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宋朝堂的氛围以及南宋面临的政治、军事、经济等现实困境本身而言，辛弃疾的恢复之志更多的是生于北方中原失地的北宋遗民的一种愿望。
撰文丨谢惠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宋词与唐诗一样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高峰，尤其南宋词更将宋词推向了巅峰。
辛弃疾是南宋词最重要的代表，尤其其豪放词更是独树一帜，同时其婉约词也妙笔生花。但更关键的是，辛弃疾不只文能作绝妙好词享誉文坛，而且武还能金戈铁马驰骋疆场，并始终不灭恢复之志直到身死，于是后世便对辛弃疾有了“爱国词人”的赞誉。
然而，辛弃疾一生虽有家国豪情万丈，但终究是壮志难酬的悲愤一生，因而作家远人为辛弃疾作传《挑灯看剑：辛弃疾的悲旅人生》以探究辛弃疾何以如此及其南宋官场的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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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灯看剑：辛弃疾的悲旅人生》
作 者:远人
出 版 社: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8月1日
在宋代政治史和文学史上，辛弃疾都是一位均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他不仅是学识博洽、才气磅礴的南宋词坛巨擘，也是具备多方面才智的英雄豪杰人物，文韬武略兼而有之，平生以收复失地为志业、以功业自许，却命运多舛、壮志难酬，但其始终没有动摇恢复中原的信念，即便只能将满腔激情和对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的关切、忧虑寄寓词作之中。
在辛弃疾的一生中，他的政治、军事、文学活动多与抗击金兵、收复失地有关，其文学成就以词为主，更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与苏轼并称 “苏辛”，在思想和艺术成就上都达到了宋词的新高峰。
辛弃疾出生于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即金天眷三年，字幼安，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济南市历城区）人，是不折不扣的北宋遗民之后。“绍兴”是南宋开国第一个皇帝宋高宗赵构的第二个年号，其时辛弃疾出生的山东东路济南府正属于金国的管辖范围。
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辛弃疾聚集二千余人投奔义军耿京抗金，后耿京下决心归宋并命辛弃疾南下，并于建康被宋高宗赵构召见且授职承务郎，但是返程途中得知耿京被手下张安国刺杀，于是辛弃疾率五十骑于济州擒张安国南渡归宋，成了归正人中的一员。
从绍兴三十二年南渡到开禧三年（1207）去世，辛弃疾在南宋生活了四十五年，其官职（到任实职）历经江阴军签判、建康府通判、迁司农寺簿、知滁州、江东安抚参议官、仓部郎中、江西提点刑狱、京西转运判官、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大理寺少卿、湖北转运副使、湖南转运副使、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福建提点刑狱，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知镇江府、知绍兴府兼两浙东路安抚使等，基本上都是在地方上打转，即使偶尔在京师（临安）也是在边缘职位，名副其实的人微言轻。
作为曾在北方金国治下生活过的辛弃疾而言，他自然是清楚北方中原的实际形势和民众的生活境况，遂早在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作《美芹十论》、乾道六年（1170）作《九议》上呈，但是南宋朝廷的现实情况则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干”，因而辛弃疾这两篇上书的意图根本无法且也无力得以操作和实践，自然辛弃疾的恢复之志也更难有实现的可能，并从一开始就注定会成为辛弃疾一生的遗憾。
实际上，自“绍兴北伐”失败后南宋军事的不济导致朝堂上主和之声占据主场，与陷入金国的北方宋人盼望被收复失地的希冀恰恰相反，这也是辛弃疾平生恢复之志始终不能实现的时代前提和现实矛盾：
“绍兴和议”终究无法摆脱后人眼里丧权辱国的性质，但在当时朝廷那里，很少人这么以为。以往谈到议和，朝中士大夫阶层多执反对意见，当“绍兴和议”达成之时，竟无一人反对。当时，倒不是宋朝士大夫屈服于赵构和秦桧的政治高压，而是在连年战争中体会到自身武力不足以抗金，不得不将议和视为国家获取休养生息的途径。与之相反的是，陷入金国的北方宋人，总期盼朝廷能收回故土，使自己再次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宋子民。
在南归宋室出仕后，辛弃疾作为归正人始终得不到南宋朝廷重用，一直在江西、湖北、湖南等地迁延、兜转，可以说是屡遭冷遇而难以得志，甚至还累计免官长达二十余年之久，自然也从来没有列入过朝班重臣之列。
对辛弃疾来说，南下归宋原本是渴望施展胸中抱负，却不料南归之后首先尝到的是难以言述的冷遇滋味。尤其史浩一句“中原决无豪杰，若有，何不起而亡金”，令北归人心寒，也可见归正人身份尴尬，不可能得到重用。从辛弃疾性格与行事来看，官位高低对他并不构成影响，但无情的事实是：身在南朝，又处最低官位，就意味着人微言轻，其直接后果就是他的种种意图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
