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4月，硝烟弥漫的二战时期，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踏上了中国贵州的土地。临行前，他的同行好友曾不以为然地说道：中国这片土地只有辛勤劳作的农民和优美的诗词歌赋，却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你此番远行，恐怕只会白费功夫。然而，这位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家肩负着英国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的重任，执意要探寻战火中中国科学界的真实面貌。
在贵州湄潭这个群山环抱的小城，李约瑟发现了令他震惊的景象。他在后来的《贵州和广西的科学》一文中深情写道：在遵义以东75公里的湄潭，隐藏着中国科学的明珠——浙江大学。这里汇聚了世界顶级的气象学家竺可桢、数学巨擘陈建功和苏步青，更有原子物理领域的开拓者卢鹤绂和王淦昌。这些学者正是中国科学未来的希望。在简陋的校舍里，李约瑟如获至宝地与每位研究者促膝长谈，用密密麻麻的卡片记录下对每个人的印象。这些珍贵的笔记后来塞满了六个抽屉，其中不仅有科学家的评语，还包括对画家徐悲鸿的观察记录。经过深入考察，他由衷赞叹：这所大学堪称东方的剑桥！
这所让李约瑟惊叹的学府，八年前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1936年，浙江大学还只是一所地方性的二流院校，师资力量薄弱，校舍破败不堪。转折点出现在竺可桢的到任。这位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原本在中研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任上如鱼得水，正致力于在全国建立气象观测网络。面对教育部让他接掌浙大的任命，他最初坚决推辞：我不善也不屑逢迎上司，战事当前更令人忧心，且半年任期难见成效。但出于对家乡教育事业的责任感，他最终承诺：若对浙大有益，愿全力以赴。
竺可桢上任后立即提出三个关键条件：稳定的经费保障、完全的人事自主权和明确的半年任期。获得允诺后，这位学者出身的校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首先整顿校风，开除了只领薪水不上课的工学院院长；接着千方百计延揽人才，甚至亲自驻守上海两周，硬是从交通大学借来了物理学家胡刚复。对待性格孤傲的国学大师马一浮，他打破常规，不仅免除常规授课要求，还提供全校最好的住宿条件和专属黄包车。这种求贤若渴的态度最终打动了这位连蔡元培都请不动的大学者。
在抗战烽火中，竺可桢带领浙大师生开始了史诗般的西迁历程：1937年迁往江西泰和，1938年转至广西宜山，最终于1940年扎根贵州湄潭。令人惊叹的是，在这段颠沛流离的岁月里，浙大不仅没有衰落，反而在战火中浴火重生。物理系在汽车发动机供电的简陋实验室里坚持研究；化学系师生在破庙中用木炭炉替代酒精灯；电机系在湘江边搭建起草顶泥墙的临时实验室。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王淦昌提出了探测中微子的革命性理论，束星北开展相对论研究，贝时璋探索细胞重建奥秘——这些成果都达到了当时国际学术前沿水平。
但凡“精神分裂” 不管几年还是十几年，牢记一招，受益终身！
1944年，当李约瑟走进这些深山中的实验室时，他看到的是一群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仍坚持科学探索的中国学者。这种精神让他彻底改变了对中国科学的看法。而这一切的缔造者竺可桢，从最初勉为其难接手浙大，到最终执掌校务十三年，将一所地方院校发展为拥有7个学院27个系的顶尖学府，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他对新生提出的两个问题：来大学求什么？——求真理的思想方法；毕业后做什么人？——做服务社会的有用之才。
时光流转至21世纪，中国科技事业已今非昔比。从苏州神经科学实验室里对脑疾病的研究，到寒武纪公司研发的人工智能芯片；从沈阳的智能生产线到合肥的仿生机器人；从宁波的材料科技创新到月球观测平台的宏伟计划——中国正在多个科技领域实现突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1999年高校扩招和科研投入大幅增加以来，中国科研实力显著提升。如今在180个热点研究前沿中，中国核心论文数量已跃居世界第三，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位居第二。随着人造太阳、FAST天眼等大科学装置的建成，中国正逐步从科技追随者转变为创新引领者。
回望历史，李约瑟当年提出的李约瑟难题——为何近代科技革命未在中国发生——或许已不再重要。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书写着科技发展的新篇章，而这其中，正延续着竺可桢等前辈学者倡导的求是精神与服务理念。从湄潭山间的简陋实验室到遍布全国的研究中心，中国科技事业的蜕变见证了一个民族的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