，居民逃亡过半”，麻城元气大伤，直至清末仍未恢复。
太平军在麻城推行“乡官制度”，任命塾师周华甫为“军帅”，设立“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五级职位，在阎家河、中馆驿设“进贡公所”，百姓缴粮后获“安民凭”。经济上实施“着佃交粮”，1853年宋埠初占时规定“每亩纳粮一斗，较前少三升”，免除“浮收”“淋尖”，但后期因战事吃紧逐渐增设丁口捐、门牌捐，“富者数百千，贫者数十千”，引发民怨。
圣库制度初期严格执行，士兵每7天领50文“礼拜钱”，卒长每月可领“金一二两、银首饰数十两”买菜钱。但1858年后因战事吃紧，制度崩坏，士兵私藏财物现象普遍。
晚清团练成员
太平军焚毁孔庙、祠堂，推行拜上帝教，周华甫任军帅期间“毁祠堂、分族田”，削弱宗族势力。在蕲州设立“约士”考试，麻城部分塾师通过考试参与治理，传播《天朝田亩制度》平等理念。女性组成“姊妹营”，参与后勤与战斗，打破传统性别秩序，但高级职务仍由男性担任。
太平天国运动使麻城社会结构发生改变，地主阶级通过团练强化控制，租佃率从战前50%升至70%；农民阶级在官逼民反中积累反抗经验，为1927年黄麻起义埋下伏笔。美国学者罗威廉在《红雨》中指出，麻城军事化传统在此时期定型，暴力循环深刻塑造了地方社会。正如《麻城县志》所言：“咸丰兵燹，实为麻城近代衰落之始，亦为革命之先声。”
从1853年洪秀全部初占宋埠，到1867年赖文光部兵败牛坡山，太平天国在麻城的14年活动，揭露了平民百姓起义的无奈与悲剧。其冲击了封建土地关系，又尝试基层民主治理，但终因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反抗归于失败。半个世纪后，乘马岗、顺河集的农民再次举起革命旗帜，将太平天国未竟的理想推向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