这也成为辛弃疾的平生恢复之志注定不可能实现的最真实的根本困境。
基于上述原因所致，辛弃疾在南归后的整个仕途上总是屡屡成为朝堂被弹劾的众矢之的，尤其是在主政江西时平定茶商军，在湖南创建飞虎军，甚至赈济、办学等行为都无不成为其在经济上贪污腐化的“突破口”，从而成为被免官调职、去职的理由或者借口。
实际上，辛弃疾在主政江西、创建飞虎军上是否有贪污腐化的经济问题至今仍是悬案，也未见任何史乘和研究有真切而板上钉钉的证据。
从辛弃疾在湖南和江西任上的行为来看，赈济、办学、创建飞虎军无不耗资巨大。用接替辛弃疾任湖南安抚使李椿的说法，辛弃疾创建飞虎军就“已费县官缗钱四十二万”。费用虽说惊人，但李椿能说出数额，可见各项支出应属公开。因军费开支过大，就连曾为辛弃疾说过话的周必大也转而有“辛卿又竭一路民力为此举，欲自为功，且有利心焉”的责难。但无论怎样，所有奏折都说不出辛弃疾究竟如何将公财据为私有，更说不出有何具体事件，更没有数额细节。
在辛弃疾累计免官的二十余年中，他不得不退居上饶、铅山过着乡居生活，下田、种地、栽秧、插禾无一不作，若暂且将其壮志难酬的愤懑之感不计，那辛弃疾的乡居生活想来还算是恬淡而美好的。对于辛弃疾而言，如果说恢复之志是其一生的第一件大事，那么第二件大事就是填词，更关键的是其词不仅成了南宋词的巅峰，而且还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流传至今。
辛弃疾填词没有前人的诸多禁忌，其词作在内容上丰富多彩、思想深邃，在艺术形式上独具匠心，甚至据说其创作的词牌名就超过百种之多，如《青玉案》《鹧鸪天》等词牌就是辛弃疾的创新之作。
由于辛弃疾的仕途迁延且波折不断，辛弃疾自然将其愤懑、悲愤之情与长在心中的豪情壮志、家国之情（恢复之念更始终在其中）寄托于所创作的诗词之中，也将他的思想和心绪一并展露于词作之上。
图/《辛弃疾1162》剧照
辛弃疾一生作词六百二十余首，在词的创作题材上可谓无不可入词，因而不管是豪放词还是婉约词都一发不可收拾，更是将豪放词发展到了有宋以来的巅峰。
在豪放词上，辛弃疾可以气吞山河，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等；在婉约词上，辛弃疾可以温婉恬淡，如《青玉案·元夕》《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等。
可以说，辛弃疾是无心插柳却又不遗余力地在豪放词上将南宋词推到了新高峰，在豪放词史上更是无法超越的高峰。
当然，随着辛弃疾仕宦地点的不断迁徙变化，辛弃疾的交际圈和思想观念也渐渐地发生了变化，但是其恢复之志始终未曾更易，同时其思想也是儒释道三方层林浸染，更与苏东坡一样或被动或主动地将陶渊明的思想得以身体力行。
对于辛弃疾来说，值得安慰的是，在他四十多年的宦海沉游中，虽然南宋朝堂上屡屡传来弹劾他的不和谐之音，但他在朝堂上和乡野里的朋友和知音一直还在，哪伯即使只有“二三子”也好、四五个也罢。
在辛弃疾的交际圈里，如叶衡、张栻、吕祖谦、周必大、韩元吉、陈亮、朱熹、刘克庄等，不管是政见举措的认同、提携，还是相聚拜会的对谈、论说，抑或是诗词书信的唱和、往还，他们都在辛弃疾的宦游之地和乡居之地给予了他一份安慰和从容，如此也才能使其在始终不得志地到年老后还有底气说出那句“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千古名句。
图/《辛弃疾1162》剧照
辛弃疾自南渡后历经宋高宗、宋孝宗、宋光宗、宋宁宗四朝，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北伐以求恢复之志，但他大多数时候只能无奈地在纸上“谈兵”或在醉里“挑灯看剑”、梦里“吹角连营”，毕竟他人微言轻且南宋的实力也实在难堪其志。
因此，不管是悲怨孤愤也好，还是恨铁不成钢也好，辛弃疾终究是只能看着岁月一天天消磨得人非物非且直到白发生，不禁在六十花甲之年但看自己的处境、纵观形势世事后也终于心冷意懒且觉无力改变，先是生发出了“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甚矣吾衰矣）》）的苦闷和无奈，其后更是发出了“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西江月·示儿曹以家事付之》）的万世箴言。
在辛弃疾六十八年的人生里，他的仕途大多数时候都在地方兜转迁徙，基本上没有得到过朝廷的完全信任和重用，也没有真正地列班过朝臣要员，更多的是把他当作一个“消防员”在使用，但他自己的内心里始终没有改变南渡以来的恢复之志，不管是能堪大任的中青年之时还是年老病衰之时。
然而，从南宋朝堂的氛围以及南宋面临的政治、军事、经济等现实困境本身而言，辛弃疾的恢复之志更多的是生于北方中原失地的北宋遗民的一种愿望，更何况他自己官小言轻而很难触及到南宋朝廷的根本，因此最终他能做到的只有始终忠于自己充满豪情壮志的初衷并将其留在词作中，这也是他作为南宋地方官员能做到的或者说是自己可以决定的事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辛弃疾的南渡一生注定是在“醉里挑灯看剑”与“我见青山多妩媚”之间悲愤一生，更无力抗衡或者改变他的时代以及南宋王朝的命运，或许这也是他留给千年后的我们需要思考的意义以及现实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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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源于《辛弃疾1162》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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